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大咖谈：肝癌诊疗离不开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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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肝癌特点显著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我国肝癌患者的特点是，发现时大部分已是中晚期，失去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只能接受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放疗或分子靶向等姑息治疗。

早诊早治意义重大

早诊早治是对抗肝癌的重要手段。如果能对肝癌高危人群采取更有效的方法进行筛查和随访监测，我国的肝癌5年总体生存率将有望提升，极大降低肝癌病人的病死率。因此，早期诊断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关键因素。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小于5厘米的肝癌属于小肝癌，小于等于2厘米的是极早期肝癌。极早期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0%，甚至90%以上，这就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重要意义。所有肝癌高危人群，都应早期筛查。比如肝炎（包括乙肝、丙肝）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肝癌家族史者，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等。

影像医学诊断使非常微小的肿瘤能够早期发现。比如做B超早期发现1厘米以下的肿瘤。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血液检测。过去通过检测血液中的甲胎蛋白来早期诊断肝癌，发现了一大批病灶在2厘米以下的小肝癌患者，实现了肝癌的早诊早治。但检测甲胎蛋白存在一定局限性，30%~40%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始终不高。

我们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在肝癌患者的血浆中，筛选到由7个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组成的早期肝癌诊断分子标记物，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检测试剂盒。目前，该试剂盒已陆续在全国推广使用，成为肝癌诊断、病人预后监测和疗效监测的更有效工具。与此同时，应用该试剂盒在肝癌高危人群中进行筛查，有助于提高肝癌早期诊断率。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年来，我国肝癌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快速发展，为学科间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肝癌防治联盟各个发展项目及支持计划的实施，将在提高肝癌的院内早期筛查率、检出率及治疗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早筛早诊迎来最佳时期

50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希望能推广肝癌的早筛早诊，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限制，没有得以实现。可以说，现在是大力推广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期。新技术手段的研发和应用，提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的水平，可提高肝癌疗效，延长病人寿命，造福更多的肝癌病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教授：目前肝癌的治疗手段很多，诊疗比较混乱。因此，应通过规范，使肝癌病人得到精准的治疗。要破除专科分化的壁垒，应用多学科联合的MDT医学模式，为患者提供系统化的综合治疗，从而有效改善肝癌治疗效果。

MDT是理想的医学模式，它以病人为中心、各相关学科联合诊疗，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最系统的诊疗。它是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系统工程，但具体实施时，究竟怎样联合，确实具有挑战性。

第一，相关学科专家要形成共识

目前的普遍现象是：不同学科专家站在自己学科的立场上，对治疗方法的评价和其应用价值存在分歧。应通过学术研讨，建立基于最佳证据的临床实践指南或专家共识，并以此规范疾病的诊疗。各专科应恪守契约精神，严格执行规范。

第二，建立严格的联合诊疗制度

凡是诊断疑似肝癌的病例，就要先通过MDT集体讨论制定治疗方案，然后才能进入实质性的治疗。

在清华长庚医院还实行了个案管理师制度，协调各专科医师，参与整个肝癌诊疗过程。

患者来院后，首先经过主诊医生的诊断，确认是否需要收案，个案管理师全程参与和管理患者的诊疗、随访。个案管理师负责协调相关医疗资源，组织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MDT），对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解决。

患者出院后，个案管理师将做好患者的随访工作，强化患者的自我管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个案管理师把碎片化的医疗活动串联起来，形成了连续性、整合式医疗，有助于MDT宗旨的科学体现。

第三，建立绩效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很多医院的现状是：大家都有MDT的理念，但由于没有良好的制度和激励机制，很难持续。我院建立起MDT共同照护模式，参与MDT的医生都将获得经济收益。MDT已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种管理机制。

在肝癌的规范化治疗中，第一个核心要素是MDT的精准决策，第二个核心要素就是精准专科技术的应用。两者都需要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师进行系统..。

中国肝癌防治联盟希望建立起肝癌的规范化诊治队伍。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早期肝癌局部切除和消融，县级医院的医生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当务之急是应加强对县级医院专科医师的..。

目前，联盟单位都是顶尖的大医院，要阶梯式地向下发展专科医联体。第一步先建立省级肝癌诊疗中心，再建立地市级的中心，然后扩展到县级医院，以县级医院为核心辐射整个县域，从而促进肝癌诊疗规范落地和治疗效果的提高。

（文/本报记者  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