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源流 | 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是唐朝典籍《贞观政要》中的一句名言，其阐述的是一种人才观，意思是说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这种人才观备受前人推崇并流传至今，就足见发挥人才作用对于治国经邦的重要性。

正所谓：“治国经邦，人才为急。”要得到人才、选拔人才，首先要充分理解和认识选强配齐优秀人才对我们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典藏中，有太多关于人才方面的言论，向我们揭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的道理。《诗经》中写道“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以周朝的兴盛来进行事例论证，指出周文王尊贤礼士，吸引各方人才争相投奔，才使得国势强盛；《材论》中说道“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这是将人才比作国家的栋梁，指出得到了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昌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灭亡而受辱；雍正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这是将选人用人同其它事务相区分，指出人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而我国古代招贤纳士的美谈也说明了人才是兴邦大计。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人才仍然是第一资源，“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这种眼界、这种魄力、这种气度”。

那么，如何识人知人呢？对于这一点，前人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方法。司马光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告诉我们甄选人才既要看学识也要看人品；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则说明分辨人才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孔子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旨在强调知事识人的关键在于观察；康熙的“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更是主张以民众的态度来了解官员主政情况。不仅如此，古人还善于从自身实践出发，将识人辨人的方法总结为“八观六验”“五看鉴才之法”“识人七法”等。在....的重要讲话中，也有许多内容涉及辨别人才、考察干部的方式方法。他指出，要近距离接触干部，看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方式、处理复杂问题能力，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

挑选出人才后，又该如何使用好人才？众多鸿儒学士都对用人之法有过精辟论述，而大多数人都认同“使人者，器之”的观点。这里的“器”指的是器皿，即要把人才当做器皿一样，合理使用。韩愈认为“大匠无弃才，寻尺各有施”，这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只要合理使用，就能发挥作用；王安石《材论》指出“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这是说任用干部要根据人的才能，量体裁衣、安排岗位，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把事办好；顾嗣协所著的《杂兴》中亦有句名言“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通过将骏马和耕牛，坚车与船只进行比较，同样是告诫执政者应当按照各人专长来分配工作。另外，在任用人才方面，古人还讲究严格考察、赏罚分明等原则，因此便有了“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量功而分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等名言。....也曾围绕“怎么用人”的问题开展论述，他提出“要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要改进干部推荐考察方式、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加以领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当前，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人才阵势，才能不断积累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篇章。（谢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