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琰先生：中国诗词，跨越时光的守望

文 / 谢琰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从生发生活中降生的。而诗词，就是文化婴儿降生时的第一声啼哭。鲁迅师长说，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或者就是“杭育杭育”（即哼唷哼唷）的劳动号子。这短短四个字，有节奏，有韵律，有复沓的技能，有感情的抒发，便凑齐了诗词的要素。

在传世文献中，《吴越春秋》卷九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被认为是最陈旧的诗词，其实它是猎人对弓箭施加的咒语。而在出土文献中，也有歌谣性质的段落，好比甲骨卜辞：

这会让人想起汉乐府里的名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相隔两千年、情境迥异的占卜师和采莲人，却都在写诗。

我们常说中国是诗国，个中一个最显着的表征就是，中国古代似乎每种人都在背诗、谈诗、念诗、作诗。我们掀开《礼记》《左传》，会发现若是不会引用几句《诗经》，的确讲不清楚事理；若是不会现场“赋”诗，巧妙应答，的确要在诸侯交际的大排场中丢尽颜面。我们再掀开《全唐诗》，从皇帝到宰相，从文臣到武将，从名诗人到无名氏，从道士到僧侣，从闺阁到市井，无处不在读诗，无人不在写诗，甚至还有零丁的一卷叫作“鬼诗”，记载了神秘莫测而又凄婉动听的作品。而平生喜爱鬼狐花妖的蒲松龄，也有“爱听秋坟鬼唱诗”的诗句。

在古代中国，诗词流传与应用的局限之广，罕有其他民族可相匹敌。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唇舌与食粮。诗词是说话产物，也是文化载体。《论语》里说：“不学诗，无以言。”这礼貌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学诗，毫不仅仅是接管审美的陶冶。在大多数时代，在大多数人群中，审美是一件奢靡的事情。诗的素质，是人生运动，起原于人生，又指导着人生。《论语》里又说：

这里的“诗”，固然特指《诗经》，但放在历代诗词身上也完全得当——诗词，会激发人的感情，会教给人常识，会供应社交的机会和能力，甚至成为表达怨刺、干涉政治、兼济世界的对象与序言。往小了说，诗会让你成为孝子、贤孙，往大了说，诗又能使你成为忠臣、栋梁。尽量你胡里胡涂什么也没学到，好歹知道了一些花花草草、虫鱼鸟兽的名字，熟悉了一堆汉字与概念，或者比你背诵字典来得快、记得牢。这就是学诗的意义。在孔子看来，学诗，学礼，学仁，是三位一体的。

到了科举时代，诗词又成了中国人的命。写一手时兴的五言诗，是入仕进阶的敲门砖。而在登堂室之后，还要靠诗词来与上级下级、左邻右舍打交道，于是敲门砖又摇身变为护身符。比及寿终正寝、垂死之际，好多人还要写《示儿诗》，写《绝笔诗》，还要叮嘱子孙生徒，为其编纂遗文并求名公巨卿作序，以传不朽，这最后的文集里，也往往包含好多的诗词，仿佛一部散碎的自传。而这时的诗词，又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墓志铭、纪德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写诗最多的人，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也不是陆游、杨万里，而是乾隆皇帝。他的四万多首诗，是要和文武百官商量林林总总的重大或无聊的问题，同时也络续地书写本身的平常生活。日理万机的帝王，尚且如斯，遑论通俗士医生。

所以，要想认识一个汗青人物的真实面容，只看汗青材料是不敷的，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也是不足的，而是要读他的诗集。从好多部诗集去看，就能看出一个时代的“诗史”。譬如把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的诗鸠合而观之，就能理出一个盛唐由盛转衰的脉络来。这脉络，不是延伸在严寒的轨制与戎行之中，而是贯穿于浩瀚生灵的履历与浩瀚心灵的呐喊深思之中。再如将元稹、白居易、韩愈、张籍、李贺的诗集浏览一过，又能够知道中唐社会诸多习惯的细节，或者比史书的记载还要正确。白居易有一首《时世妆》写其时长安妇女的梳妆：

这是何等正确的描摹，而“赭面“”椎髻“”乌膏”的化妆体式，又是何等时尚、惊艳，的确能够拿到米兰时装周上展览了！

再举一个例子，即《千家诗》。这里面收录的都是最简洁浅易的诗，然则细心考量一下，会发现编者的匠心：进修这些诗，能够学到四时景物、地区风情、时令节俗、人物故事。好比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可认识成都的地舆与交通；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斜阳斜。旧时望族堂前燕，飞入平常公民家”，既能认识金陵城，也能认识六朝贵族人物；读“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知道前人若何过春节；读“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便知道前人若何过春节；读“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便知道前人若何体察圣人心境、若何享受道义学问的康乐。以上这些诗，原本就是有雄厚意蕴的，而编者又将它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编纂起来，让孩子们追随季候转变而调整进修内容与进修状况，天然而然就学到了好多文化常识。所以说，诗词不光仅是文人诗人吟风赏月的奢靡艺术，它更主要的价格，在于用一种美丽易懂的形式，用一种亲切天然的立场，用一种无孔不入的目光和笔触，来记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诗词就是认知、进修民族文化的一扇窗口，一种捷径。

然而，若只将诗词视作有韵律的青史、有修辞的百科全书，那也是歪曲了诗词的正本面容，缩水了它的雄厚意义。若是没有文化内涵，诗词会像一个精瘦、矫情的女子；若是没有审美内涵，那诗词又会酿成一条失魂潦倒的胖大汉子。文化是诗词的营养与肌骨，而审美，则是诗词的魂魄。

正如“文化”的界说有几百种，“美”的内涵也是千差万别。西方唯美主义思潮会认为美是不实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对于古典诗词而言，美既是实用的，也应该是道德的。王国维师长《文学小言》说：

他的意思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这四个诗人哪怕一首诗都不写，他们的人格自己也足以不朽，足以成为最伟大的“诗”。如许的评价，其实源自中国诗学的“言志”传统。《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汉代人写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谈话为诗。”这两段话，依托于《尚书》《诗经》的绝对经典地位，塑造了中国诗学中的一条清规戒律，即“诗言志”。

什么是“志”？它虽然有感情的一面，但还有道德的一面。《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思正，就是观点雅正，道德得当。《论语》又说《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后来《礼记·经解》又说“温柔敦朴，诗教也”，这些和《尚书》所说的“神人以和”，事实上都是在谈经由道德浸礼之后的感情及美感。到了晋代陆机《文赋》，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这恰恰解说“诗言志”的“志”，切实在历代阐释中倾向于道德寄义，所以陆机才会再提出“诗缘情”的看法，从而显现出魏晋“文学自发”的新风貌。然而，魏晋以降，尽管倡导“缘情”、抒发“性灵”的声音不停如缕，但始终不克盖过“诗言志“”思无邪”的传统，后者始终是诗学指摘的首要尺度。无论从官方评价来看，照样从士林诗坛的节录、评点来看，抑或是从世俗社会的接管来看，历代最主要、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几乎都是具备高尚的思惟道德与人格魅力的“俊杰”“士范”，而毫不仅仅是文思泉涌、学富五车的词客妙人。是以，《诗经》里的诗人，以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大诗人，之所以被选举为古典诗词的最高代表，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光具备细腻的文辞之美，并且包含高尚的人格之美。

中国古代最好的诗词作品，往往兼具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而又以人格之美为基本。好比《诗经·小雅·采薇》，好多人都喜欢结尾一段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虽然文辞美丽，但其背后的醇厚道德与高尚心灵，则更为动听。我们且看这位戍边兵士的心绪：一方面，他络续哀叹本身“靡室靡家” “靡使归聘” “我行不来”，就是回不了家，哀叹本身“不遑启居”“不遑启处”“我戍不决”“载饥载渴”，就是不只回不了家，连接触都不是在一个处所打，而老是迁徙、转战，正所谓“万里长征人未还”啊，所以他“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忧心孔疚”，一向到诗的最后，照样在哀叹“我心酸悲，莫知我哀”。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络续诉说，之所以如斯辛劳，是因为“玁狁之故” “王事靡盬”，也就是络续以国度生死、民族大节砥砺本身，继而他又络续提醒本身“岂敢假寓”“岂不日戒，玁狁孔棘”，也就是严厉要求本身，增强鉴戒，完成义务。更可贵的是，在如许一场漫长浩荡的战争中，将军与兵士的关系，倒是如斯融洽、联结。兵士把将军比作“维常之华”，把将军的车马赞扬为“业业”“骙骙”“翼翼”，也就是高壮迅猛。为什么关系融洽呢？因为这些车马，是“正人所依，小人所腓”，也就是说，将军既率领兵士冲锋陷阵，又珍爱着兵士、维持着兵阵，上级和下级，都为了统一个高尚的方针而起劲奋斗、勤勉不已。

是以，《采薇》这首诗，既真实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魔难与伤悲，同时也显现了人类在战争中所爆发出的顽强、责任、联结、爱国等各种精良的道德品质。它既是悲痛的，又是安慰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温情的，既显现了实际的残暴，又显现了幻想的境界。最好的诗，不就应该是如许吗？当我们懂得了《采薇》中所包含的醇厚道德、高尚心灵，再回过甚吟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许就会流下别样的打动的泪水，而不光是陷溺于文辞的美妙、意境的清丽。同样事理，我们读《诗经·国风》里的讪笑篇章与恋爱咏叹，读屈原的“上下求索”与“受命不迁”，读杜甫的纪乱史诗与夔州心迹，读苏轼的贬谪辛酸与超迈景象，都应该透过表层的文辞之美，去追索背后的道德苦守、人生感伤、处世聪明，进修他们的人格，完美本身的心灵。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素来有个特点，叫作“秘响旁通”，也就是说，各类文化门类之间都有极为慎密且雄厚的关联。从任何一个门类深入进去，都能够旁通其余，从而获得对于传统文化的对照周全、深刻的把握。诗词也是如斯。诗词虽然显现文辞之美，但它更包含着雄厚的文化常识和美妙的道德人格。常识内涵，是诗词的肌骨；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是诗词的魂魄。在诗词的文辞之美遍及受正视、被追捧的今天，我要稀奇强调诗词中的常识内涵与人格之美。唯其如斯，我们才能够义正辞严地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精良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门。

文章作者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传授，章黄国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