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的河流没有岸│一位曾经的老师的独白

又到9月10日了，我脱离教师队伍已整整四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四年里我却无时无刻不是用同一双脚踏进了内疚这条河流，不愿上岸，也无法上岸······

2012年4月，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和同学一起选择考雅安市汉源县的教师，因为汉源离老家八百多公里，决定把此次考试作为一次练习，没想到我们都考上了。在选择任教学校时，我看到一个叫做“红花小学”的乡村小学，自认为诗意的名字，一定有诗一般的生活环境。然而，想象的花总不会开在现实的土壤上。红花小学地处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交通不便，网络不通。村庄里除了遍地庄稼和满山的树木，并没有一朵红花，唯一能算得上红花的只有紫外线绽放在孩子们脸上的红血丝和操场上飘扬的红旗。学校属于汉源最“高”学府，此处仅代表海拔。学校也属于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教室是陈旧的红砖瓦房，墙上还写着“四有”的标语，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门，开关起来吱吱作响，窗子没有玻璃，大风总是肆无忌惮地钻进钻出，免费偷听孩子们的课。

四下扫射周围的环境，我有些沮丧，可看着一群孩子们眼里的渴望和欣喜，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我的家乡在川西高原上，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条件比“艰苦”本身能形容的所有事物更艰苦，很多老师到我们学校工作最少的三四天，最多的坚持一个月就走了。我们一次次地希望，一次次地失望，频繁地更换老师，让我们的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小学五年级了还算不清100以内的加减乘除。我们除了怪自己命运的悲惨，哪有理由怪罪老师的不负责？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又何必让我的覆辙在一群无辜的孩子们身上重蹈呢？

学校在校学生64人，五个年级。在校教师4人，石老师和何老师是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他俩是本地人，每周末都能回家。周老师是新招来的，家在外县，每隔两周都要回家。剩下的就是我，这个学校最年轻的教师。与其叫我余老师，我觉得不如叫守校人更为确切，我除了放寒暑假，基本不离开学校。

作为学校唯一的女教师，并没有什么特权或是优待，就像夜晚，对于谁都是同一种黑暗。山村的夜晚静的可怕，仿佛被抽了真空，我能确保自己是活着的以外，不敢保证其他生物还有呼吸。晚上我最害怕上厕所，厕所离宿舍有一百米远。校园里没有路灯，以前安装的经常被雷打坏，就再也没安装了。所以，每次上厕所还得拿个手电筒，自己为自己举起光明。去厕所的路两旁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一些蒿草的嫩枝垂在路上，想在路上探寻一条新的出路。我每次上厕所除了拿手电筒还会拿一根一米长的木棍，这是学生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蛤蟆叉。我今生最怕的动物就是小小的癞蛤蟆，它虽然不会咬人，但对它的恐惧比它的体型大一万倍。每次上厕所，我都猫着腰，手电光照射到哪里，蛤蟆叉就指向哪里，向着没有蛤蟆的地方一步一步挪动。

一天，一个学生的母亲来学校神秘地告诉我，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第四村组有一个中年光棍，整天就知道打年轻妇女的主意。她早上看到那人来学校附近转悠，所以她专门来叮嘱我注意安全。听了她善意的提醒，我的身体颤抖起来。天啦，我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黄花大闺女，要是他玷污了我的清白，我还能活吗？于是晚上上厕所的装备又多了一把水果刀。因为左手是手电筒，右手是蛤蟆叉，刀就只能衔在嘴里，一面对着坏人，一面对着我自己。一百多米的距离，对于我就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每一步都非常艰辛，眼睛随时注意脚下的蛤蟆，耳朵随时注意搜集周围的动静，全身的汗毛像十万精兵，竖立着随时准备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要是遇到地鼠之类的小东西，一定吓得我大喊救命，而此时三个男教师不是在睡觉就是聚在办公室的小电视旁围观球类比赛。每一次平安回到宿舍，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开心。有时候我也耍点小聪明，晚上注意听隔壁老师去上厕所开门的声音，我立马跟在后面，假装巧遇，趁机免于一次长征，熬过一晚。

九月，本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怎么也没想到红花这个地方竟然接连下了一个月的雨。九月的雨对于平原来说，是一种浪漫，对于高山来说，是一种寒冷的折磨。我带的衣服是春秋装，并没有一件厚的衣物，感冒就像这身单薄的衣服紧紧地贴着我。头昏沉得像喝醉了酒，脖子完全支撑不起头的重量。我想我年轻，好好睡一觉就扛过去了，还没等睡着头疼得就要炸裂，房屋也不停在眼前旋转。恰好平日里关系比较要好的村民王阿姨来给我送白菜，敲我的门无人回应就给我打电话，她焦急地让我开门带我去看医生。我挣扎着起来，可手脚无力，竟从床上滚落下来，爬到门边好半天才打开门。

王阿姨把我带到她家，找了件平日里她舍不得穿的半新衣服给我，又熬了些粥。有乡亲见我生病了，摸黑到第二村组请乡村医生来看病。张医生给我打了针退烧针，开了些药，说什么都不收钱，她竟有些哽咽，说我一个姑娘家孤苦伶仃的跑这么远，给村里的孩子们教授知识，谁还忍心收钱？我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所有的委屈都跟着这场感冒愈合了。

十一月，家乡的公务员招考信息出来了，迫于家人朋友以及我自身工作环境的压力，报考了家乡某个县级部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下，竟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面试。进入面试需所在单位签字同意，我到县教育局找人事股签字盖章时，负责人告诉我本县的规定是先提出辞职申请，再签字。想到自己的工作环境，我当时真想马上写个辞职申请，可是当做决定时，孩子们渴望的眼神和乡亲们的善良浮现在我眼前。纠结万分，还是打电话给家里商量一下。

我从决定留在红花小学起，也决定了当一次撒着善意谎言的骗子。我怕父母担心，骗他们说我在县城，学校有很多年轻女教师，一起很热闹，大家也很关心我······父母几次要求来我这边看看，我都找各种理由拒绝了。可这次纸包不住火，我说出了所有的真相，只听电话那边母亲早已泣不成声，她让我辞职回去面试，就算没考上她也能养活我一辈子。父亲比较理性，他要我说我自己的意见。我的命是乡亲捡回来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多月就期末考试了，老师撤退了，他们怎么办？石老师作为村小负责人，对我更像自家女儿一样关心，他家住山脚下，每次回学校都要给我带蔬菜、肉类，生怕生活上亏了我。而这辈子父母只有一个，要是哪天他们有个什么意外，我这么远，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孝心也没尽到，我会后悔一辈子。内心的挣扎，让泪水一遍遍打湿围巾。父亲听着我的哭诉，他让我听从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不管哪种决定他都不怪我，都支持我。思前想后，我放弃了这次面试的机会。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8：02，其余的三位老师都回家了，难得的周末，我正躺在床上听家乡的藏歌。突然感觉床在摇晃，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我迅速反应过来，地震了！立即跑到操场里，只见屋顶的瓦片像波浪一样，从左荡到右，从右荡到左，屋梁上的木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四月的高山还有一股寒气，我穿着单薄的睡衣蜷缩成一团，紧紧地抱着自己。我怕死在他乡，怕自己还没尽孝就死了。我突然后悔没允许父母来学校看我，要是他们来过，地震后他们就会找到我的尸体，并把我运回老家去，不会让我成为孤魂野鬼。我也后悔当初应该辞职去面试，至少能为父母多做点事，死后也少点亏欠······想象力丰富的我想象起自己的死法，便不由得大哭起来。

地震停了，大门外有人急促地敲着大门，大喊着我，仿佛我已经死去。原来是几个孩子的家长，他们担心学校太陈旧，抵挡不了这次地震，怕学校塌了把我压在下面，特意来看看。我的眼泪又沿着刚刚还未干的泪痕流了下来······

多么好的乡亲，一次次地感动，一次次地帮助。冬天下大雪不方便买蔬菜，他们把自己过冬的菜让学生提过来；自家杀年猪，一定要拿些新鲜肉让我尝尝；冬天水管被冻住没水，他们挑水给我吃。多么善良的乡亲，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教好我的学生？在工作之余，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干点家务、农活，一来二去，大家都像亲人一样，甚至我放寒假，他们都不让回，留着跟大家一起过年。

我个人比较喜欢文字，这一爱好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县作协的几位老前辈，他们觉得我年轻，有必要改变自身工作环境，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机会，在他们的推荐下，趁着暑假我到县上的某部门借调学习。眼看就要开学了，单位没有要我走的意思，领导说我踏实肯学，想留下我。想到我的学生和乡亲们，我犹豫了，他看出了我的为难，让我第二天答复他。晚上我找到县作协的几位前辈说了我的情况，在他们的说服下，我还是想趁着年轻改变自己的命运。

开学那天我去学校搬东西，石老师的无奈，乡亲的不舍，孩子们的失望像针一样深深地刺进我的骨髓。石老师说今年教师不够，学前班暂不升一年级。是啊，我们四个老师教五个班级，本来就有些力不从心，现在我走了，他们三个老师要教五个班，怎么忙得过来？但是学前班的几个孩子早够读一年级的条件了，有的已经八岁了，再拖一年岂不是九岁才能读一年级？各种内疚让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让我的离开显得多么残忍、多么无情。石老师反倒安慰我，离开也好，一个姑娘家在高山上整天担惊受怕，看着怪可怜的。况且还没对象，谁愿意找一个乡村教师？我离开后，偶有学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他们不听话，惹我生气就不要他们了？我哽咽着无言以对。

到了县城，我成了其他乡村老师眼里的“成功者”，而在我自己心中却是一个懦弱的逃兵。后来，我又经过自身努力，到了雅安市某单位工作。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日益变好，但内心的那份内疚像一个梦魇，无法摆脱。

又到了开学的季节，我从王阿姨那里打听到，现在学校只有一位新来的女教师黄老师，石老师和何老师退休了，周老师在我离开的第二年里辞职了。黄老师一个人教四年级，其余的年级全部并入了镇中心小学。我惊讶地问，中心校寝室有限，那么多学生怎么住得下？王阿姨告诉我所有的学生都是跑通宿，包括学前班的孩子们。我脑海里瞬间闪出孩子们在雪地里上学的情景，冬天红花的雪特别大，大人走在路上都是一步一个跟头，那年冬天我们去镇中心校改试卷就遇到大雪，在路上我还把腿摔破了皮，更何况小孩子们每天还要来回走十四公里的路！我又担心起这个乡村女教师黄老师来，以前我们还有四个人，现在她一个人一所学校，下班后是多么无聊，晚上是多么害怕，恐怕我以前用过的工具她又要再用一次了。

红花小学只是众多乡村小学中的千万分之一，我和黄老师也是众多乡村女教师中的一粒沙子。从我生活环境的改变来说，我是幸运的，但幸运并不会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我相信雅安、四川乃至全国一定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乡村老师接受着各种生活环境的煎熬；从内心的快乐程度来说，我是不幸的，从离开学校的那一刻，我就踏进了内疚这条没有岸边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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