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煌：基于经方医学对新冠肺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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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已经有几千年的应用汗青，在历久的临床实践中，古代医家对雷同新冠肺炎的时令发烧性疾病储蓄了雄厚的临床经验，黄煌传授按照方证响应的原则提出本次疫情的经方对策，建议在具体的治法上应补当补，应攻当攻。

黄煌传授

黄煌，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传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80年月首要从事中医学术派别的教授与研究工作，90年月今后以经方医学派别的研究为主攻偏向，个中尤以经方的方证与药证为研究重点。

现致力于经方的传承推广工作。本文转载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由国际经方学院院长黄煌传授撰写。

关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中医若何看？

从网上的信息以及揭橥的部门论文看，说法纷歧。其实岂论是寒、是热、是湿、照样燥……这都是中医的理论术语，是对疾病性质和状况的归纳，其词义是对照恍惚的。

然则，恍惚的注释也不影响经方医学正确的用药，因为经方医学的要害是治疗，其临床指导原则是按照方证用药，有是证，用是方。方证是精准的，歧义性非常小。

清代医家陈修园说：“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粗略下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严谨性稀奇显着。

有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师长曾说过：“研读《伤寒》《金匮》，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子不言药性，从客观立论，投药石以祛疾。其朴素之实验学术，实切近实验科学之堂奥，真是祛疾之利器。”

为什么要强调方证？这不是某小我的先知先觉，而是与中华民族历久的生活实践有关。因为受古代的客观前提所限制，我们的祖先是无法判断所传染的病原体为何物。

明代医家吴又可凭据其时风行的温疫具有发病倏忽、其来无时、其着无方、性质暴戾、无问老幼、世人触之即病的特点，指出温疫是六合间存在着的一种异气，又称作厉气、疫疠之气所致。

他试图冲破六气致病的传统概念是值得佩服的，但从临床实际结果来看，这种学说不外是一种没有临床实用价格的假说罢了。

能在临床见实效的，照样以《伤寒论》为代表的经方医学系统，那就是辨六经，抓方证。

在吴又可撰写的《温疫论》中，照样用的是《伤寒论》的经方，他对于三承气汤的应用可谓自出机杼，而作为其原创方的达原饮，也能够看出是源于黄芩汤。

经方医学的方证响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病皆与方响应者，乃服之。”（317条）（本文所引《伤寒论》原文均出自上海科学手艺出书社1983年第1版《伤寒论》）并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如“病如桂枝证”（166条），“如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桂枝不中与之”（16条）。《金匮要略》则有百合病的病名。

隋唐名医孙思邈遵循张仲景这一原则，在《令媛翼方》中对《伤寒论》接纳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整顿方式。

宋代伤敝宅朱肱对方证响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认为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

方证是使用本方的临床证据，其经验性极强，起原于数千年的临床视察和总结。方证医学强调的是什么，正视若何治，至于为什么发病，并不太在意，究竟感触何种病因也无法解说白。

清代医家钱潢说得好：“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这个发，就是临床示意，“所发”不光仅用来揣摩“所受”，更主要的是，凭据“所发”来确定用什么方来治疗疾病，调整机体的自愈能力。作为方证组成的焦点内容，“所发”是医家识别方证的抓手。

因为很多疾病的病因是络续转变的，如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都是变异的，古代医家也发现了这种特点，他们无法去抓转变不定的病原体，而是容身于人体，将其在疾病中的“所发”与相对应的药物连系起来，形成了很多方证，这就是前人处理复杂疾病的模式，正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所说：“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必然之治，随其病之变幻莫测，而应用不爽”“岂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难道至便之法乎？”

这种处理疾病的模式，就是方证响应。遵循方证响应的原则，我们就能对新冠肺炎等很多疾病的病理状况进行精准的把握，同时应用对质方药赐与机体最大的施舍和撑持，这就是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地点。

固然有现代医学的定名，但从发病学的角度看，新冠肺炎应该属于中医传统的时令病领域，也就是说，其发病有季候性，同时有风行性和传染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将这些时令病称之为伤寒、温病、时气、天行、时疫等。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古代医家对时令发烧性疾病的治疗储蓄了雄厚的经验。

若是我们将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传染的疾病看作是一种流感，并参照中医治疗发烧性疾病的方式进行辨治，稀奇是按照经方方证响应的原则去思虑，提出本次新冠肺炎的经方对策也是可行的。

首先，小柴胡汤是根基方。

小柴胡汤由柴胡、甘草、黄芩、半夏、人参、生姜、大枣构成，《伤寒论》原文记载是“往来寒热，胸胁吃力满，悄然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晦气，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

凭据国内31个省市的552家三甲病院被确诊的1 099例新冠肺炎的临床查询可见，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烧（87.9％）和咳嗽（67.7％），而腹泻（3.7％）和吐逆（5.0％）则很少见。

从网上信息得知，部门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烧往往呈现持续频频波动的特点，这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相一致；

而胸闷、咳嗽则与小柴胡汤证的胸胁吃力满、咳相一致。稀奇是新冠病毒传染后，患者示意为食欲不振、情绪降低等症状时，小柴胡汤及其加减方最为适合。

小柴胡汤是需要加减的，由此形成了为数浩瀚的类方，我们称之为柴胡类方。

这些类方常用来治疗发烧性疾病，如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桂枝、干姜、黄芩、甘草、牡蛎、栝楼根）治疟疾以及不明原因的发烧；柴胡桂枝汤（柴胡、黄芩、半夏、人参、生姜、甘草、大枣、桂枝、白芍）治疗伴有神经肌肉痛苦的发烧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

大柴胡汤（柴胡、黄芩、半夏、枳实、芍药、生姜、大枣）治往来寒热、汗出热不解的发烧性疾病；

小柴胡汤合五苓散（桂枝、茯苓、猪苓、白术、泽泻）的柴苓汤，治伤寒、痢疾、疟疾以及赤子麻疹、痘疮等；

小柴胡汤合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茯苓、苏叶、生姜）的柴朴汤，治发烧后咳嗽痰白者；

小柴胡汤合小陷胸汤（黄连、半夏、瓜蒌）的柴陷汤，治发烧、咳嗽、胸痛、吐黄痰者；

小柴胡汤合平胃散（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的柴平汤，治发烧、身体困重、舌苔厚腻者；

小柴胡汤合四物汤（当归、川芎、芍药、地黄）的柴胡四物汤，治妇人月经不调、发烧或病后瘀血咳嗽、胸痛者；

小柴胡汤合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川芎、白术、茯苓、泽泻）的柴归汤，治月经量少、皮肤痒、怕冷、浮肿者；

小柴胡汤加桔梗名柴胡桔梗汤，治咳嗽、咽痛；

小柴胡汤合银翘散（银花、连翘、桔梗、甘草、薄荷、竹叶、荆芥、牛蒡子、淡豆豉）治发烧、咳嗽、咽干、汗出热不退者；

小柴胡汤加芒硝为柴胡加芒硝汤，治发烧、吐逆、便秘难解、舌苔厚者；

小柴胡汤合白虎汤（知母、生石膏、甘草、粳米），治发烧、多汗、脉数滑者。

凭据本人的经验，大剂量柴胡的退热感化对照显着，稀奇是与甘草、黄芩、连翘相合营，对病毒性疾病的发烧尤为显着。

本人经验退热方（柴胡40g，黄芩15g，生甘草10g，连翘50g，以水1100 mL，煮取汤液500mL，每次服100～150mL，每2～3h 1次,儿童减半）是一首辛凉退热发汗方，适用于病毒性伤风的持续性发烧、汗出不畅、面红身热，或咽喉痛，或咳嗽，或头痛等。

若汗出热退，即可停服。若是服药3次，仍然不得大汗，则要改方。以上说起的柴胡类方，可供新冠肺炎轻型、通俗型或早期患者治疗时参考。

所谓方证，能够看作是疾病成长过程中，机体的回响体式或特点在方子上的投影。也就是说，固然我们商议的是方证，其实是在剖析疾病的态势。方证的变迁，折射出疾病在具体个别上转变成长的轨迹。

所以，熟悉各个方证及其与另外相关方证的关系非常主要，甚至要求每个临床大夫脑海里有张方证线路图，如许才能认识疾病的来路与转合并实时干涉调控。

若是按照内外、寒热、虚实等概念来定位，那么，若是以小柴胡汤为中心，其柴胡类方方证转变的轨迹如下：

出表：合桂枝汤、葱豉汤，或选柴葛解肌汤、葛根汤等;

入里：病情复杂多变，据证而定方，如选大柴胡汤、升麻鳖甲汤、麻黄升麻汤等；

化热：合黄芩汤、麻杏石甘汤、小陷胸汤、葛根芩连汤、黄连解毒汤、凉膈散、白虎汤、牛角地黄汤等；

化寒：合理中汤、四逆汤、真武汤等，或选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小青龙汤等；转实：加芒硝，或合承气汤、桃核承气汤，或选大陷胸汤、防风通圣散等；变虚：合桂枝汤、小建中汤、四正人汤、当归芍药散等，或选炙甘草汤、补中益气汤、竹叶石膏汤、三甲复脉汤、薯蓣丸等；

夹风：加荆芥、防风、菊花、羌活、独活等，或选荆防败毒散、人参败毒散等；夹湿：合五苓散、麻杏苡甘汤、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等；

夹燥：合玄麦甘桔汤、三鲜汤等;

夹痰：合半夏厚朴汤、温胆汤，或选射干麻黄汤等；

夹瘀：合四物汤、桂枝茯苓丸，或选血府逐瘀汤、鳖甲煎丸等；夹郁：合四逆散，或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夹冲逆：合桂甘龙牡汤、奔豚汤等。 

其次，患者的个别化治疗也很主要。鉴于疾病入侵机体部位的分歧，也因为个别体质的差别，或者有不少患者并不示意小柴胡汤及其柴胡类方方证,这时可据证选方。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入侵的脏器大多是肺，患者咳嗽、胸闷、呼吸难题，严重者能够显现急性呼吸拮据综合征等，临床能够参考止咳平喘的经方，有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泽漆汤等麻黄类方。

一些化痰理气的经方，如半夏厚朴汤、茯苓杏仁甘草汤等能够使用，后世温病家常用的三仁汤、宣痹汤等也应考虑。

部门新冠肺炎患者示意为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能够考虑有止泻和中的葛根芩连汤、甘草泻心汤、黄芩汤、五苓散等。

有些患者示意为极端委靡，能够考虑温经散寒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理中汤、真武汤等。

有肾损害，显现卵白尿的，能够使用黄芩汤、黄连解毒汤、柴苓汤等。

鉴于一些轻型患者常伴有极端的惧怕、焦虑、抑郁等，能够选用温胆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半夏厚朴汤、半夏泻心汤等予以干涉。

总之，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方药。

正视方证，强调精准治疗的专方，然则并不排斥通治方，若是发病特点完全一致的疾病，也是能够用通治方的。

《素问·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巨细,病状相似。”病情沟通，就能够用统一首方，这也是方证响应的一种形式。

此外，后世的经验也值得正视，有关史料甚多，仅举三则。

永嘉二年（308年），“大人赤子频行风痫之病，得发例不克言；或发烧，半身掣缩，或五六日，或七八日死。

张思惟合此散，所疗皆愈。”这里所说的那张散剂，就是经方风引汤，个中用了大量的矿物药，如石膏、寒水石、赤石脂、紫石英、滑石、龙骨、牡蛎、大黄等。

凭据此病发烧、抽搐，并且发病率高、灭亡率高的特点，揣摩昔时风行的或者是风行性脑炎。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一带风行瘟热病，用人参败毒散（羌活、独活、前胡、柴胡、川芎、枳壳、桔梗、茯苓、人参、甘草、生姜、薄荷）治疗，“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错”,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1588-1589年），时疫盛行，凡是服用人参败毒散的人，也“无不全活”。

1891年，广东名医梁玉瑜路过江苏清江，见船户数人同染瘟病，满身发臭，昏迷不醒，启齿吹气，舌见黑苔。

他用家传验方十全吃力寒救补汤（大黄、芒硝、厚朴、枳实、黄连、黄芩、黄柏、生石膏、知母、犀角）救治，“重用石膏四倍，轮回急灌一日夜连投多剂，病人陆续泻出极臭之红黑粪，次日舌黑渐退，复连服数剂三日皆痊愈。在清江十日，以一方活四十九人，颇得仙方之誉”。

在历久匹敌瘟疫的临床实践中，中医界撒布了好多治疗时令病的成方，除以上提到的方名外，还有防风通圣散、荆防败毒散、甘露消毒丹、十神汤等，不堪列举。

让人愉快的是，前不久国度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度中医药治理局办公室结合介绍了“清肺排毒汤”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详见国中医药办医政函〔2020〕22号）。

此方由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橘枳姜汤相合而成，这些经方都是几千年来用过来的，有经典原文的撑持，有后世很多医家的经验佐证，不妨一试。

因为有经方的根柢，即礼貌确立，便于临床视察疗效，总结经验。今朝很需要如许的配方，当然，仅仅靠这首方是不敷的，病情复杂多变，个别差别很大，具体莅临床还需要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来应对各类复杂的病情。

能够说，这套经方组合拳是根基的、常用的，对于新冠肺炎，应该还有几套经方组合拳！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的疫情依然严重，新增确诊病例数络续上升，寻找响应的群体性配方，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义务。

凭据古代的文献记载，加上本人临床经验和近期的个案报道，本人建议能够采用两首古代相传的治疗时令病的经验成方——荆防败毒散和十神汤，作为群体性预防用方，介绍疫区使用并作进一步临床验证。

荆防败毒散是人参败毒散加荆芥、防风而成。人参败毒散首先记载于北宋名医朱肱的《类证活人书》中：“治感冒、温疫、风湿，头子昏眩，四肢痛，憎寒壮热，项强，目睛疼，非常风眩、拘倦、风痰，皆服神效。……瘴烟之地，或温疫时行，某人多风痰，或处卑湿脚弱，此药弗成缺也。”后来宋朝官办药局作为成药方，收录于《宁靖惠民和剂局方》中。

人参败毒散由柴胡、甘草、桔梗、人参、川芎、茯苓、枳壳、前胡、羌活、独活构成，原为煮散剂，每服二钱，生姜、薄荷少许水煎后不拘时服用，“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呕哕寒热，并皆治之”。

明末清初医家喻昌十分推崇此方：“人感三气两病，病而死，其气互传，甚至十百万万，传为疫矣。

倘病者日服此药二三剂，所受疫邪，不复留于胸中，讵不快哉！方中所用皆辛平，更以人参鼎力者，负荷其正，遣散其邪，所以活人百万万亿”“昌拙见三气门中，推此方为第一，以其功之著也。”

荆芥、防风是祛风药，到场人参败毒散后，此方的使用面更广，能治疗时气疫戾，包罗伤寒头痛、恶寒发烧、鼻塞咳嗽、目赤口疮、湿毒流注、痒疹斑疮等症。

据林伯良师长介绍，岭南名医张公让师长（1904-1981年）对此方评价甚高：“荆防败毒散治风行性伤风极效。

三十年前，爪哇风行性伤风大风行，西医为之束手。先父率以荆防败毒散加黄芩、桑皮、花粉、牛蒡、连翘、知母之类治愈。

通俗风行性发烧病、皮肤炎、疹痘等，此方皆甚效。……余经验此方治风行性发烧病，胜于柴胡桂枝汤，实为一极有效之退热剂。”

此外，《宁靖惠民和剂局方》的十神汤也能够考虑，此方由葛根、升麻、陈皮、甘草、川芎、苏叶、白芷、麻黄、赤芍、香附、生姜、葱白构成，煮散剂，每服三钱，生姜煎服，治“时令不正，瘟疫妄行，人多疾病。此药不问阴阳两感，或风寒湿痹，皆可服之。”并指出“如伤寒，不分内外证，以此扶引经络，不致更改，其功能非浅”。

以上两方构成分歧，功能也有差别。荆防败毒散偏于清热散风，十神汤偏于散寒除湿。以上两首群体性用方若是加工成散剂或袋泡剂等，分发疫区各家，既配送便当，煎服简洁，还价钱低廉，更利于临床视察验证。

在若何预防新冠肺炎以及若何在疾病恢复期进行疗养方面，有些中医凭据《黄帝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首倡补益方药，如玉屏风散、生脉散等。

对于某些个别或者是适合的，但大规模首倡补益方药，本人不敢苟同，扶直正气与应用补益方药是两个概念。

..医家丹波元坚注释道：“此非邪凑则气虚之谓，言气所虚处，邪必凑之”。业师夏奕钧师长也说过：“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最虚之处，就是容邪之地”，强调临床弗成滥用补药。

一旦形成疾病，去除病因，消弭病态是要害，这时的措置原则照样看具体情形，有是证用是方。

人体的疾病不是一个“虚”字可以归纳的，用方也不是一个“补”法可以总揽的。

要不，《伤寒论》也不会出方113首，《金匮要略》更不必论病25门！后世也不必总结出治病的八纲和八法。

清代程国彭说：“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伤寒论》的方为何取效？其实质不是补，而是调。这个调，是因势利导，是顺势而行，或汗、或下、或清、或温、或活血、或利水……，总之，伺机而动。

这个势和机若何把握？要观其脉证，随证治之。这个证，就是病机或病势的外在示意，更是用方的证据，就是后世说的“方证”。

例如，《伤寒论》中说起急下之的有六处，个中三条在阳明病篇，三条在少阴病篇。

在阳明热结的时候，用大承气汤攻下泻热是轻易懂得的，但为安在少阴病阴伤液耗、口燥咽干的时候也用大承气汤？

这是因为患者有大承气汤方证“腹胀不大便”“腹满痛”等指征。在少阴病的三急下，目的是急下以存阴。可见，“有是证用是方”是《伤寒论》用方的根基原则。

黄芪是一味主要的补气药，古代多用于内伤血痹、多汗、浮肿、恶疮等。黄芪多糖能够增加人的免疫系统功能,且能够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IFN-γ的排泄等。

但从中医临床来看，黄芪方少少用于发烧性疾病。《伤寒论》中无一黄芪方，张仲景所有的黄芪方均在《金匮要略》中。

所以对新冠肺炎患者用黄芪是错误适的，稀奇是显现发烧、咳喘的情形下，误用黄芪很或者加宿疾情，稀奇是患者的胸闷、腹胀等症状。

就是用于预防的玉屏风散，也不克滥用，不是那些肥白松柔的气虚体质，也不克多用。

元代名医朱丹溪曾说：“黄芪补元气，肥白而多汗者为宜，若面黑形实而瘦者，服之令人胸满。”

综上所述，固然新冠病毒的名称是新的，然则在中医看来，机体在感触外来病原体的冲击下示意的形式是有纪律可寻的。

固然今朝缺乏对新冠病毒更深入的熟悉，但不乏处剃头热性疾病的经验,此次新冠肺炎的很多临床示意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经典著作的记载相吻合,这个时候,重读《伤寒论》，重读《温疫论》《温热经纬》等后世温病医家的著作，尤能给人以启迪。

经方，蕴蓄了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我们不克轻忽，应该加以行使并起劲传承。

方证响应，是中医使用经方的原则，是中国原创的脑筋体式，在复杂多变的病人情前，必需苦守并加以细化完美。

中医应积极施展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更多地介入到新冠肺炎治疗的全过程中。

I 版权声明

本文起原"黄煌经方"，作者/黄煌，版权归权力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