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满是红色修改痕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的一封封“情书”

2020-09-27 02:19:39

他们倾泻心血教授生若何思虑，若何写论文。这一篇篇全是红色点窜陈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本文来自：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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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生培育备受存眷。作为研究生培育的主要工作，导师部队扶植也更加受到正视。高校需要高质量的导师部队，研究生召唤可以树德修身、严谨治学、静心育人的导师指引。今天，我们特分享华东师范大学高档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娇先生在哈佛大学肄业过程中，与导师发生的故事。她说，（导师）倾泻心血教授生若何思虑，若何写论文。这一篇篇全是红色点窜陈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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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娇（华东师范大学高档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在哈释教育学院待了六年半（2005—2012），固然拿着全奖，然则一路发愁着测验、开题、论文、找工作。每次跟先生商议都被“拷问”一番，每次跟同窗做项目又被秒成“学渣”，害得我卒业那天的确要欢呼“离开吃力海”。

如今脱离哈佛多年了，再回忆起来，我才惊觉那段时光真是“黄金时代”，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伶俐的先生专注地给我一对一的指导？去找这么多起劲的同窗提醒我总有人“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写论文那段时间的确就是以教育学院的Gutman藏书楼为家，饿了就去一楼买杯咖啡，困了就在二楼沙发睡一觉，想换个思路就上三楼机房编法式，有了幻想究竟就如获至宝地拿到四楼找先生商议。

我导师的小办公室就在Gutman藏书楼四楼，面积不到十平方米，窗户也很小，晒不到阳光。靠墙两面都是高高的书架，从地上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还放着他跟两个儿子的照片。对着窗户放他的办公桌和台式电脑，桌边还躺着一个观光箱和多数论文，因为他常飞去纽约或华盛顿开会。剩下的处所就只够再放一张椅子，留给像我如许上门叨教的学生。每周他的“office hour”（答疑时间）老是排得很满。若是我到的时候，前一个学生还没有竣事，我就只能在门外席地而坐，在守候的时间里再多看几眼本身的论文。记得带校外同伙参观时，他们在门外审察，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哈释教授的办公室——这么狭小，安置得这么简洁。

其实哈佛最值钱的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办公室，而是先生们的时间。在这间小办公室里获得的那些有针对性的反馈，就够我受益终身了。并且我还学会一点：要把空间和时间都用到极致，不要有闲置或虚耗。

我的导师叫理查德·莫瑞。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人人不分尊卑，都直呼其名，照样奶名，我们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迪克。迪克是从耶鲁大学卒业的经济学博士（在我卒业典礼的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耶鲁的博士服）。

迪克一向对教育感乐趣，在读博士之前当过三年高中数学先生。在他卒业谁人年月，他还没据说有教育经济学这个偏向；他先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的经济系，最终在哈释教育学院找到归属感，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 2014 年退休。选我所选，无怨无悔，迪克又给我上了一课。选择一个新兴的研究范畴，在常春藤大学里很难拿到终身教职，但迪克不单留在哈佛，还著书立说，深受师生爱戴。

美国的博士一读多数年，我们刚进学院都是新面孔，叫本身“D1”；第二年感觉地皮混熟了，叫“D2”；第三年各类忙忙碌碌，叫“D3”。再往后每小我的路径与进度发生分化。哈释教育学院博士平均卒业时间 5 年半，读到 8年、10 年的也大有人在，一样跨越了三年都含蓄地统称为“D3+”。

时间之所以这么长，原因之一就是开首两年还得系统地进修课程，像我的专业偏向是教育政策量化剖析，课程为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政策剖析，各占 1/3。个中，经济学根基都是跟着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 MIT）的经济系研究生一路上课。在制订选课规划时，因为迪克本身卒业年月长远，他还专门请来了哈佛经济系新近卒业的布瑞吉特传授，两人一路坐下来给我出谋献策。

我其时不外是初来乍到的一年级博士生，尚未选定迪克做导师，就能有教育学院最牛的两位经济学家来商议我该不应补习微积分，该选谁的劳动经济学。正视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把最精辟的部门代代相传，不受院系甚至学校“围墙”的局限，这是美国博士培育的特点之一，这在哈佛校园里、在迪克身上更施展得极尽描摹。

我至今还记得他让我去 MIT听伊斯特传授的成长经济学，尽管迪克担心她的法国口音对我这个国际学生来说有点挑战。后来伊斯特的确成了我的偶像，读她早年写的印尼学校扶植的论文，第一次让我赞叹本来学术论文能用“美丽”两个字来形容。

想起来还要感激迪克帮我打开这扇“门”，能够领略学术之美，能够看到一个超卓的学者不会受到英语非母语的阻碍，他/她的思惟用哪种说话表达出来都是闪闪发光的。

写到这你或许属意到了，不管是出版，照样指导博士生，迪克都喜欢与人合作，强强联手。这也是我从哈梵学到的一概略诀，不要单打独斗，合作既能提高产出，又布满情趣。

我在哈释教育学院上的第一门统计课，所有的功课都跟其他两位同窗一路完成并结合署名提交。记适合时每次上课我们三个都乖乖地坐在第一排，课后一路在机房写功课，有人编程强一些，有人留意细节，有人喜欢编纂文字。课程竣事之后，我们的友情一向陆续到卒业，一路集会，互相给论文或项目提建议。

教这门课的约翰传授是迪克的“亲密战友”，合作了三十年，一路上课，一路写书，一路带学生，2014年还一路退休。约翰年青年头时玩摇滚乐队，在香港当了多年的中学先生（若是我的论文写得不错，他会用粤语祝贺我“恭喜发家”），办公室电脑不工作的时候就联网匡助NASA寻找外星人。他也是哈释教育学院的一个传奇，事迹能够零丁成篇了。

迪克和约翰，一个深挖各类假设的前提，一个琢磨数据背后的谜题，在联袂研究的过程中络续有惊喜（在他们的合著《方式很主要：改善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揣摩》（ Method Matters：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里，他们把这种时刻叫作 Eureka，源于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浮力道理，狂喜地奔到大街上喊“我发现了”）。在他们结合指导学生的时候，谁人学生可就“悲催”了。

记得我拿着完成的论文去找二位签字时，正好赶上他们指导另一个学生，该君神色苍白，桌上打印出来的论文满是红色的点窜陈迹，的确说话都要惊怖。我看着他，就想起本身在改论文时代也是这么狼狈吧。顶得住迪克和约翰的连番“拷问”与频频点窜，让我无论从心理抗压力照样不厌其烦的改善都做好了预备，在卒业后接办的每一份工作都能用上。

迪克与约翰是哈释教育学院量化剖析偏向最“严”的先生，我每次拿到他们点窜过的论文都想放声大哭，然则身边的同窗鼓励我说，他们对每一个学生都如斯严厉，我该把这些点窜的红字算作他们对我的爱。他们倾泻心血教授生若何思虑，若何写论文。这一篇篇全是红色点窜陈迹的论文是他们写给学生的一封封“情书”。

记得我因为说话不如美国粹生那么地道而发愁，迪克就为我打气，说他本身 60 岁起头学西班牙语，知道用一门外语来表达复杂的思惟多有挑战性。

记得迪克喜欢看打印出来的纸版论文，在旁边加批注，然则他字写得潦草，所以有时还挨字挨句地帮我读出来。

记得给迪克当助教的时候，每次批改功课前，他会组织我们几个助教先演习打分，再经由热火朝天的争执来说服彼此，最后统一给分尺度。

记得迪克跟我定见纷歧致的时候，他会先问我的久远规划或其他挂念，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么建议都是为了你好（It is at your best interest I would suggest...）。”这句话往往能起到神奇的结果，让我固然有点失望，但能平心静气地听他提出分歧的设法。如今我在工作傍边也经常用上这招，尤其是给别人指出一些需要改善的处所，必然要朴拙，要心平气和，不要忘怀本身的起点是来帮助的，是为了让别人越做越好。

回忆起从迪克身上学到的点点滴滴，我还能够持续写下去，好比他对教授的满腔热忱。每年选修“教育经济学”的学生差不多 200 人，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难怪不止一次学生们把院里的教授大奖投给了他。为了庆贺迪克和约翰在2014 年退休，院里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庆贺运动，他们指导的学生也从天南地北写来了感激的话。我记得本身写的是：

“感谢你，迪克。你让哈释教育学院像我千里之外的家。我记得在点窜论文时代跟你每周一对一的商议。你老是拷问我的假设，指引我找到研究线索，有时候还会帮我读出你手写的考语。这些时光帮我从一名青涩的学生酿成一个自力的研究者。如今我也花时间指导研究团队里的年青年头人，这是一件布满情趣的事情。我听见本身反复你昔时说过的话‘请提醒我，你想在 5 年后、10 年后实现什么方针’，我看见他们脸上露出我昔时有过的那些挣扎、那些疑心的脸色。进展他们每一小我都能对峙在这段富有挑战的旅途上走下去，成为一名好奇、勇敢、执着的研究者，去索求教育范畴还不曾有人涉足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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