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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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藏书楼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进展这只是一个精巧的劈头，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私塾的所有成员，甚至整个北国都的居民，放射出“甜美和光亮”。——《北华捷报》，1899年6月19日。
八国联军俄军司令部成员（北京，1900）
这张发黄的照片（上图）看上去是一张相当通俗的照片。照片中的九名外国军官是1900年8月方才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成员。他们身穿雪白的军制服，在拍照机的镜头前摆出了一幅胜利者的姿态。放在一大堆的同类照片里面，这张照片实在显得不起眼。当我刚收集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并没有对它正视，将其归入跟八国联军相关的文件夹之后，就把它给彻底忘掉了。后来，在写一篇题为《一九零零年北京古城墙是若何被冲破的》的文章时，我把这些有八国联军官兵镜头的老照片又细心过滤了一遍，并对照片的配景从新进行了查询。在查询过程中，我首先要确定每张照片的原始出处，其次是从文字资料着手，起劲找出任何跟照片有关的信息。这一查，经由顺藤摸瓜和穷追不舍，我居然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首先我经由和其他照片的比对，弄清楚了上面这张老照片中的九位军官是俄国人，进而又在原书中找到了他们每一小我的名字：前排五小我从左到右离别是安特洛夫上尉、卡鲁舒易中校、李尼维去中将、考利科夫上尉、考鲁尔斯基中校；后排四小我由左到右离别是扎卡林中尉、皮考克上校、西科戈夫少尉和斯高杜利中尉。个中，李尼维去中将是污名昭著的八国联军俄军司令，其他人则是他的司令部参谋人员。鉴于他座椅下面铺知名贵的豹皮垫子，前面的石阶上还铺有华美的花呢地毯，他死后的这座房子应是俄军在北京暂时设立的司令部无疑。因为在做京师大私塾汗青研究的原因，我心里十分清楚，俄军在攻进了北国都之后，首先就占领了京师大私塾的校园，即位于景山东面的原四公主府和马神庙，并在那儿设立了俄军的司令部。而我其时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寻找京师大私塾的汗青老照片，尤其是1900年以前的戊戌年京师大私塾，因为那段汗青相关的汗青资料存世并不多，老照片更为稀缺。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段汗青上留下了浩瀚悬而未决的疑案。我曾经从外国人写中国的书中找到过一些有关京师大私塾的老照片，个中包罗戊戌年京师大私塾的大门、二门照片和德军在戊戌年京师大私塾校园内的照片，也始终属意寻找俄军1900年在戊戌年京师大私塾拍摄的照片，但始终未能如愿。想不到这回竟是在不经意之间碰上了。正如一句老话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知道这张照片的配景是戊戌年京师大私塾之后，我对这张照片再次从新进行了仔细视察。在较量机大将照片放大之后，一些平时看不到的细节立时就显露了出来。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感动人心的细节。在照片左边的木柱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正楷的字体刻着的“诗经私塾”四个大字依稀可辨。这个很不起眼的细节证实了我前面的猜测，即照片的配景的确是在京师大私塾校园里。俄军军官死后建筑的门窗装饰式样也证实了这一点。个中一扇门上的窗纸破了，还没有来得及修补，解说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俄军方才进驻京师大私塾，还没有来得及对房子进行任何的补葺。
当我把目光从照片的左边移向右边的时候，倏忽又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大门右边的第二根木柱上还挂着此外一个木牌，可惜因为光线的关系和照片的质量，上面刻着的字去看不清楚了。只见得隐约约约有几个大字，但只能看见一些断断续续的笔画，本来的笔迹的确是无法识别了。
可是在旁边的一根木柱上贴着一张通告，尽管已经残缺不全，然则上面的笔迹依然清楚可辨。特将通告上残存可辨的笔迹抄录如下：
藏书楼……行…凡领借书籍……七……前……缴回，以……固然这些字并不克构成一个连贯的句子，然则我们只需回首一下1900年戊戌年京师大私塾在被封闭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很轻易认识京师大私塾藏书楼贴出这个通告的原本目的。
众所周知，义和团从1900年5月起头进京之后，便在城里设立神坛，聚习拳棒，同时在北京街道上贴出揭帖，威胁要在【阴历四月】“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私塾，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同辑：《拳匪纪事》）。在清廷的纵容下，京师的义和团活动愈演愈烈，到了6月16日，义和团放火烧掉了外城民舍7000余间和前门的箭楼；6月19日，总理衙门照会列国使馆，限令所有的使馆人员于24小时之内离京赴津；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带秘书前去总理衙门就此事进行交涉，途中被清军击毙，包罗京师大私塾总教习丁韪良和其他西教习在内的在京外国人于当天全都躲进了英国公使馆。
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圣旨。受到义和团冲击和失去了总教习和西教习的京师大私塾其时实际上已经处于停留状况。6月31日，大私塾管学大臣许景澄以“如今国都地面不靖，驻堂学生均请假四散”为由，上奏折要求将京师大私塾暂行停办（《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书社，1993年，第50页）。8月3日，京师大私塾终于封闭。很显然，老照片中这张残缺的藏书楼通告，就是在京师大私塾受到义和团威胁之后的这个动乱时期贴出来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要赶在义和团冲击大私塾之前，将所有借出去的书籍全都收缴回来，以免损失。这么一张小小的通告，何谓“石破天惊的发现”？——本来这张残缺的通告白纸黑字地向我们供应了一个铁证，无可回嘴地揭示了北京大学校史和中国藏书楼汗青上一个悬疑九十年的重大汗青疑案的谜底，即戊戌年大私塾的藏书楼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确凿可托”地存在。而为了求证这一点，我小我此前已经花去了好几年时间。本来早在2001岁首的时候，我就注重到了一个新鲜的现象：在国内今朝出书的几乎所有书籍中，如吴晞的《北京大学藏书楼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书社，1992）、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书社，2000）和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书社，2001）都众口一词地称1902年出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为京师大私塾藏书楼的创造者。而在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汗青档案和藏书楼中保留下来的原始西文资估中，则早就领略无误地提到了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的存在。为了弄清楚这里面所存在的一些奥秘，我查遍了北京大学藏书楼和档案馆所有可以查找到的中英文资料，并写出了《戊戌年京师大私塾藏书楼考》一文，最初揭橥在北京大学新闻网上，后又刊登在《中华念书报》2002年1月16日第24版。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于吴晞师长在《北京大学藏书楼九十年记略》中论证北大藏书楼建立于1902年的四条首要来由逐条进行了考据，认为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吴晞师长首先指出：“京师大私塾是1898年‘百日维新’中急急竖立的，……清当局批准的各类办学经费，实际上大部门都没有拨发。如许一来，《京师大私塾章程》中所拟定的包罗藏书楼在内的各种规划，也就多半成了一纸空文。”（第10页）我认为这个结论下得很武断，因为《张百熙奏筹备京师大私塾情形疏》（光绪二十八年）中说：“查户部向有存放华俄银行库平银五百万两，每年四厘生息，应得库平银二十万两，申核京平二十一万二千两。光绪二十四年经户部奏准，以此项息银，由该行按年提出京平银二十万另六百三十两，拨作大私塾长年用款，仅余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未拨”（《北京大学史料》54页）。由此可见，戊戌年大私塾是有相当数目的固定收入作为办学经费的。此外，凭据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收藏的《照译大私塾账目》（学部·财经·卷214）来看，从1898年7月至1900年1月，在大私塾甲、乙、丙这三个账目上总共收入了423,258两，同期支出了375,587两（《北京大学史料》，544－545页）。尽管曾几近夭折，但戊戌年大私塾的实际财务情形并非我们曩昔想象的那么差。它并不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而是略有赢余。吴晞师长的第二层次由是：“其时国是多变，京师大私塾成立仅两个月就发生了‘戊戌政变’，私塾虽得以幸存，但规模被迫大为缩小。1900年义和团进京，大私塾只好被迫停办。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私塾的设备和图书大部门被毁。……在这种形势下，建藏书楼的规划和办法很难实现。”（第10页）这种说法跟实际情形依然相去甚远。从我们手头把握的材料看，尽管戊戌年大私塾面临来自各方面的繁重压力，但上至总教习，下至“小学生”，人人都对大私塾的前途示意出了一种可贵的乐观精神。藏书楼的扶植或补葺工作一向在进行之中。学校的根基扶植在实际创办的一年半傍边有长足的成长。凭据在上海出书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1898年9月5日报道，京师大私塾方才获得马神庙作为暂时校址时，那儿只有大约280个房间。可是到了1900年6月，当许景澄为停办的大私塾造具清册时，房间总数已经达到了507间半（《北京大学史料》，556页）。最主要的是，在1899年6月19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条关于戊戌年京师大私塾藏书楼的稀奇报道：平日发自天津“有关封闭京师大私塾的报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转了一圈，又传到了我们这里。与此同时，能够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敏捷接近落成。西文藏书楼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进展这只是一个精巧的劈头，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私塾的所有成员，甚至整个北国都的居民，放射出“甜美和光亮”。这条有关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的珍贵记载绝非洋人的诬捏，因为第二任大私塾治理大臣许景澄在1900年7月因大私塾停办而移交大私塾衡宇、家具等事宜的“呈内务府文”中也证实了该藏书楼的存在。他在该文中写道：“兹查原册所列正所寝殿五间，系大私塾作为藏书楼安放书籍，又后楼五间安放仪器”（《北京大学史料》556页）。
1916年国立北京大学二院图，中路最后一个正殿就是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原址。吴晞师长的第三层次由是：“在1898年京师大私塾建立之时，尽管其倡导者和开办人有竖立藏书楼的设想，……但有关藏书楼具体运动的记载……还略显不足。直至1902年京师大私塾重见时的记载才是确凿可托的。”（第10页）其实仅从现存的档案材估中，我们就能够找到大量有关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具体运动的证据。早在1898年7月17日，孙家鼐就在《拟保总办提调名单》中提到了“詹事府左庶子李昭炜拟派充藏书楼提调兼官书局提调”（《京师大私塾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书社，第44页）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所藏《大私塾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添购各类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备案清册》中列举了《行水金鉴》等400余册大私塾藏书楼新购置的中文书籍（《北京大学史料》，461－462页）。1899年5月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吴鸿甲上奏慈禧太后，冲击京师大私塾办学不力，治理松懈，靡费不胜，并进而要求裁并大私塾。他在攻讦奏折中历数提调僧多粥少时说起：“查私塾书籍无多，且乏精本，一人管之足已。”（《京师大私塾档案选编》，第73页）孙家鼐在随后呈送慈禧太后的答辩奏折中亦已明确指出：“仪器院、藏书楼本各一人，无庸裁并。”（同上，第78页）孙家鼐的申报中固然说起藏书楼提调的姓名。但能够一定的是，到了1899年下半年，大私塾藏书楼提调已经不是李昭炜。因为《许景澄呈报大私塾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分收支情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明确列出了另一位藏书楼提调当月已支的薪水：“藏书楼提调骆九月分薪水京平足银贰拾伍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43页）。那么，这位“提调骆”又是谁呢？对此，孙家鼐为我们供应了谜底。在拟保总办提调名单中，他提名“翰林院编修骆成骧”为“拟派充稽查功课提调”（《京师大私塾档案选编》，第44页）。查遍所有大私塾提调的名单，并无其他人姓骆，所以这位藏书楼提调当为骆成骧无疑。因为在吴鸿甲参奏大私塾之后，朱祖谋等部门大私塾提调告退，其余提调的岗位作个体调整或身兼数职亦在情理之中。吴晞师长还有第四条，也是他所认为最主要的来由：“1902年建京师大私塾的传统说法已沿袭多年。从1917年编制《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数念册》起，积年有关北京大学及其藏书楼汗青或概况等文献的编撰者大多支撑1902年建馆之说，是以形成了成论。……在未见足以推翻成论的靠得住材料的情形下，还应该尊敬因袭了七十余年的传统说法，这或许是可取的慎重立场。”（第10-11页）以“用功、严谨、求实、立异”为校训的北京大学校方接纳如许的慎重立场，我也认为是可取的。就在我的第一篇文章揭橥之后，立时就有北大校史专家提出，“洋人之言，不足为信”。为此我并不悲观，后来又写了一篇《孙家鼐有话要说》，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刊》2003年11月24日第4版，该文专门从京师大私塾首任管学大臣的角度出发，以中文资料为主，从新论证了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的存在，并且还附上了孙家鼐、丁韪良与京师大私塾全体教职工1899年在藏书楼前的合影照片。可是没想到，又有北大校史专家放出话来，说除非找到了1900年以前的戊戌年大私塾挂有“藏书楼”字样的牌子，或是贴了带有这些字样的通告等铁证，不然校方难以采信藏书楼建立于1899年之说。
孙家鼐、丁韪良与京师大私塾全体教职工1899年在藏书楼前合影。左边的院落今朝还在。
这是上图中左边院落的正殿，民国成立之后，原藏书楼日渐拥挤，于是这个房子酿成了西文藏书楼，原藏书楼仍作为中文藏书楼。英语中有一个成语：“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压断骆驼脊梁骨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意思大略就是，量变到了必然水平就会达到质变的临边界，而一个要害的证据就像那最后一根稻草，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神力，足以压垮骆驼那么粗壮的脊梁骨。从文章开首所介绍的那张老照片来看，我确信本身已经找到了如许的证据，足以证实戊戌年大私塾藏书楼的客观存在。（作者沈弘多年研究京师大私塾西总教习丁韪良，有乐趣者点击阅读原文，移步欣赏记载片《丁韪良的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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