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为什么没能做精神病鉴定｜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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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司法鉴定，是恶人卸责的救命稻草，还是无自控能力病患的一线生机？

文｜刘思遥

2019年1月8日，备受关注的「张扣扣复仇杀人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扣扣被判处死刑。

争议没有因此结束。辩护律师提出，张扣扣的童年遭遇可能使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精神司法鉴定认定张扣扣为精神病患者，他就能因此从轻处罚，这成了本案的唯一转机。

庭审中，辩护律师要求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但法庭当庭驳回了申请。

· 中国《刑法》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之规定

张扣扣的遭遇，与几年前的另一案件有着天壤之别。

2015年6月20日，王季进驾驶一辆宝马车，以195.2公里的时速在南京街头狂奔，造成2死1伤。两个月后，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给出了肇事司机的精神鉴定结果：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属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消息一出，立马引爆舆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每一个字眼似乎都在调戏群众的智商，肇事司机宝马车主的身份更使人产生遐想。

· 「620宝马案」后引发的调侃

不过，调侃和质疑的背后，是大众真实面临的种种疑虑：

· 如果一个人确诊患有精神病，是否意味着他的诊断书是一张「杀人执照」？

· 精神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完全由司法机关垄断，是否存在操作空间，或者令人蒙冤的可能性？

· 嫌犯能否靠诈病通过精神司法鉴定，而逃脱制裁？

这些问题似乎越来越紧迫。近年，全国发生了多起无差别伤人事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时刻提防生活中那些性情怪异、疑似有精神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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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未达法定年龄或因精神障碍、生理缺陷等原因而减、免法律责任，是现代各国司法的通例。

因为，患者在精神障碍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往往并非主观所为，而是无法自控或丧失意识，并不具备正常人犯罪那样的主观恶性。

在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上，中国刑法采用了兼具医学和法学内容的混合标准：

首先，行为人必须是「精神病人」，具备患病的医学基础；

其次，还要考察行为人在涉案时对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状况；

根据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完整、丧失还是部分丧失等不同状况作出与之对应的完全、无、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意见。 

理论虽然完备，但实践起来却有种种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精神病诊断本身。临床精神病学的诊断，与其他临床各科相比，缺乏可量化的鉴定标准和可读取的生理生化指标。

其次，此类鉴定活动需追溯至犯罪行为发生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相关当事人总有逃避刑罚的动机。这些都加大了鉴定的难度，影响鉴定的准确性。

·2012年6月6日，江苏科技大学 「6.1」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吕某在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所接受司法鉴定检测后走出来

最典型的案例，是1999年的南通姐妹硫酸毁容案。

江苏南通女子王逸，将硫酸泼向母亲、妹妹和外甥，致3人重伤。她先后历经五次精神司法鉴定，却出现了四个不同鉴定结果。

起初，江苏两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王逸患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而一审法院迫于妹妹一方压力，对前两次鉴定结果均未采信，转而采信了由上海司法部鉴定科学研究所做出的「无精神病，有完全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判处死刑。

最高院复核该案时，又邀请专家重新进行鉴定，最后评定王逸「患抑郁症，部分责任能力」，改判死缓。

但事情还没结束。王逸入狱不久，就住进监狱系统的精神病院。然而抗抑郁治疗没有效果，院方改用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后，王逸的病情方才缓解。也就是说，没被法庭采信的前两次鉴定结果，才是对的。

王逸的案子并非特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重复鉴定且鉴定结果不一致的现象非常普遍。

北京医科大学司法精神病学研究室统计了110例重复鉴定的案例，首次鉴定与北医大精研所鉴定一致的，仅有12例。     

鉴定结果的分歧客观存在，技术层面又无法妥善解决，每当出现针对鉴定意见的质疑时，进行二次鉴定成了常见做法。

然而从数据上来看，多次司法精神鉴定的效果有可能更加尴尬。

据德国学者Seyffert的统计，「海德堡医院的第二次鉴定与第一次鉴定意见相同者只有45.7%，不同意见者却有54.3%之多」。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数据也大同小异，「重新鉴定结论的一致性：29例(42%) 鉴定结论一致；40例(58%) 鉴定结论存在差异。」

· 隶属于德国最古老大学的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

司法鉴定如此不准确，精神病也就难免成为不少嫌犯最后的救命稻草，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精神病。

2015年，..就发生了一起盗墓团伙为求减刑，二审时集体辩称患精神疾病来放手一搏的案例。遗憾的是，没有哪种精神障碍能导致患者不能自控的实施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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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盗墓团伙放手一搏的场景，很难在中国大陆出现。

因为，中国的司法精神鉴定启动权属于司法机关，也就是说，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只有与之对应的公安、检察院、法院才有权决定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当事人，法律只赋予了他们申请鉴定的权利。

法官们不轻易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原因之一，是强制医疗程序的不健全。

长期以来，中国《刑法》规定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然而其具体程序至今仍不完善。

·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内，住着415名身负命案的精神病人

因此在实践中，许多家属往往没有尽到看管监护的责任，许多地方也没法收治精神病人，使得法官对启动鉴定的结果及其最终可能酿成的后果颇为担心。

除此之外，由于精神医学的特殊性，非常容易出现鉴定起来没完没了的局面。司法机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往往不轻易启动鉴定程序，除非有明显证据。

明显的佐证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被告人具有精神病病史，或者被告人的家属具有精神病的情况；

第二，被告人的言行举止怪异，与精神正常的人存在明显差异。

但有时，即使被告人提供了家族精神病史、被告人平时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等证据，司法机构还可能考虑到案件的社会影响，拒绝启动鉴定。

这些案例包括了陕西邱兴华故意杀人案、新疆英国人阿克毛贩卖..案、福建南平郑民生凶杀案、湖北熊振林特大杀人案、广西南宁兰新诚杀害覃氏三姐妹案等。这类案件在当时都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2006年的陕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让全社会第一次对中国精神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产生质疑。

2006年7月14日，邱兴华在汉阴县铁瓦殿道观，用弯刀和斧头砍杀了6名神职人员和4名香客，并将道观住持的眼球、心肺、脚筋炒熟喂狗，随后纵火逃离。逃亡途中，又造成一死一伤。一审判决邱兴华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这一起特大杀人案，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精神病专家的关注。

中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的泰斗杨德森教授和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刘锡伟断定邱兴华患有精神疾病，希望有关部门能敦促省高院在二审期间对其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否则无法服众，造成冤假错案。

多位著名法学家和相关专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对邱兴华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制度提出质疑。质疑者指出，控辩双方应该平等享有聘请专家证人的权利，所以，只能由控方启动和实施司法鉴定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但当年负责二审的陕西省高院无视建议，拒绝了辩方提出的精神司法鉴定申请。

2006年12月28日上午9时，二审法庭宣布维持原判，决定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10时，邱兴华即被枪决。

· 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邱兴华

虽然中国精神司法鉴定启动制度颇有模糊之处，但2010年南方周末引述业内人士的说法，总结出了以下几条规律（案例为本文作者补充）：

1. 被害的不是亲属，因而民愤极大，一般不做精神司法鉴定。（反之则往往可行，如南通姐妹泼硫酸案）

2. 杀伤多人者倘若被鉴定为精神病，是否采纳，要看具体情况，其一，有助于权威方面卸责，则应采纳；其二，有助于平息民愤，则不应采纳；其三，有助于强调疑犯反社会之个人问题，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应采纳。（邱兴华案，郑民生案，阿克毛案……）

3. 嫌犯倘若伤及军警，不宜进行精神司法鉴定。（2008年杨佳袭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