Joy Division聊首专：七万英镑！我们一辈子都没听说过那么多钱！

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点，那就是康乐小分队从《剑桥天文学百科全书》中摘取了正确的无线电波形图，并把它放到了专辑封面上，这也让这张图片成了有史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专辑封面之一。

它不光激发了艺术和设计界对它进行从新解读，还被印在无数的周边商品和T恤上，在大街冷巷的市肆里兜销，让那些甚至都没听过康乐小分队的歌曲的人也穿上了它。

素质上来说，《未知的康乐》不光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专辑之一，同时它也是一颗文化的基石，它跨越了说话、乐趣和学科的界线，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专辑可真没有几多。

这种普遍的价格意味着十几年今后，康乐小分队的这张《未知的康乐》甚至比1979年6月刊行的时候变得加倍主要了。所以，40年今后，NME采访了乐队幸存的两位成员（遗憾的是伯纳德没空），他们讲述了专辑的降生过程，更主要的是，它为什么是永恒的。

NME：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Factory建造第一张专辑？

彼得·虎克（贝斯手）：基因唱片公司其时给了我们一份价格七万英镑的合约，我们其时愉快疯了，那可是七万英镑！我们一辈子都没据说过那么多钱！我们四小我像傻子一般捋臂张拳，我想罗伯·格雷顿也是如斯。

但同时，我们那时候也真的是傻不拉几的，我们的司理罗伯·格雷顿其时的小算盘是，若是他把我们这些呆逼从曼彻斯特带到了伦敦的大厂牌，这或者意味着他会永远失去对我们的掌握。

所以他感觉最好我们照样能跟托尼·威尔森和Factory合作，如许我们就能连结原样——踏踏实实。事实就是，我们这些人太傻了，以至于我们其时只是说“哦，那好吧”。

（笑）那可是七万英镑啊！然后就没了，我们也接管了。信任是一件很巧妙的事情，我们信任罗伯和托尼。事后来看，拒绝大厂牌的确也给我们了充沛的时间来成长，如许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做笨笨的音乐，而不必像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和性手枪那样，靠卖好多专辑来谋生。

NME：灌音的时代，伊恩·柯蒂斯心态怎么样？

彼得·虎克：我们做那张专辑的时候，是伊恩第一次癫痫大发生之后的几个月，但他在那次灌音的过程中隐藏得很好。我不记得（他的癫痫）成了什么问题，但到了《Closer》的时期，他的身体状况真的很成问题了——那时候他已经病得不轻了。

伊恩是个很严峻的人，几乎严峻到了夸张的水平。所以我和伯纳德会很乐于挑逗他，开他的打趣。然后他就会放松下来，过一会也到场我们。

斯蒂芬·莫里斯（鼓手）：伊恩和我们其他人一般，也很喜欢恶作剧，只不外水平真的不敢谄谀，不外有一说一，他笑点够低的……

NME：伊恩有没有说过他的歌词是关于什么的？

彼得·虎克：没有，事实上《未知的康乐》灌音的过程是我第一次听到伊恩的歌词，你永远无法在现场听到它们了，我们也不敢再去回首我们为RCA录制的小样版本，因为它太恐怖了。

所以当我听到伊恩唱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高傲，当你知道乐队的库存里有如许的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生一种巧妙的力量和知足感。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伊恩所打动——他的歌词、他的个性和他不幸的早逝，而这种关联就是从《未知的康乐》起头的。以前是我负责处理歌迷的来信，跟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收到一些恐怖的信件。伊恩身后，我们甚至收到过一些用血写的信。

NME：马丁·汉内特有没有做过什么过度的事，或许对你们提过什么过度的要求？

彼得·虎克：伊恩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也很尊敬马丁，想让马丁愉快，所以若是我和伯纳德起头埋怨什么，他就会说：“不不不，你得听他的，因为他可是个天才。”

马丁的确要求我们抛却了《Ice Age》如许对照弱、对照朋克的歌曲，让我们去写新歌，但也是因为如许，我们后来才有了《Candidate》、《Autosuggestion》和《From Safety To Where…?》（后背的两首最终被收录在EP《Earcom 2》里）。

其实伯纳德并不喜欢《Candidate》，他很不情愿在那首歌里弹吉他。

斯蒂芬·莫里斯：我对他要求我们做的大部门事情都没定见，唯独就是他曾经在黑胶版本的《She’s Lost Control》录制中央，在灌音室里要求我使用一个喷雾罐。

就像你在《掌握》那部片子里看到的一般，他把我关在房间里，给我一罐磁带洁净喷剂，然后让我跟着音乐的节奏按喷头。到最后，整个灌音室布满了有毒的喷雾，我想他或者是要弄死我。若是那会儿我点上一根烟，整个草莓灌音室就炸没了。

NME：所以最后一共录了多久？

彼得·虎克：我感受这张专辑一共花了三个周末，六天，这还包罗了混音的时间。当你想到它后来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的时候，这可真他妈的难以置信。

新鲜的事情就是，当你做音乐人的时间越长，你做一张专辑的时间就越长，《Waiting For The Sirens' Call》（New Order的比来一张专辑）从起头到完成花了三年的时间。

斯蒂芬·莫里斯：马丁喜欢在三更的时候做混音，因为那是你大脑最有缔造力的时候。他喜欢独处和隔离的时光，并且他那时候感受本身时日无多，所以会加倍加快，我们必需尽快完成建造。

NME：专辑封面是怎么完成的？

彼得·虎克：这张专辑封面的有趣之处在于彼得·萨维尔拿走了所有的劳绩，但其实是伯纳德在一本书里找到了谁人图像，封面的内页是罗伯做的，因为他想要用一张门的照片，我想他或者认为那很具有象征性意义，打开门一扇门就像是一个起头。

萨维尔独一的进献就是字体和封面的质感，但他却靠它吃了30年的饭！

NME：看到谁人封面图案后来显现在几乎所有器材上，是不是很新鲜？

彼得·虎克：事实上我们直到1994年才正式推出了《未知的康乐》的T恤，而在那之前，盗版T恤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卖得飞起。

我们甚至还被Haçienda俱乐部坑死了，他们在那边卖《未知的康乐》封面图案的T恤，然则从来没开过发票。后来一个税务官找到我们，我们敷陈他，我们是一支朋克乐队，我们从来不在意这种自我宣传。

但他完全不相信我们，他认为我们要么是在说谎，要么就是傻逼，最后他照样给我们开了罚单，我们不得不为没有给这件T恤的发卖申报收入而支出了一大笔钱——而那玩意基本就不是我们做的！

NME：你有没有想到《未知的康乐》反响会那么好？

斯蒂芬·莫里斯：好多时候，当我们接管采访的时候，记者会说：“哦，好吧，很显然你们建造的音乐和你们所处的惨痛情况之间有很深的共生关系。”

我们就面面相觑，然后想着：“他在说啥？共生？他究竟在说啥？”我想好多人都认为这张专辑来自于阴郁的中心，但我们真的好多次想要辩驳那种设法，只是不太凑效，真的。我们曾经兴冲冲地去买《NME杂志》，因为有工资我们写文章老是很好的，然则大部门时候我们顶多能看懂文章的前十个单词。

有时候，罗伯会对我们说：“我们要接管一个采访，对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只让伊恩来谈话就好了。”如许人们就不会意识到我们根基上是一群痴人。

NME：你们还会听这张专辑吗？

彼得·虎克：这些年来，我没有卖力听过。我想是因为伊恩的事情，我锐意忽略了它。

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不说起这张专辑，这也是New Order的行事气势。但几年前，我不得不听了它的重制版，我他妈的被它的好听水平和马丁激进的建造理念所震惊了。如今不难懂得为什么马丁昔时会对那张专辑做那些处理，然则其时真的很难弄懂。

我和伯纳德原本只是想做一张尺度的朋克专辑，想用吉他把人们的脑袋给砍掉，但马丁却把它做成了一张佳构，使得它的生命力持续了30年。

NME：你们感觉这张专辑如今的地位怎么样？

斯蒂芬·莫里斯：有一天我去一家市肆里买三明治，柜台里的家伙知道我是谁。他向我埋怨Radio 2台的节目，他说（学着一口浓烈的兰卡斯特里亚口音）：“我可不克在市肆里播放活该的康乐小分队，这会把顾客都赶走的！”

起先我有点儿不愉快，但接着我意识到这的确解说了一些问题。那张专辑是很刺耳懂的，所以谁人人还没有听进去。当我走出市肆的时候，我甚至还有点儿满意，因为我们的音乐可不是那种适合在三明治市肆里播放的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