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华谈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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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震华（蒋立冬绘）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出书了《权力构造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作者方震华系..大学汗青系传授，是中国..区域宋史学界的主要学者。他历久存眷、研究中国汗青上的文武关系，早在硕士阶段对这一问题就有思虑，博士时代更以此为题，完成了英文博士论文。此书则是这一博论首次译成中文，颇受学界存眷。

谈及宋代政治之特色，论者多总结为“文人治国”“重文抑武”，将宋代积贫积弱归罪于此者也代不乏人。然而，值得细究的是，宋代之“重文抑武”的风气是若何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武官在身份、地位、文化认一致方面发生了什么转变？针对这些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方震华传授。

采访︱于淑娟

先谈谈您对文武关系这个问题的思虑过程吧，您是在硕士时代就存眷这个问题了吗？

方震华：我最初对宋史研究感乐趣，能够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看了严耕望师长的《治史答问》，他说宋代的资料不多不少，宋史是年青年头人能够大展拳脚的处所；另一原因，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刘子健师长的《两宋史研究汇编》在..出书，这本书所谈的议题非常具有吸引力。我真正起头研究宋史照样因为刘子健师长，其时与刘师长通信，提到我想研究与宋、蒙战争相关的汗青，他就建议我去找黄宽重师长作指导，后来我就成了黄师长的学生。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南宋晚期的边防，南宋有三个边防区——两淮、京湖和四川，每个边区设一个制置使总揽军事、行政大权。在宋宁宗时期，所有的制置使都由文官担当，若是派任武官，就要把这位武官的官衔先改换成文官，才能出任制置使。由此可见，南宋朝廷非常在意对把握兵权者的身份是文官，照样武官。这个史实是吸引我存眷文武关系的起点。

曩昔人们认为宋代经济、文化蓬勃，是以其军事方面的减弱为价值，所以讲宋代，就说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如许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显现，导致读者认为宋代统治者只正视文教，不正视军事。后来的宋史研究批改这种传统说法，指出说宋代当局从未轻蔑军事的主要性，只是崇尚文治，提拔文官的权力而压制武官的权势和地位。然则，要商议宋代之“轻武”或“抑武”，就不克只强调轻蔑武人和军事，宋代的文官为什么要压制武官？用什么手段来杀青此一目的？仍有思虑和商议的空间。

《权力构造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说宋代“重文轻武”，无论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照样岳飞的悲剧，很大水平是就权力而言的，您的研究还存眷“文化认同”，这个层面上的“崇文抑武”具体有哪些示意？

方震华：权力斗争和文化认同是互相关系的。往前追溯宋代文武官对立的汗青渊源，对照的基点就是唐代。唐初的统治阶级讲究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这里既讲权力，也论价值评判，高阶官员的仕宦生涯，往往在文武分歧地位间转换。其时人们也不认为高阶文官必然要具备高妙的文学才能，所以一些名将学术能力不凸起，也能担当六部尚书。所以，唐前期的统治阶级认为文治和武功具有沟通的主要性，文武官在升迁上也有均等的机会。像唐律中对“士”就做认识释，说“诸习学文武者为士”——习文或习武都能为士，也就是都能获得同样的阶级待遇。但到了宋代，就不是这种情形了，宋代文、武官在薪俸、退休、恩荫、守丧上的划定都分歧，这是因为在观点上认定文官必需信守礼义道德，武官则贪婪不知礼制，此种价格观点落实于权要轨制，就发生文、武官的分歧待遇。

念书习文、介入科举测验是宋代社会上的主流价格，武，并不为社会所推崇。就具体示意来说，好比皇帝的画像，宋太祖和宋高宗的形象，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画像中没有稀奇显露太祖身世军旅，凭借军功开创政权的神武。太祖就像他子女的子孙那样，静静地坐在那边，相符《论语》中“恭己正南面罢了矣”的圣君形象。再如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四位武将即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四人旁边各有一位身着戎装、配备兵器的侍卫，然而武将倒是着官服站在那边，身上没有什么与军事相关的配件，完全无法呈现其疆场杀敌的英勇。四位上将的武官身份，反而是由身边着戎装的侍卫来标识。可见，宋代主流文化不着重彰显军事的特质，不去赞誉和战争相关的价格。

《中兴四将图》

但宋代边患络续，在实际层面有实实在在的军事需求，文官若何应对这一局势？

方震华：宋代轻武并不料味着轻忽军事，事实上，宋代当局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投入是很大的。从十一世纪起头，宋当局根基维持宏大的常备军，据文献记载，有时甚至跨越一百万。正规军之外，英宗元年（1064），宋有民兵三十万，而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因履行“保甲法”而增至七百多万。当然，这些数字并非全然正确，但反映出宋代当局在军事上伟大的投资。此外，康定元年（1040），仁宗命令编纂《武经总要》，这是中国汗青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两年后，又创立了中国汗青上第一间武学；自英宗治平二年（1065）起头，武举和进士科一般，每三年举办一次。这都解说，宋代并非不正视军事，但这反映出的也是文官应对实际的军事需求的法子——用念书和测验来解决问题。

问题是，在宋代，列入武举的事实是什么人？是真正的武士吗？其实并不是，武举除了测试弓马外，仍要列入纸笔测验，这仍是念书人的特长，所以好多考不上文举的念书人就去考武举，作为求取仕宦的快捷体式。如许，在社会上文举、武举就形成高下之分。其次，经由测验选举出来的武官，仍贫乏实战经验。朝廷中文臣掌权，而文臣对军事、战争的认识都是透过阅读得来的，但书本所得的常识与实际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举个例子，宋代文人读到唐代关于府兵制的论说，认为兵农合一是幻想的军事轨制，所以投入大量资源来整建民兵，然而这些起劲在战争上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匡助。再举一例，宋神宗时期有一波商议战车的..，君主与一些文臣、武将都有介入，进展借助战车来制止游牧民族的马队，但事实上，这个商议很难发生结果，因为战车是上古的作战体式，古书中虽有记载，但在战国时代车战就已经不是疆场的主流了。在宋代，战车也很少真正用于疆场，而即使真有使用战车的例子，根基上都是以战败收场。

我们能够凭据这些究竟冷笑宋代文人的食古不化、迷信书本。不外，书本常识与实际应用之间存有落差，是各个时代的人都邑碰着的难题，只是因为宋代文士主导军政，使得此种矛盾在军事上很显着的呈现出来，这也成为我们商量宋代军事史的一个切入点。

文臣缺乏实战能力，无法在实际中取得军功，又若何说服君主在价格上一定文胜于武？这在宋代边患络续的情况中若何成立？

方震华：这就是宋代皇帝的选择。太祖赵匡胤履历过五代的动荡，深知武力对统治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戎行既是政权的支柱，一旦失去了对戎行的掌握，皇位就会不保。在他看来，对戎行的掌握，比戎行的斗争力更为主要。若二者只能选其一，他就选择前者。宋太祖即位之初，中国仍未统一，但他武断地让石守信等老将交出兵权，代表了他情愿不要这些骁勇善战的老将协助并吞各国，只求有效掌握戎行。南宋高宗对金和谈，收岳飞等上将的兵权，也是基于沟通的脑筋。或许倚重岳飞等人，高宗有或者恢复华夏，但他情愿抛却故土，只求戎行不再只受岳飞等上将的掌握。

宋太祖赵匡胤

从唐前期的文武平比及宋代的文胜于武，您认为这中央起主要感化的是什么？是科举后少有人能才兼文武，是建国君主的立场，照样唐末藩镇割据的“前车可鉴”？

方震华：文武关系的转变虽然与北宋建国君主有关，但我认为照样历久政治成长所造成的究竟。

安史之乱后，唐代君主的确对武官的猜忌越来越严重，朝中由文官和太监所掌握，稀奇是科举身世的文官。这些文官根基都对军事很疏离，故其时认为“儒者不习军事”。戎行由武官掌控，稀奇是边境军官，他们文化能力不足，无法入朝任职，多半也不熟悉朝廷的政务、礼乐典礼，甚至有人认为朝见君主很麻烦，所以尽量不入朝，就待在边区。在如许的大情况中，在唐后期就看到文武官就形成了各自的整体，文官不会总揽戎行，武官不去认领朝职，双方没有地位上的举止，交流削减，就造成唐代中期文人和军人都感觉对方的脾气、行为模式和本身纷歧样，文武就从政治分工的区别酿成了文化认同的区别。

唐德宗时，一些文官试图强调文的价格在武的价格之上，一个示意就是有人起头质疑武庙的合理性。唐代从玄宗时代起头竖立武庙祭奠，原本武庙的祭奠规格比照孔庙，德宗时有文官主张，武庙的太公不克与孔子比拟肩，要取销武庙祭奠，其目的是想在礼乐轨制上确立文胜于武的地位，最终这一场争辩的究竟是，武庙被保留，但祭奠的规格被降低。也就是文官取得部门的胜利。

中唐今后，文人对武人的指摘越来越尖利。武人的形象被描述成违法乱纪、不懂礼义，是国度动乱的根源。因为文人把握书写的能力，武人无法在这方面与他们匹敌，可是到唐末世界大乱，处所军阀崛起，武人便以暴力往返敬文人的漠视，最有名的就是“白马之祸”。跟着权力的扩张，武官把握了比曩昔更多的政治权力能够压制文人，不再忍耐文人的漠视，然则武人政治也有本身的难题。尽管凭借武力，处所军阀起头竖立起本身的政权，但想要把这份权力合理化成为正统的王朝，武人就需要接管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文人合作，于是我们就看到五代武人文儒化的现象。当然在五代，文官平日是政权合理性的装饰，很难有实际的权力；但从后周起头，君主正视文官，减弱武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恢复，这被北宋统治所继续。跟着文臣权力的恢复，他们又起头批判武官，藉由强调道德上的差距来区分文武，并以此合理化自身对政权的掌控。

当文武在价格上的不同逐渐落实到权要体系中，我们就看到宋真宗今后，文、武官在待赶上的不同。好比，文官到七十岁就要强逼其退休，而对武官则宽松得多，因为文官是懂得廉耻的，年数太大，就要知所进退。而武官被认为生性贪婪，统治者就容忍他们年数大了仍贪恋权位。再如，怙恃亡故，文官就要守丧三年，武臣则看其自愿，不强逼他，这是因为其时认为武臣身世复杂，不懂礼仪是正常的。还有恩荫，北宋初年，文官的子孙能够恩荫文官或武官，到了真宗朝之后，文官的子孙恩荫文官，武官的子孙恩荫武官。文武官就形成了壁垒分明、关系重要的两个阵营，而文官的持续得势，对武官的一贯压制，就促使尚武风气的消散。

宋代崇文抑武，武人有“文儒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武人的自我认知是如何的？子女的文臣又若何对待建国将领？

方震华：即使宋代武官有文儒化的倾向，但武官照样认为本身是武官。就像狄青，他也念书，但照样认为本身是武人，甚至婉拒仁宗要他除去脸上刺字的建议。其时社会的主流价格是念书，武官想要解脱莽夫的形象，只能顺此后一价格。至于文臣怎么看他们的建国将领，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的研究，但能够举两位武官的例子。

曹彬和曹翰都在宋初统一南方诸国的过程中立下军功。然则，文人对两人的评价往往不是着眼于军事成就，而是他们作战的过程。曹翰在攻下江州后曾经屠城，在他身后，有名的文士王禹偁就写诗批判曹翰贪财、好杀。相对的，曹彬在包抄金陵后，成功迫使南唐国主屈膝，未经激烈斗争即取获胜利，后来文人就赞扬他的“仁恕”。可见文人在评价武人时，照样依据本身的道德尺度。

狄青的故事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宋代后来追忆狄青，根基都是正面的，并且经常提到范仲淹劝狄青念书这件事。我发现这个故事有几个分歧的版本。最早显现的说法是：范仲淹曾劝狄青念书，是以狄青到了晚年起头念书，因而熟知事理。至于狄青曾读过什么书，在最早的版本中并没有谈到。稍后显现的第二版本，就说狄青读的是《左传》。第三个版本则是南宋时期才显现的，内容是说：狄青因为熟读《左传》，所以他擅长用兵，能竖立军功。分歧的版本反映传述故事者的设法，所透露的价格取向就是武人必需“念书”，不念书的人不会接触，很多宋朝文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儒家的话语中也是讲忠讲勇的，那么在宋代文臣压制武将的情况下，文臣又若何评述武将的忠勇？

方震华：南宋的文臣、士人当然会赞扬武将的忠勇，但背后平日有实际的需求。在南宋被赞扬最多的是岳飞。南宋后期文献中就有好多对岳飞的赞扬，这份崇拜和政治有关系。因为南宋自宁宗朝今后，持续与金、蒙古匹敌，岳飞地位络续被提拔，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谥号是武穆，但一些读者不知道的是，岳飞还有个谥号叫“忠武”，是宋理宗期近位之后不久，亲自决意赐赉的。这是因为理宗有意规恢华夏，需要制造一个能够“中兴宋室”的英雄。为什么理宗选择“忠武”二字？因为诸葛亮、郭子仪的谥号都是忠武，这就是要把岳飞比附成诸葛亮、郭子仪，成为南宋中兴的象征。理宗在位的末年，又赐赉临安太学中地盘庙“忠文”的庙额，太学的地盘神就是岳飞，这是因为太学是由岳飞的故园改建，太学生就以岳飞为地盘神。是以，岳飞在南宋末又被称为“忠文王”。一位曩昔受文人猜忌而死的武将，后来成为太学生的捍卫神，正显露汗青人物评价的多变性，至于造成改变的主因，往往就是实际的政治。

杭州岳王庙

最后想请问您对“唐宋厘革论”怎么看？您对文武关系的研究能够视为唐宋厘革之一方面吗？

方震华：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学界对从唐至宋汗青成长的懂得，历久受到“唐宋厘革论”的影响，若是跳脱此一成说，就能得出新的看法。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不提“唐宋厘革论”一方面是因为..学者的“唐宋厘革论”并不注重从唐到宋文武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唐宋厘革论”将唐、宋两朝军事上的首要差别，归因于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的分歧，是有待商榷的。宋代的募兵制正本就是继承唐代的募兵而来，唐代初年实施府兵制时，募兵也同时存在。以兵制分歧为由，主张唐、宋两代的发生军事层面上的“厘革”，生怕很难站得住脚。

至于本书所谈的内容是否能够用来证实唐、宋之间有“厘革”存在？要如斯主张，天然亦无弗成。问题是，对照任何两个首要朝代，都能够发现其间的显着转变，那么为何必然要强调唐宋之间，而不是汉宋或宋明呢？曩昔..学者谈“唐宋厘革论”是为了论说中国汗青从“中古”到“近世”的改变，若是不再商议中国汗青的时代区分，稀奇强调“唐宋厘革”事实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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