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家范先生丨王家范：如何读懂顾炎武？

文/王家范

亭林之学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幻想人格和幻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各种轨制、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汗青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

三百多年曩昔了，到如今，后生小子检读顾炎武的书已经不难，但欲深窥师长文字寄意，读懂师长的心思，窃仍认为非属易事。返观历来前贤对亭林师长的懂得与熟悉，约略能够感触到这一点。

记得昆山开纪念会，有向导郑重地扣问与会学者：称顾炎武为“清学第一人”，凭据足够否？当时我叨陪末座，自知于经学史不曾入门，不敢吱声。印象之中，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各种提法。

我想，亭林师长本身是决不会在乎别人若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师长的，都说他“廉洁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师长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所以不为乡里所喜，而师长亦甚厌群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脃，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师长既看不起其时“行伪而脃”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怎么对待本身。但若以此而推论师长狂傲得莫名所以，自尊世界无对手，则又大谬否则。试读师长《广师》一文，自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了解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若何若何，对本身的不足与别人的优点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本身生平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宁靖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所以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初刻日知录自序》）有各种凭据能够推定师长颇猜忌世俗可否真正懂得本身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吐露外，也曾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媿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常日所作，不甚传之人世。”（《与人书》十二）

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遂其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师长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岁数不及七十。好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师长之歾，十分不测，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淒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详参王山史《山志》），为师长殁后的孤寂伤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身后，清廷对顾氏的一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峻的指摘：“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事势，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四库全书总目撮要》）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据，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照样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罗顾炎武。师长世俗地位的“否极泰来”，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师长逝世已161年矣。田园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一些。

找到台北王汎森师长的大文（《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史语所集刊第79本，2008），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据，能够得出如许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撮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功夫上做文章，谓师长“博极群书，精于考据，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左传杜解补正》，请注重，只是指“国初”！）。尔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迁移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涌而入”，打开新局势。汎森师长认为从这个公案中，能够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据，一种是连系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转变”。

上述“顾学”的变迁，解说作为汗青人物，顾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自身炼铸成的，并且还会在分歧的汗青前提下，络续地被时代和被他人所塑造。在我当助教的年月，陈守实师长在史学会作过有关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学术申报。听后，师长有个巧妙的比方存留于我脑海里，一向未被时间消磨掉。犹记得大意是：汗青人物评价的凹凸转变，有如价格与价钱的关系；价钱始终有更改，或涨或跌，但它永远只是在价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罢了。我其时的领悟，这“价钱波动”是因为供求纪律，由学者、包含时代的“需求”在个中起感化。

由此可知，像顾炎武如许一类的有名汗青人物，自身的“价格”是既定的，是一条不乱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示意与一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毕竟要以还原价格“本真”为绳尺。与此同时，也必需随时存眷那些上下错落的“价钱”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负面性的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惟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诠释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格自己胡说八道者亦有之，不克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风格汹汹，越是需要提高警醒，镇定处之。

我认为，思惟家的汗青命运，思惟、学说的流传风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服侍。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垮孔老二”，连带传统的纲常伦理尽数踩踏，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或者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庸人自扰。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诳言，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尊重，放着原著不屑遍读，生吞活剥，更不肯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划定，深刻熟悉主人公的脚色命运，卖力对话覆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己之臆断倾轧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且挟前人以自重，兜销本身的私货；或将前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斯崇贤或诛贤，均难免以闹剧作结。

对亭林的学乃至用，《四库总目撮要》作者昔时的判语是“喜谈经世之务，激于事势，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班人，实与亭林近乎统一时代，清楚亭林所受的“事势刺激”是什么，却忽而说他的主张陈腐，忽而又说过于激进。他们太领略朝廷的立场了，深知人臣横议时政兴革，有似“轿子里打拳”，必不受待见。于是对亭林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宁靖之事”，不敢正面直视，装作看不懂，学得皇帝御批样，居然以“错误用”三字胜过世界，御用得实在鄙陋可怜。

有惩于明末士风的浇漓，亭林毕生对峙不讲学，不设书院，不收学生（潘次耕属晚年特例，对师长遗著有搜藏编次之功）；晚则侨卜华山，喜与一二勤学之士，“白石青泉，共谈中愫”。师长平昔最看不惯江南士子“游走官僚之门”，稍具声势启齿钳口便称“学生遍世界”，斥之为“世风日下，人心是谄”（《与潘次耕札》）。诚如师长所深信者，学术的继续发扬，不纯靠家学师授，全有赖于后人心领神会，灵犀类似，秉其本志，衷心膺服，朴拙推而广之。焚香跪拜，三呼恩主，甚至群相攀附，党同伐异，此类江湖习气，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齿。

平直地说，师长身后，并没有如王山史所忧虑的那样，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库馆诸臣对亭林的学问（所谓“博极群书，精于考据”）照样十分钦佩的。简略地说，亭林之学包含经义（含小学）、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互相有交叉重叠）。四库馆的措置策略，对前二类仍酌情收入，但对太多涉及治道的书则讳莫如深，如《日知录》存而不收，将潘次耕整顿的《亭林遗书》（诗文合集）归于“事势违碍”，加入禁毁（有“应行销毁”之令），恐其有传布误国之害。师长在泉下必备感阴冷，郁闷惨痛无以言语。

亭林之学在康乾“盛世”年月难于大红。跟着王朝逐渐由盛转衰，慢慢加热之势则显然有迹可寻。据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所写的叙言，从亭林手订初刻本（八卷）到潘次耕新刻重刊本（三十二卷）问世之后，历五朝160年间，至少有90余位学者（间有名公巨卿）做过版本互校、文字订讹、考据注释的工作，影响深远波及五六代人。由人物名单剖析，前有乾嘉考据学派主要人物，后渐参入经世学派早期人士，见证了“顾学”从一头单热（经学考据）到两头并热（经世致用），正好同清学由第二波演进到第三波的学派厘革同步相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史案情，再次解说中国文化的近世变迁（至1840年前后），向是“有渐无顿”，并无大动作，姗姗而前行，有变有不变，总以不大伤精气神基本为戒。

我在想，直到道光初叶，经学考据的皇皇业绩，不会令亭林感应兴奋非常。从纯学术功效的累积来说，“砖头”叠压，硬梆梆，乓乓响，的确已经远远跨越前代，但究竟不是亭林他毕生志业追乞降等候的方针。在文集、稀奇是诸多书信和自序里，亭林几回声名他治学的基本动力乃是以拨乱横竖为大旨，欲寻找世界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贰心中有个梦，念兹在兹，是进展他的著述，稀奇是集萃生平志业所思的《日知录》和“七论”，死后能为“后王”或“抚世宰物者”所用，以期复治古之隆（有“答复中华”之意）。依稀感觉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除《日知录》外，卖力看待《亭林遗书》（诗文集）的人不多，赏识《郡县论》等“七论”的更不曾有见。后一断不敢完全自信，尚盼多识者有以教之。

亭林经世之学未能幸遇纳用其说的“后王”，但确有一些“抚世宰物者”逐渐为之心动。令师长稍感安慰的，假如说嘉定黄汝成是雅善知音，那么泾县包世臣则可谓体谅的亲信。包氏自十八岁于南京初见书贾新雕的《日知录》（八卷本），始知师长台甫，便“爱其书”，惜力不克购。随后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历乾、嘉、道三朝，四处寻觅借阅，终于遍读其时所能见到的悉数亭林遗书（除《肇域志》外），频频玩味，钦服之心跃然纸上，入知定数之年，由衷叹曰：“窃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详参氏著《艺舟双楫·读亭林遗书》，成书于道光九年）包氏《读亭林遗书》近1500言，诵读再三，愈益感觉可作为若何读懂顾炎武，扩而充之，若何宣传弘扬传统文化者作为楷范。前人有云：问道有正，有不正。何谓有正？出于真心诚服。包氏在书店初读亭林书，翻阅首页，即起爱戴之意，神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因随众而影从，“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认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认为异端”。也没有因一见钟情，便“恋人眼里出西施”，滥秀恩爱，抛却自力思虑，而是履历历久搜寻，遍读全书，频频品味，体味其长，亦不讳其短，坦言：“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一落千丈之人心习惯，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不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最后又把本身放进去，与亭林的门第、履历、学问进路甚至诗文特点一一“对话”，确认互为亲信，遂严峻而郑重地推出他奇特的“顾学认知”：“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

包氏“顾学认知”之中，“凭臆之讥”、“术疏之诮”八个字，机巧含蓄，形似说顾包两人事，实有所指，随感而发，只是不明揭人事罢了。我们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甚至儒学近世流传的长过程里，就能发现此语非常吃紧，关系到若何正确认知和准确应用传统精良文化的一些根基划定，“非属细故”！

仍不离本题扯远。如前所述，亭林之学乃由经义、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构成，糅合为整体，形散而神不散。悉数商议均以治道为中心，始终贯穿戴如许一条进路，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幻想人格和幻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各种轨制、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汗青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师长确有很多对策性的建议，但分歧于朝廷“策士”。他容身于“世界”（社会），以苍生公民为念，留意考查民间经济与士民生计，憎恨苛政暴敛，力主改善吏治，与民歇息。所以，包世臣认为，崇尚亭林之学者，务必遵守责实导虚、虚实相符的公则。首先必需自身心正，立其大款式，以民生为本，考经证史意在守圣贤之教，通古今之变；同时，必需走到民间去，正视社会实地查询，详究生民之利病，寻觅济救疏通、移风易俗的方略（可详参氏著《齐民四术》）。如斯，方能做到身心沟通，获得亭林所信亦即本身所信的契合体验，然后敢引亭林为亲信，以传承发扬亭林之学为旨归，问心而无愧。反之，凡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屑体味亭林之学从何而来、因何而发，借名妄发己论，必难免沦入“臆断”。若以“术疏”为由，轻嫚“经世之务”，拒斥其济时拯世的精神，则知与亭林心境有隔，念书无有真收获不足为怪。呜呼，别说宣传继承中国传统精良文化如许远大的课题，仅读懂亭林，亦岂可视之为易事哉？！

本文转载自公家号【上海古籍出书社】

文章起原：《文汇学人》

王家范，男，1938年出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传授、博士生导师。历久从事中国古代史教授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偏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区域，于史学熟悉论与方式论方面亦有索求，代表作为《中国汗青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