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格调之佞、高雅之佞，是为“格佞” | 刘摩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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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云：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吐，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亏，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谈吐，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这段记事清通领略。刘裕掌权后切慕精致，效名流清谈，他人都有意逊让，唯独郑鲜之与之辩难，必使词穷尔后已，于是时人目为“格佞”。有疑难的只是“格佞”的懂得。《汉语大辞书》注释为“废除阿谀巴结”。这一释义的依据似在模棱之间。

《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论》：“鲜之时称‘格佞’，斯不佞矣。”而“格”有肉搏、击打之义，又有阻隔、弃捐之义，（《史记·梁孝王世家》：“窦太后议格。”如淳、张晏、服虔、苏林诸家或训为“止也”，或径以“阁”释“格”。）这后一义项，王念孙认为是“阁”的通假。《广雅疏证》卷三下“阁，止也”条，王氏先引如淳诸家注，下云：“凡言阁者，皆止之义也。凡止与至义邻近，止谓之阁，犹至谓之格也。止谓之底，犹至谓之抵也。止谓之讫，犹至谓之迄也。”“格”的本义是至，“阁”则是托底板、弃捐，二字音同而义近，故得类似。“肉搏”或“弃捐”的究竟与“废除”近似，但意思毕竟有必然距离。不外，依据模棱，尚是小疵，更有大不当者在。

友人王培军师长曾云：“训诂须通情面。”可谓名论。《大辞书》的注释，即不克与情面事理类似。郑鲜之一贯与刘裕相辩难，本不得为佞，则这里废除的显然不是鲜之之佞。刘裕非不知他人“多见宽容”，这一层也无需鲜之来揭露。再试想，郑鲜之出，他人便不再曲为逊让乎？甚或效尤，纷纷使刘裕词穷乎？往古来今，尘中绝无此事，绝无此理。那这里废除、搁止了谁的媚谀？

如要赞誉鲜之不佞，何以要用一个“格”字？“格”在魏晋南北朝白话中的常用义，一是肉搏之格，一是透露龃龉的扞格，一是气势、格调、品质，一是透露轨则、准则的格言之格，再有就是条例花样之格。表阻隔义的“格”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用例，看来不是白话词，照理不应成为“时人”的品目用词。好比今天我们说某或人在呻吟，谁会按“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老婆，皆呻吟之”这个“呻吟”来懂得呢？（刘向专研《左传》，家丁、家人，都跟着吟咏此书。）词义是有时代性的，有些义项在某个时代与平常用语绝缘。那么，在训释白话词时，就不克不加离别地套用。准此，阻隔这一义项不宜采用，只剩下肉搏之意。郑鲜之不依违刘裕不假，要说这就是在与佞人媚行肉搏，不免强调其词，引申太甚。《宋书》原文可看不出这层意思。

对“格佞”，我认为此处可深求，可不深求，但不宜作不深不浅如《大辞书》之解。若何是不深求？刘裕固然“有时惭恧，变色动容”，后来却又感觉郑“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所以时人半是嫉妒，半是调笑，谓鲜之为有格调之佞、雅致之佞，是为“格佞”。时人好佞，天然感觉郑以不佞佞之，这才是人之常情。

若何是深求？则当细察鲜之平生行事，看看这位老师长事实是不佞，照样不佞之佞。《宋书》说他“性刚直，不阿强贵”，又说“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无所隐，时人甚惮焉”，似乎并非佞人。只是《庄子·列御寇》中曾有深达人心之语：“常人心险于山水，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故其殉国若渴者，其去义若热。”刚直不阿强贵的人，未必不阿比强贵更强者。

仍看《宋书》郑氏本传。东晋末，稀有年刘裕、刘毅二雄争强的局势。郑鲜之的“性刚直，不阿强贵”，所指是他“尽心高祖，独不平意于毅”，甚至弹劾外甥刘毅。后来某次二刘摴蒱，刘裕险胜，“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喊，声声相续”。即使盲瞽之人也能了然，此乃投身于刘裕阵营，为其尽心效力罢了，何尝是真正的刚直不阿。至于在刘裕坐前“言无所隐，时人甚惮焉”，定是讲他人的欠好，而不是刘裕的纰谬，不然顾忌的就应该是刘寄奴，而不是什么“时人”。

可见，郑鲜之是三国华歆这类人物的直系传人，外饰清节，而内怀华荣。以阿谀为奉承，人主收获的只是短暂而相同的快感；以刚直为奉承，则如榴莲，以强项多刺为外壳，以软糯“香浓”为心里。当然，前者人人可师法，后者衡量重轻，拿捏分寸，需要的功力非常人所能企及。

好比劝谏二次北伐，就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合作“表演”。刘裕北伐霸占关中，稳定统治的办法一毫都没睁开，执掌朝政的心腹刘穆之倏忽作古，他担心朝中生乱，吃紧回军，留在关中的是几个矛盾对立的上将和名为统帅的十二岁次子义真。于是自相残杀在前，赫连勃勃的冲击在后，转眼间四分五裂，关中长者目中再无汉官仪可睹。这当然是刘裕的责任，更是他的耻辱，二次北伐，看来势在必行。只是其时景遇，有必出兵之势，也有必弗成出兵之势，前者为体面，后者为里子。盖当初克定长安，刘裕已“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按照魏晋以来禅让的老例，篡位的历程已经由暗转明，大戏正式开锣。这时北伐，弊大于利。其一，有内部生乱的或者性。其二，北伐胜利犹可，若是失败，禅让之事必生变数。为了体面，刘裕要盛怒作北伐貌，而真正体己的大臣应该死力劝阻。第一个劝谏的是亲信谢晦。一小我当然不敷，再说谢晦还太年青年头，威望稍欠。哪一个重臣能体味刘裕的苦处？郑鲜之。他上了一道在情在理的表，但言江南诸州事态未宁，不宜远行。稍后刘义真安然归来的新闻传来，刘裕便顺势下坡，再不提北伐之事，起头经心全意为刘宋的竖立预备起来。清人黄恩彤在《鉴评别录》卷二六（清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中说：“裕之刻日北伐，特..于众耳。明知关中弗成复得，得之亦必不克守，且志在篡夺，亦无暇他及。即微鲜之言，义真竟不获免，亦必不出师也。”黄氏官至广东巡抚，宦情练达，所以言谈微中。

南朝的好多高门世族后辈，是不大会专心体察皇帝心思的，其命运也多不胜。而郑鲜之家眷唯冢中枯骨足可傲人，父祖辈则备员之官，不足语官僚。恰是如许的人物，才会对刘裕以揣以摩，务求洞察入微。刘裕景仰名流风流，人所共知。他附庸精致，介入清谈，人人让着他，他却未必真愉快。盖刘裕英察之人，自尊心也强，他自知水平不敷，却谈无对手，那不是诸人不想与谈又是什么。只有郑鲜之，虽不以谈有名，却不遗余力，相与辩难，这才是不轻蔑刘裕，且真正帮他提高的做法，所以刘裕有时也会惭愧，心里却领了这份情。

相反，后来梁武帝萧衍与沈约竞赛背诵关于粟的典故，“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这时真的必需让着皇帝。萧衍正本是名流，平生文人自居，他和沈约的竞赛是文人世的竞争。沈约智及相让，却盛气不克平，于是出而宣言：“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梁书》卷十三《沈约传》）这下一定要不利了。

让与不让，要体察君主心思而行之，总之要正确找到对方痒处，使其大受用，方得佞中三昧。《韩非子·二柄》有云：“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王夫之《诗广传》卷三亦云：“三代而下，有爱皇帝者乎？吾不得而见之矣。汲黯之诚，情未浃也；魏征之媚，机未忘也。皇帝曰：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是附其所自显者罢了矣。”前人自有能窥破个中奇妙者。如斯说来，称郑鲜之为“格佞”，可谓肖其面容矣。想来其时标目者，必是善清谈又达情面的高人。

史书释词，不只要通训诂，还需体察情面，而细味史笔，又岂易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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