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辜负的美意：洋人蒲安臣为清廷签下第一个平等条约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好文分享：www.ii77.com]

[转载出处：www.ii77.com]

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这是一幕难得一见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J.MeL.Brown)和法国人德善（E．De．Champs）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图：蒲安臣

总理衙门维护帝国荣耀的“奇策”

此次向西方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清廷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但清廷并不乐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英法俄美四国早就商议好了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针对中国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赫德、威妥玛向清廷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要求遵守条约，且建议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总理衙门讨论的结果是：中国应该自强，应该正视条约、遵守条约。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为应付次年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奕诉给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下发征求意见的通知，将讨论方向限定在了“羁縻之术”的范围。

包括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在内的多数地方督抚，均赞成此种方针，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不妨趁“臣民义愤”之机，将洋人尽数“驱之出境”等高调。惟李鸿章大泼冷水，强调所谓“民心”并不可恃，与洋人作战，“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而军队中谋略可堪与洋人一战者，“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清廷既不愿走出“华夷外交”、放弃“羁縻之术”，又不得不接受“条约外交”，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图：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个洋人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让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事实上，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朝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也未接收到任何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乃是。12月14日，该报纸在报道中写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据赫德日记，他不是此事的提议者，但总理衙门确实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之所以极力赞成此事，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应该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以便可以随时把中国的意见转达给西方，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使节代为转达。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志刚

但清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赫德迥然不同。

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是西方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清廷没有任何动静。这种毫无动静，实质上是在“中外礼节不同”一事上，所采取的鸵鸟政策——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除了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觐见中国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无力让洋使节下跪，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荣耀的“华夷外交观”，遂以拖延为主策，以皇帝年幼为由，对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长期不做安排。

1867年，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赴外使团势在必行，但天朝的荣耀也不能丢：使团出使西方，势必“入乡随俗”，采用西方礼仪，而这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为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清廷已使用拖延战术“奋斗”了10年之久，自不愿功亏一篑。

两难之下，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放心不下的清廷，还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概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不举行者概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