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同堂共穴，弟兄永愿：明代宦官埋葬方式和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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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墓冢 [原创文章：www.ii77.com]

文︱许志强

太监是个很特别的群体，太监墓是种特别的文化遗存。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子女，太监群体的老年赡养和身后安葬都很成问题，于是太监“义会”组织应需而生。所谓“义会”，通俗讲就是太监群体内的合作社团组织，身在组织则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为了寻找精神依靠，好多太监都信仰释教，捐资寺院。梵宇和墓葬在实际和将来两个层面完美连系，称为“坟寺”。少数权阉在葬地旁零丁建寺，大部门太监按照“义会”组织放置聚葬于特定寺院四周，等候身后有人祭奠洒扫。是以，太监墓葬多成批显现，某些关系亲近的太监生前相约身后葬于一处，有墓葬相邻的，有统一墓坑分歧墓室的，甚至并列墓室共用一堵砖墙，砖墙预留小孔，以便密切的魂魄在身后还能互相交游，共叙昔时情。

明代太监轨制概述

太监，又称寺人、宦官、貂珰、中官、中贵、内官、内使、寺人等，是指被..后在宫廷中侍奉帝王及其眷属的男子。到明代，“寺人”成为太监衙门中职务最高者的专称，清代根除“寺人”官职，以寺人通称太监。太监轨制是中国古代政治轨制的特别构成部门，太监集体也是古代权力阶级中的主要力量。

中国汗青上太监擅权现象时有发生，尤以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然而如就太监机构之宏大、人数之浩瀚、权力触及之广、气焰显赫嚣张水平而言，却非明代莫属。明代太监势力周全介入国度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文化、交际等各个范畴，可谓空前绝后，雷同王振、汪直、刘瑾、冯保、魏忠贤等权阉大珰不停于朝。

明代太监机构的设置可追溯到朱元璋称吴王时期。吴王元年（1367年），朱元璋置内史监，内设令、丞、奉御、内史、典簿等岗位；明朝立国后的洪武二年（1369年），又定置内使监、尚酒局、尚醋局、尚面局、尚染局、御马司、御用司、内府库、内仓监及太子东宫、宫门值守等太监机构，并划定各监、局、司、库的级别和内设职数。此后经由新设、析置、升格等体式，太监机构持续增多，最终形成十二监（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的款式，即俗称的“二十四衙门”。此外，大内府库、遍地宫门、太子宫署、藩王府第等亦各有太监编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在留置五府六部等外朝行政机构的同时，亦保留二十四衙门太监机构；尚有分驻各地的镇守寺人、分守寺人、守备寺人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派驻寺人等等。跟着太监机构增设和权势扩张，太监人数也络续膨胀。洪武初置时，定员不外数百人，成化年间已数以万计，万积年间增至五万余人。

以往对明代太监的研究首要集中于太监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际等范畴的关系；以及太监群体的籍贯起原、选用仕进、文化教育、..崇奉等方面。跟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开展，明代太监墓葬资料日趋雄厚，为相关商量供应了根蒂。

明代太监墓葬的发现

明代太监墓葬首要位于南、北二京，处所藩王府第寺人一样就近安葬，尚有部门寺人葬于出镇区域或回葬桑梓。今朝所见经考古挖掘的明代太监墓葬集中于南京、北京、成都、保定、广州等地。

南京作为明朝留都，形式上常设有太监二十四衙门，尚有大量太监年迈退休或遭罚谪贬后来到南京。人数浩瀚的太监群体在南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墓葬遗存，最富盛名者当属坐落于南京南郊牛首山麓的郑和墓；经考古挖掘的太监墓葬包罗司礼监寺人金英墓、南京守备司礼监寺人怀忠墓、都知监寺人洪保墓、都知监寺人杨庆墓、孝陵神宫监寺人韦清墓等。

北京为明王朝首都，是太监最集中的区域。北京明代太监墓葬首要位于今海淀区和石景山区一带，数量宏大。笔者统计，《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收录明代太监墓志五十四件，至少对应五十四座墓主身份明确的太监墓葬。北国都西北的中关村，此前被称为中官坟、中官村，是明代太监的首要运动区域之一，因太监又称“中官”，故有此名。北京区域考古挖掘的明代太监墓葬数量十分可观，可惜资料大多尚未正式发布，今朝所见正式刊布者仅有位于香山的御马监署乙字库事太监刘忠墓。

成都周边曾发现大量明代蜀王府所属太监墓葬。1953年建筑宝成铁路时发现明蜀藩寺人陈氏墓；1955年成都白马寺四周发现蜀藩典服所太监魏本墓；1956年成都东郊华阳发现蜀藩承奉司太监宁仪墓和典宝所太监刘镗墓；2003年成都红牌楼发现九座太监墓；2005年成都“新北小区四期”发现六座太监墓；2008年成都“沙竹苑”工地发现四座太监墓；2014年成都地铁7号线工地发现蜀藩太监双玉和阮英合葬墓。

其他零星发布的明代太监墓葬资料还有位于广州的总镇两广内官监寺人韦眷墓、位于保定涿县的两京司礼监寺人牛玉墓等。

明代太监墓葬的营葬特征

综合上述所见考古挖掘资料，连系墓志碑刻及史籍记载，将明代太监群体的营葬特征概括如下。

（一）奢靡僭越

今朝所见明代太监墓葬有前后室墓、前中后三室墓、并列多室墓、石板平顶墓等类型。墓葬形制构造并不统一，亦无显着的群体特征，更多反映的是所处地区特征和时代特征。

前后室墓

前中后三室墓

并列多室墓

石板平顶墓

部门明代太监固然掌有实权，然按照职官轨制，作为衙门首领的太监，最高亦不外四品。明代太监墓葬遍及规模较大、工程众多，存在显着的僭越现象。典型者如景泰七年（1456年）葬于南京英台寺山的司礼监寺人金英墓，全长十三点六米，有前中后三室，设有两重石门、一重木门，墓门有八字金刚墙，后室用须弥座石棺床，这些特征在明代只有帝陵和个体藩王墓葬才干有，绝非寺人所能享用。位于北京西郊的明司礼监寺人田义墓，墓园占地约六千平方米，内有神道石刻、棂星门、碑亭、显德祠、寿域门、石几筵、四面碑、墓冢等举措，园内植以松柏，周边围以石墙，各类要素齐全，规模远大豪华。田义身为太监，神道上却设置皇陵或王公墓前才能使用的石像生，足见墓园之奢华僭越。上述两坟场下墓室、地上墓园的形制规模均与“寺人”身份严重不符。尚有南京的都知监寺人洪保墓，分为前后两室，全长八点二米，形制宏伟，条石封门，与南京区域发现的海国公吴祯墓、江国公吴良墓、永国公薛显墓、南安侯俞通源墓、驸马都尉赵辉墓、福清公主墓等宗亲公侯级其余高档级墓葬形制雷同，规模相当。总镇两广内官监寺人韦眷墓为前后室墓，全长七点四四米，该墓整体用巨型条石立石门、砌墓壁、起券顶，石砌墓壁和墓顶均厚达一米以上，构造坚硬，工程众多。尚有成都发现的蜀府太监墓，墓葬多采用仿木石雕构造，墓内设置大量石雕冥器，花消不菲。

南京英台寺山的司礼监寺人金英墓

田义墓冢（于溯拍摄）

都知监寺人洪保墓

总镇两广内官监寺人韦眷墓

成都“新北小区四期”M3（蜀府太监宁武墓）

明代太监墓葬遍及奢靡僭越的原因，除了与太监权势熏天和皇帝宠任宽纵密弗成特别，也或者与墓葬营造法式有关。明代皇室宗亲、功臣勋戚、高级品官等人墓葬，多由朝廷部门监造，秩序了了；而很多太监生前当权时便亲自选地造墓，多属小我主导，往往罔顾成法，任意妄为。

（二）预作寿藏

寿藏，又称寿圹、寿冢、寿域等，指生前为身后预筑的泉台；寿藏铭即生前写就的墓志铭。很多太监为身后归处着想，生前即筹措谋划，选择葬地，营建墓室，甚至请人预作墓志，以了后顾之忧。如主持过下西洋豪举的都知监寺人洪保于宣德九年身体“康强无恙尚能乘槎泛海”时便预作寿藏和寿藏铭；南京内官监寺人杨云“预营冢圹于城南安德乡瑞云山之麓”；孝陵神宫监寺人韦清“预刻于铭，以待寿终弗成期矣。治寿藏在于应天府江宁县天隆寺安德乡之原”；万历三十三年，陈矩“以掌东厂兼司礼监印，预卜寿藏于香山慈感庵侧”；上文所述总镇两广内官监寺人韦眷墓，据挖掘者推想也是生前预作，故而墓室坚硬、工程浩荡。北京内官监寺人郭觉智等人建崇圣寺，寺成之后“仍于寺后各建寿藏，为死后之计”。解说预作寿藏并非孤例，而是相当遍及的现象。尚有太监不光预作墓葬，并且自述生平为本身撰写墓志。如据廊坊大厂县出土的《守愚子寿藏记》记载，明内官监寺人段聪自号“守愚子”，生前“先卜坟墓于祖茔之右……并治归藏之所……”即生前预先选定坟场，营建墓室，而且这篇“寿藏记”也是传主亲自操刀，可谓独树一帜。

韦清墓志拓片（局部）

（三） 聚众而葬

文献碑志中多有太监组建义会、营建民众坟场、群集而葬的记载。据弘治年间《重建黑山会坟茔碑铭》载，以太监刚铁坟场为中心形成的黑山会民众坟场，相传自刚铁葬此后，“兹后内监葬此者不下百数塚”。明亡之后，黑山会坟场持续成为清朝寺人的聚葬地，直至寺人轨制消亡，改辟为八宝猴子墓区。很多关于太监义会的碑刻，多有太监们集资购地，聚众葬于义会民众坟场的记载。

上述成都发现的红牌楼九座太监墓、“新北小区四期”六座太监墓、“沙竹苑”四座太监墓，墓葬分布均较为集中。南京天隆寺除韦清等三墓外，周边尚有御马监寺人黄公墓和多座其他太监墓葬。北京海淀、石景山一带发现的明代太监墓葬数量亦十分宏大。这些均为明代太监聚众而葬的实物证实。

成都红牌楼太监墓群

成都新北小区四期太监墓群

成都沙竹苑太监墓群

（四）同性合葬

中国古代合葬体式一样包罗同茔异坟合葬（同陵寝分歧封土）、同坟异穴合葬（同封土分歧泉台）、同穴异室合葬（同泉台分歧墓室）、同室合葬（同墓室）等等。合葬者或为家人、或为夫妻，尤以夫妻合葬最为常见。明代太监安葬中的同性合葬现象尤为惹人饮茶注目。

2003年成都会红牌楼工地发现的九座明代蜀王府太监墓葬，大部门出土墓志或买地券，墓主身份和墓葬时代清楚。坟场居中的6号墓时代最早，其余墓葬按照日夕关系，“右摆布左”轮回对应，依葬于6号墓两侧，各有封土。最后又在各墓封土上方笼盖一层大型封土，将九座墓葬悉数包裹在内，形成“同坟异穴”的合葬体式。此种同坟异穴合葬的墓例，还见于成都“新北小区四期”工地发现的太监墓群群。值得属意的是，成都红牌楼坟场中有六位墓主均为谷姓太监。合葬坟场中显现浩瀚同姓太监，缘于入蜀王府后的统一赐姓？照样太监领养关系？抑或某地乡里盛行入宫？这都是十分有趣的话题。

成都“新北小区四期”太监坟场

2008年成都“沙竹苑”工地发现四座明代太监墓葬，个中三墓（编号M2、M3、M4）形制规模沟通，偏向一致，自力并排，位于统一墓坑，属于同穴异室合葬。据出土墓志和买地券，M2墓主为蜀王府“中贵”永忠；M3为蜀王府典膳张某，二人均为太监；M4墓主难以确知，然此后种合葬体式来看，其身份也应是蜀府太监。

上述合葬体式中，各墓葬虽紧挨并排，然均为自力墓室，加倍慎密的合葬形式见于南京天隆寺三座明代太监墓。三墓位于统一墓坑内，形制规模沟通，用砖互相咬合，相邻墓室共用一堵砖墙，明确为同时建筑，即三墓连为一体。位于最南侧的M3出土墓志，墓主为孝陵神宫监寺人韦清，另两墓未出土文字资料，墓主未知。这种特别安葬体式首先让人联想到夫妻合葬。汗青上太监授室现象习以为常，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甚至有太监因备受皇帝溺爱，而被赐婚的现象。那么天隆寺三墓有无或者属于太监韦清及其妻妾的合葬墓呢？谜底是否认的。首先，从安葬位置看，若是是夫妻合葬，则“丈夫”韦清应居中央尊位，而并非葬于边侧；再者，从随葬器物看，居中的M4出土了象征品官身份的镶铜框木腰带以及男性束发的玉簪银冠，墓主为女性的或者性极低。最后，连系三墓特别的营建体式和墓葬构造，根基断定三位墓主为身份相当、关系亲密的太监。

南京天隆寺三座太监墓

天隆寺M4出土玉簪银冠

最奇特的太监合葬墓例当属成都地铁7号线工地发现的蜀王府太监双玉和阮英合葬墓。墓葬坐东朝西，由砖、石混筑而成，分为南北两个并列墓室。两墓室构造、规模沟通，共用墓道、八字形挡墙以及中央石墙，顶部加砌成一个大型墓顶，整个墓葬为一次性建成，属于典型的同穴异室合葬墓。两墓室均出土墓志，墓主身份、生平较为清楚。双玉生于成化六年（1470），阮英生于成化八年（1472），二人于成化十四年（1478）同年进入蜀王府，均交由阮亨抚育，离别赐姓双、阮。据双玉墓志记载，双玉、阮英关系亲密，商定身后同葬，“……（双玉）与/同僚典服阮公英相善，常与约曰：同堂共穴，弟兄永愿……”二人生前即预作墓室，“正德丙子（1516年）十有二月吉，竁穴于……不日成之”。阮英卒于嘉靖六年（1527年），先葬于南侧墓室；双玉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葬于北侧墓室，实现了“同堂共穴”的合葬愿望。这座墓葬不光确认了太监同墓合葬的安葬体式，并且墓志对二人出身及合葬启事作了解说，是熟悉明代太监安葬体式、平常关系的主要资料。（相关资料由考古挖掘领队谢涛师长供应，特此申谢。）

明蜀府太监魏玉、阮英合葬墓（谢涛供应）

以上所述几种明代太监墓葬的营葬特征，均与这一群体的特别性有关。太监因离开了家眷收集，又缺乏严厉意义上的子女，所以身后的安葬祭享就成为他们必需考虑的问题。为解决这一困扰，有的太监生前当权时就起头营建墓葬，预作墓志，造成部门太监墓规模宏大；有的太监葬于义会组织的民众坟地，盛行聚众安葬；太监群体的边缘性地位，极易促使他们之间发生特别的情绪而“抱团取暖”，或许是为了追求下世的互相陪同，于是显现了多人合葬的现象。

明代太监义会组织和坟寺现象

（一）义会组织

为了养老、丧葬以及身后祭享等事宜，明代太监多自发地以释教寺院为基地，组织“义会”。清代寺人信修明云“寺人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义会是指太监为筹备死后丧葬、坟地卜建等事宜，集体出资设立的合作整体。多由一名或数名位高权重的太监首倡、提议，参会者配合出资，购置地盘，竖立民众坟茔和寺院。义会组织圈定的坟地又称为“义地”、“义茔”、“义坟”等。会众身后埋葬本会茔地、享受祭享。入会太监“灭亡有棺，为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老寺人的回忆》）

凭据碑志铭刻记载，明初已经存在太监义会组织。《敕赐云惠寺重建碑记》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内官监寺人申用“启立寿藏义会”，并集资三千余金，在香山购地建寺，曰善法寺，此处善法寺就是太监义会之寺。明中期今后，太监群体中的义会组织起头遍及显现，择举数例：

惜薪司特玉等人义会。嘉靖十四年（1535年），北京惜薪司太监特玉与同僚景福等数十人，集资于北国都南宣武关外建寺，作为世人日后安葬之所。建成之后，立《义会寿藏碑记》，碑阴刻有介入义会、集资建寺的二十六人太监名单。

东林庵义会。嘉靖十七年和嘉靖二十六年，北京内官监寺人高忠等人分批购置茔地，“见造盖义会寿地”。事成之后，立碑刻记，碑阴落款有内官监、尚衣监、御马监、尚膳监、惜薪司等衙门太监三十余人（《义会寿茔地产碑》）。

弘法禅林义会。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内官监寺人韩锡卒，“葬以卒之年八月初七日，墓在南城弘法禅林，乃公之义会地也。”（《明故内官监寺人韩公墓志铭》）

慈感庵义会。上述位于北京香山的御马监太监刘忠作古，“于殁年蒲月十五日，扶公柩于首都西香山慈感庵义茔之原，认为葬焉。”（《北京香山明寺人刘忠墓》）

永安庄义会。万历三年，御马监寺人徐经，“忽思死后之事，则寿域安宁关外永安庄义会之原，竖立碑铭。”（《针工局处局事御马监寺人徐公寿碑铭》）

千梵宇义会。万历六年（1578年），司礼监等衙门寺人等官数十人集资建成千梵宇，又出资购置场地，“场地、寺所概归会中，千梵宇承业治理耕种，逐年课租出产，以备春秋祭享，及补缀佛殿墙垣，养赡僧众度日。”（《重建庙宇千梵宇碑记》）

黑山义会。以太监刚铁坟场地点的灵福寺为中心形成的义会组织和民众坟场，位于国都西的黑山，在明代中影响较大。也许明中期今后，太监们捏造出一位“祖师”刚铁，称其为“靖难”功臣（或曰建国功臣），太监们纷纷葬于此，称为黑山会 。弘治年间《重建黑山会坟茔碑铭》载，自相传永乐年间刚铁葬此后，“兹后内监葬此者不下百数塚”。

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寺人义会。南京雨花台景致区梅冈北麓曾出土一方明代太监义会碑，为太监集体为营建葬地而立的碑刻。碑铭首题“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碑文记录列入义会的二十七名太监的名讳、籍贯等。

文献碑志中所见明代太监义会组织数量极多，此不赘述。再加上湮没无闻者、甚至机要相约不为人知者，实际存在的义会数量想必加倍宏大。经由以上举例，可概括太监义会的一样模式为：数人首倡、配合捐资、选购地盘、建筑寺院、预留坟场、立碑纪念。跟着与会人数增加，部门义会还会增购地盘，扩大规模。

太监义会多以释教寺院为中心，民众坟场亦设置于寺院四周，年迈太监生前可在寺院安家，身后葬于寺院四周的义茔，藉寺僧为其守坟、洒扫祭奠。坟场与梵宇的连系是明代太监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坟寺现象

“坟寺”是指在坟墓旁设立释教寺院，或在已有梵宇四周建筑坟墓。中国坟寺习俗由来已久，至明代，坟寺之风在官、民群体中稍歇，而在太监之间盛行。

陈玉女传授将坟寺界说为“太监以捍卫自身，甚至为捍卫其同类身后葬身之坟墓为目的所建盖的梵宇”。这一界定不光清楚地揭示出太监坟寺的性质和功能，并且指出其焦点是坟墓与梵宇的关系。因为特别的生理缺陷和凶险的生活情况，明代太监多崇信释教，以追求精神依靠。太监的养老、丧葬，也充溢着释教氛围。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载：“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解说了太监身后其坟墓与寺院的共存关系。清人龚景瀚在《游大慧寺记》云“游国都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梵宇，宏阔壮美奇伟，弗成胜计。询之，皆宦官之葬地也。宦官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认为其守冢之人。”说起北京西山一带由太监们所建的坟寺，多请和尚居之，为之守墓。

不少位高权重的大寺人，生前即购地建寺，择僧主持，甚至向皇帝奏请敕名，身后葬于寺侧，极尽荣光。都知监寺人洪保生前选定坟场后，先于墓侧建小寺“东峰庵”，后又奏请扩建，并获赐“宁海寺”寺额；南京守备内官监寺人罗智墓志记载，罗智生前选择山明水秀之地选定坟场，墓旁建筑寺院，并奏请赐额曰“静明寺”；南京内官监寺人杨云生前预作寿藏，建立寺院，皇帝赐额曰“普应寺”；南京守备内官监寺人余俊墓旁兼有寺庙和祠堂，并同获赐额，祠曰“彰勤”，寺曰“祝禧”；南京守备司礼监寺人郑强墓旁亦兼有祠、寺，并离别获赐额曰“襃能祠”“成恩寺”。凡此各种，不堪列举。

倚赖于义会组织的寺人，则多葬于坟寺四周的民众坟场。如南京孝陵神宫监寺人韦清卒后与他人合葬于天隆寺侧；成都明蜀府太监双玉与阮英合葬于金像寺四周；北京御马监太监刘忠身后葬于慈感庵义茔等。以及上文所列诸多义会组织，多以某寺院为中心，寺旁设立民众坟场，均为“坟寺”现象的实例。

以上连系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碑志资料，对明代太监营葬中的一些根基现象进行了梳理。明代权阉墓葬多规模远大，在规制上存在僭越现象；很多太监生前预作墓葬和墓志；太监们往往聚众安葬；部门关系亲近的太监合葬于统一封土甚至统一墓室。义会和坟寺在太监营葬过程中饰演了主要脚色，两者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维持太监群体的不乱，使得部门通俗太监及年迈太监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很多太监依靠义会组织得以顺利埋葬甚至与关系亲近者聚众合葬，也算是缺憾人生中最后的一点安慰吧。

参考文献

陈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门太监与北京释教》，（台北）如闻出书社，2001年

余华青：《中国太监轨制史》，上海人民出书社，2006年

何孝荣：《明代北京释教寺院建筑研究》下册，南开大学出书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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