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这九首诗里，有我们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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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山图   【五代】董源

这本《古诗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内出版），始于先秦时代《诗经》（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中的《君子于役》，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1839年）。

两千多年的诗史，只以九首诗来加以表达，分明不免挂漏之讥[注：本文与《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为《古诗里的中国》自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全书所选九首诗为：君子于役（《诗经·王风》）、离骚（屈原）、桃花源诗（陶渊明）、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古风（李白）、春夜喜雨（杜甫）、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泛海（王阳明）、己亥杂诗（龚自珍）]。然而坊间的中国诗歌选、中国诗史之类的读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想对中国诗作系统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我的想法是，以诗史上最精粹、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作品，来表达数千年来中国诗里头的文化精神。

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大义，通过中国文化来解读中国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我向来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诗不同于西方诗与现代诗，中国诗歌是文化动脉的主脉，是民族生命的心史，是士人智慧的精粹，是先圣往贤骨血之所在。在此，我试图再将全书要义大义以及未尽之义，提要勾勒如下：

以《诗经》始，以定庵终。“始于先秦时代的《诗经》，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一个早熟的人文主义系统。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么早的年代，就明确主张要用人自己的有韵律的歌诗，表达人自己心里的思想与胸怀、意志与向往，而不是去传达神的想法，或某种流行的观念，或别人的想法。诗言志强调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声音。我们说这是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人”在“文”的前面，以人为表达的对象，我们看现代文学，常常是“文”在“人”的前面。这个区别是重要的。诗首先是成就一个人，表达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真性情的人，是有生命的感动的人，是传达大地的声音，又有胸襟怀抱的人。因而中国诗歌是“士”的文学。

《诗大序》说诗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是说，诗心不封闭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诗心实存于人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虽有苦闷，终存正气；不免坎坷，绝不自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诗是个人的，也是大群社会的。诗要有家国情怀，有时代系念，民胞物与。

中国诗的开端，即是人文主义的开端。《诗经》中大雅小雅尤其如此。《离骚》也是如此，所以说诗是先圣骨血所凝，是文明的信物，是千年传统心理智慧的结晶。跟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以及现代不群的孤立的小聪明的诗，完全不一样。

人文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对政治强烈的兴趣。《诗大序》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诗谱序》引《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都特别强调诗歌对于整个政治生活的不可缺失的规谏与告诫作用。这是产生早期中国诗的历史文化土壤，也是中国诗学开山标明“诗言志”，诗之所以为士人之诗的文化基因。

近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正是这样发展下来的。真正的大诗人，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志士仁人。某种意义上说，龚自珍是这个人文主义诗学谱系的最后一人。龚自珍1841年去世，其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中国近代历史开启，需要另外的篇幅来讲中国诗的故事。

龚之所以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笔，首先是古典中国在时间上的终结。其次是《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作抒情自传，复杂深厚，瑰丽变幻，哀感顽艳，既有社会现实政治与民族命运前程的真实丰厚内容，又有传统中国儒道释思想与民间文化的金声玉振，当然地成了古典中国的“天鹅之歌”。第三，不仅是旧思想旧传统的最后余晖，他的诗链接了近代到现代的中国诗史，对于那些极富于政治担当、人文理想与国族命运关心的诗人诗派如同光体，如诗界革命诸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蒋智由，以及南社诗人高旭、陈去病、柳亚子甚至鲁迅，龚自珍具有触电一样的精神影响力。他的诗与人犹如一座桥梁，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伸向一个未来的中国，预示着新时代新思想的孕育；不仅是诗歌本身，还有文化气质，再也没有其他传统诗人，像他那样深切地感动过后来新时代的一批以革命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人了。因此，以他划上古诗中的中国的句号，构成一个自先秦而晚清的中国人文主义诗学谱系。

中国文化自先秦至晚清近代，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即士人精英做文化主持人，由思想型的读书人，引领风气、主持一个时代的精神趣味与文化走向。孔子为首的百家竞起、两汉的儒生领袖、六朝的家风学风、打破门第的科举取士、以道统重建和文化激荡为己任的两宋新士人新思想的崛起，以天下关怀与国族存亡为系的明末清初遗民诗人，都是历史的证明：知识人有活力则社会有活力。而每一个风气中，都有诗歌的引领；中国诗，是活力中的活力，犹如中国社会中一枚永耗不尽的电池。从诗骚的“言志”、“规谏”，到定庵的 “慷慨论天下事”，皆是如此，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这个结构，也解释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终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

以“屈陶李杜苏”为主干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王国维的这一番评论是公允正大的，也代表了主流传统诗学对大诗人的客观评价。同时，也不妨是从古典中国文化的高度，对历代大诗人的价值认同。屈原、陶潜、杜甫、苏轼四子高尚伟大的人格，足以不朽，这表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首先成就的是人本身。其次，四子兼具辉煌的才华、博大的学养、崇高之品德，这是产生“真正大文学”的根本原因。凡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无不是如此。因而，我们这本以表达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小书，当然也应以屈、陶、杜、苏为干。

在德的方面稍次于四子的伟大诗人，是李白。如果不是完全站在才学德三位一体完美平衡的立场上，我愿意将李白补充进入这个大诗人的体系。从才华的角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然而李白还有一个上述体系无法概括的重要品质，即前人讲的“气”。清代诗论家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而外，孰有是气者乎！”“气”即是生命的能量特别大、生命光彩特别亮丽，沛然莫之能御。从这个角度说，屈陶杜苏都没有他来得强烈、丰沛而生动。其次，李白是盛唐的特产。如果不是最为富于生命能量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中国最有生命之元气的诗人的。同时也代表了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绚丽多彩的大唐文明。所以，讲古诗里的中国，不能不讲李白。

以张若虚与王阳明为必选

王湘绮说：“张若虚《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人，只以一篇作品，就入选文学史上“大家”的行列。那末，他这篇作品为什么如此重要？成为大家的原因何在？这样重要而特别的诗篇，我们是不可以错失的。

而选王阳明的理由更是简单。本书的特色是选取那些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诗，这样必然要淘汰那些虽然优秀，但是只是在诗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作品，需要着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诗。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即中国诗中的哲理诗。“深远如哲学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诗思兼美，这常常是中国诗人向往的高标。王阳明无疑是一个大哲学家，同时又是在诗歌史上有定评的优秀诗人，选他的作品，无疑可以很容易地打开诗歌通往哲学与思想的维度。

因此，我希望这九首作品，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但却是有分量的诗选；不一定是精准的诗选，却一定是精心的诗选。一册在手，时代与全局、大家与名篇、哲思与艺境、诗骚、李杜、唐宋、奇正、刚与柔，兼而有之。你可以不知道曹植、白居易、陆游或其他诗人，但不能不知道这里的九首诗及其诗人。

从大自然汲取生机

邓小军教授论诗人杜甫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就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获得生命能量的支援（《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这不仅是老杜的智慧，也是中国诗人普遍的生命智慧。在最为苦难的人生境遇中，中国诗人往往能从周边的时序变化，从山川草木，从大自然的生动与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