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的下沉与民众的消费公平权利

人们习惯于认为，消费与公平之间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看来，消费才是评价社会公平的最重要指标。消费不公平，导致了社会不公平。促进消费公平，将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

乍一听，这样的主张很令人费解。因为人们更看重收入和财产的公平，至于消费，很多人都能够接受“钱多多花，钱少少花，没钱不花”的观念，好像它只是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动态地去分析，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以人们普遍推崇的“寒门出贵子”现象为例，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有教育方面的消费，那么他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和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消费的不公平导致了此后一系列不公平的发生。实现社会公平，需要从促进消费公平入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和市场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政府的职责在于促进公共消费的公平，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养老等最基础的公共消费，政府必须通过财政兜底、社会保险的方式来保障。这样一来，不管一个人的收入财产状况如何，他在生病就医、接受教育等方面都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消费，这种消费公平带来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和公共消费不同，人们的日常消费、私人消费主要由市场提供。目前，在这个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不少见，却表现得十分隐蔽。在持有“五环内”价值观的人看来，我们的消费早就进入了“高大上”的年代，今天再谈什么“物美价廉”就是LOW，就是消费降级。他们看不到“五环外”的坚硬现实：全国八成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内，半数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6万，两成最底层家庭的年收入只有1.7万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老话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消费市场，当大家都四顾茫然感觉增长乏力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理想过于“超前”所导致的。无论是大..，还是小商家，都已经习惯了用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来推论全国市场。在这种浮夸式的、自嗨式的“商风”之下，不要说农村，就连四五六线城市的客观消费需求都已经被遮蔽。

其实，一二线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收入方面，一二线城市比低线城市自然有不少的优势。但是，不断升级的房价、无底洞似的子女教育费用等等“大山”，都在不断侵吞着白领们对提升生活开支的奢望。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正在实现消费理念的理性回归，节衣缩食买奢侈品的“傻帽”越来越罕见，精打细算、够用就好不再被视为“丢人”。理念之变，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调整，这种调整无须用升级或者降级来评价。

四五六线城市的大妈们，通过手机，通过别人发出的拼团邀请，终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网购，终于以前所未有的低价买到了千里之外的“好物”，这个时候，她们到底是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们，舍弃了之前的虚浮做派，用不可思议的价格买到了一堆生活必需品，这个时候，他们到底是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既不用拿升级来褒奖，也不用拿降级来贬斥，他们所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需要被实现的消费公平而已。

所谓的消费公平，除了在公共消费中实现基本的均等，还包括在个人消费中按照消费者的意愿实现他们的消费需求。当低线城市的大妈不知道网购为何物的时候，当高线城市的白领理性消费却被浮夸舆论嘲讽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正是一种消费不公平。消除这种隐蔽的消费不公平，对消费者来说是公平权利的实现，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获得感”的普遍成就，对市场而言则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变革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