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放生池，见证南京城的血色与慈悲

隋唐时期的南京，有个宝贝叫“三绝碑”。说起此马来头大，但是，当时的南京人并不看好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绝碑上的三个主角，名声虽然很大，如雷贯耳，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南京人，而且彼此也没见过面，起码是没在南京的地盘上碰头。三绝碑上的图像，河南人吴道子画的，赞是四川的李白撰文，陕西人颜真卿写的字。谁也弄不清楚唐朝艺术史上最顶尖的三个人，怎么就搅和到了一起。

南京三绝碑

论年龄，吴道子最大，颜真卿最小，反正也就相差一二十岁，搁在时间长河里，根本不算事，他们完全可以算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

三绝碑上画的人物，是梁朝名僧志公。说起志公和尚，当时的南京人未必熟悉，后来的南京人更不清楚，如果换一种介绍，说传说中的济公原型就是他，大家立刻心知肚明。由于战乱，原碑早已被毁坏，元朝重刻，加上了赵孟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这样一来，原来的三绝，在明朝人眼里，已经是四绝。到了清代第三次重刻，在碑额上方，增添了乾隆手书的“净土指南”四个字。这样一算，又多了一绝，连皇上他老人家都钦点过，还题了字，凑乎着也应该算是一块御碑，四绝于是又成了五绝。

大家习惯上还是称它为三绝碑，清末的南京名人甘熙看过这块碑，留诗作证：

有碑屹立古殿北，岿然三绝追李唐。

清人所刻的原碑早已不知所踪，今天大家所能见到的石碑，其实是上世纪汪伪时期的文物，按照宋代原石拓本仿刻，深得原刻精妙。可惜文字已模糊不清，一般都认为是多次捶拓所致，然而专家给出的真相，却是文化..破坏。破四旧，三绝碑被推倒，抬到了一处公共自来水龙头下，当作了大家洗涤的搓衣板。结果当然有点不妙，碑正中文字和画像痕迹全无，边缘文字受力较小，还能依稀可见。即便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有喜欢收藏文物的外来土豪，愿用与三绝碑重量等重的黄金，来进行交换，当然也是说说而已，国家级文物谁敢倒卖。

俗话说，礼失而求诸野，相传这句名言最早是孔老夫子说的，因为找不到绝对的出处，也不敢太当真。不管是不是孔子亲口说过，道理还是对的，隋唐时期的南京虽然破败，六朝繁华不在，宫殿楼台可以泯灭，留存在民间大脑中那些记忆，那些不遥远的传说，并不能完全消失。毕竟当年衣冠南渡，中原文化精华，一度都留存在这了。民众深受教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南朝遗民，天生具有文化，清朝的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上便说：

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顛沛造次，不忘经籍。

唐朝人对南京人总体评价都不低，杜佑的《通典》盛赞金陵南朝遗民：

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隋唐之际的南京人，并没有因为金陵城市地位下降，就失去了固有的傲慢。人穷志不短，即使是中下层南京百姓，也不忘在辛劳之际，咏吟几句，喊上一两嗓子。出生在南京的颜之推曾经说过，“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也就是说，若论说话好听，声音优美，就应该是南京和洛阳。经历过六朝，南京人口音开始变化，北方语言大举侵入，已经不再是标准的吴方言。“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根据当时文献记载，吴音特色还在，仍然还通行吴语，真要变成比较纯粹的南腔北调，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话，必须还得要经过朱元璋的明朝，才能算最后完成。

事实上南京人的傲慢，与自己长期以来受到委屈有关，和压抑分不开。早在六朝时期，作为本土人士的建康居民，深感到了官场不公平。周一良先生曾经做过统计，东晋的大官，中央一级官员，任用的北人与南人，比例一度严重失调：

东晋是这样，以后的宋齐梁陈，比例有所改变，基本情况还是差不多，只不过北人性质略有不同，又分为最先衣冠南渡和晚渡，大批晚渡的北人，投身革命队伍时间已经晚了，不得不加入心怀不满的南人行列，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等同与本土的吴人，入仕机会显得同样渺茫。

隋唐以后，这种不满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现如今，南京眼睁睁地成了南朝废都，国家算是统一了，南京人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安居乐业，好像更加没有机会，更加没有出头之日。亡国之痛不复存在，在朝当官的却更少了，不止当官不行，官场上还受气，江南文人所自信和擅长的文章，在隋唐以及北宋，也仍然没有什么太大作为。南京人一向感觉良好，自认为文章比别人写得好，偏偏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江南吴人，更不要说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从唐朝中期开始，江南经济彻底好转，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是文化上，还是不得不仰望北方。在浩瀚唐诗中，并不缺乏江南人，第一流大诗人基本和江南无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人名统计，唐朝人才分布比例，排名前五的是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排名第六，其实中间包含了辽阔的苏北，像徐州和海州，完全应该算作北方，还有属于苏中的扬州和泰州。以吴语区为代表的江南，真实处境很尴尬，譬如浙江，竟然排名于甘肃之后，差不多是排名第一的陕西十分之一。这个人才统计数据，已退化到与六朝之前的两汉差不多。

公元757年，江宁县升格成了江宁郡，第二年再改江宁为昇州。这段时候，也就是公元759年，南京来了一位很重要的父母官颜真卿。颜真卿出生在陕西，却与南京人颜之推是本家，一个是颜回的35代孙，一个颜回的40代孙，籍贯都是山东琅邪。对于今天的南京人来说，颜之推被大家知道，是他写了一部古代的心灵鸡汤《颜氏家训》，颜真卿则是名声响亮的书法家。这些都属于后来的买卖，都是死后的追赠。他们在生前都还不算显赫，都只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父母官，做事小心谨慎，十分兢兢业业。

颜真卿在南京当昇州刺史的时间并不长，人们能够记住他的故事，是在城西的乌龙潭建了放生池。时间节点很重要，颜真卿到任，正值安史之乱，中原郡县大半已落入叛军之手，陪都洛阳和首都长安相继被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陷入疲弱。江淮以南地区也受到了袭扰，不久前发生的永王李璘之乱，其首要目标，就是要攻下时属丹阳郡的南京，将其作为割据的大本营。李璘失败后，朝廷意识到了江南的重要性，在赴南京上任前一年，封颜真卿为“丹杨县开国侯”。

颜真卿担任昇州刺史，同时还充任浙西节度使，负责昇州及周边诸州的军事。这时候的江南表面上还算平静，实际上也已经危机重重。永王李璘之乱平定才不过两年，安禄山父子死后，其部将史思明又在河北发动叛乱。南方经济成了唐王朝最重要支撑，急需要像颜真卿这样靠得住的人来镇守南京，防止再次发生变乱。读过《祭侄文稿》的都知道，颜氏一门忠烈，刚强坚毅，在此前北方的混乱中，颜真卿已向朝廷证明了自己的平叛能力。

南京人从此也就记住了颜真卿，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字好。后人纪念颜鲁公，让南京人忘不了，是为了他在乌龙潭边修建放生。因为有了放生池，后人又在池旁修了放生庵，设立祭祀他的神位。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念叨颜鲁公建立放生池时的良苦用心，所谓“宣皇明而广慈爱也”，宣传皇明只是幌子，关键还是推广慈爱。

当时为了笼络人心，朝廷号召各处建放生池，“始于洋州之兴道，洎山南、剑南、黔中、荆南、岭南、江西、浙西诸道，讫于昇州之江宁秦淮太平桥。临江带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南京的乌龙潭便是其中之一。一千多年过去，当年的八十一个放生池，现在仍然可以确定地点的，仅剩南京乌龙潭这一处，由此可见其特殊，颜真卿专门为这个放生池撰写了《天下放生池碑铭》。

放生池

颜真卿还以“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为题，向皇帝呈了一封《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在中国古代，以下呈上为表，譬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其实就是臣下写给帝王的一封信，希望皇上能为乌龙潭的放生池碑题额。在这封递交皇帝的信中，颜真卿表示，南京的放生池遵照皇上意思，已经修好，他现在“不揆愚蠢”，专门写了篇小文章，“又以俸钱于当州采石，兼力拙自书”，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天下知晓，弄明白放生池的伟大意义，让天下知道“陛下有好生之德”。

同时，书法大师颜真卿还很认真地考虑到了一件事，“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又专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入”，顺便向皇上展示了自己的楷书艺术。最有意思是这封信的结尾部分，他居然会这么说，敢这么说：

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谄之臣，犹刻金石，垂于后世。魏文帝外禅之主，钟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颂德。况陛下以巍巍功业，而无记述，则臣窃耻之。

颜真卿这话真有点书呆子气，举例子不伦不类，如果碰上疑心重的皇上，掉脑袋都可能。怎么可以这样引申，怎么可以这样来比较，他显然是把在南京建放生池的意义，过分放大，强调这样一件大好事，不竖碑立传太可惜。也不能说没道理，策功茂实，勒碑刻铭，皇帝禁不起哄，虚荣心立刻被激发，不止答应亲笔题碑额，还拿腔拿调地写了一段文字：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为心，凡在覆载之中，毕登仁寿之域。四灵是畜，一气同和，江汉为池，鱼鳖咸若。卿慎征成典，润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乐石。体含飞动，韵合铿锵，成不朽之立言，纪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发于中，予嘉乃意。所请者依。

“中孚”二字出自《易经》，有诚信的意思。心中挚诚，以诚在怀而接人待物，虽遇隐晦不明，亦能逢凶化吉。南京的乌龙潭放生池，说起来也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然而在特定年代，确实有着不同寻常意义。作为南京父母官，刚经过北方混乱的颜真卿，显然已意识到了江南可能会有的不安定，他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建放生池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民心，以慈悲为怀，弥散民间的杀伐之气。

自六朝以来，南京这个城市屡遭磨难，内乱外患，真正太平的繁华日子并不多。事实上，就在颜真卿被调走不久，南京城便又乱作一团。当年年底，手握重兵的江淮都统刘展，率兵南下攻打李峘，昇州新任刺史仓皇出逃，金城汤池不战而下。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唐王朝对南京潜在的王气，仍然还是不能放心。怎么办呢，继续给它降级，降低城市级别，公元761年，昇州被废，江宁县改名上元县，再次隶属润州，再次被镇江管辖，六朝古都南京刚有点复兴苗头，又一次沦为一座普通县城。

同样是作为历史名人，李白和颜真卿对于南京人来说，都只是匆匆路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李白喜欢谈王论霸，好权术，好大喜功，不负责任地酒后瞎出主意，充满了浪漫情调，根本不在乎老百姓死活。颜真卿与李白不一样，他为人正大光明，充满了仁爱之心，注重民生，讲究实际，绝不好高骛远，是非常标准的现实主义。在他的眼里，南京这座城市，究竟帝王之气更重要，还是老百姓太太平平过日子更重要，当然应该是后者。

所以历代在南京有所作为的父母官，更愿意以颜真卿为从政榜样，大家都知道，所谓放生，并不是简简单单往池塘里放几条活鱼那么简单。放生学问很大，一朝兴来一朝亡，宋元明清历代的南京，乌龙潭放生池成了这座城市的和平象征，有和平，才能太平，太平了，老百姓才会有点好日子过。对于南京人民来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和平更重要。与和平相比，与太太平平过日子相比，什么帝王之气，什么最有历史文化的古城，都可以见鬼去。

放生就是民生，为祈求和平，后人在放生池边建了庵堂，名为“放生庵”，供奉和纪念颜鲁公，并且不断地加以修葺。明正统年间，在“城西南隅乌龙潭山肇建祠宇”，以答神贶，赐额曰“灵应观”，依照鲁公旧制主持放生。清顺治十三年，当时的总督马鸣佩，还专门立了一块乌龙潭永远放生碑。

清康熙二十三年，灵应观的道士开始破坏规矩，竟然自作主张，沉掉了历代禁碑，公然撒网捕鱼。放生之事，也就因此一度废弃。清乾隆八年，江苏巡抚陈大受重修放生庵，疏浚乌龙潭，恢复放生，并颁示了保护放生池庵的六项条约。第一条，放生池东面的山坡上不准种菜种烟，只能栽种果树，以防水土流失。第二条，不准栽种菱藕，以绝窃取发生事端。第三条，修堤筑埂，以免池旁良田受淹。第四条，严禁窃取池鱼。第五条，冬季农民挖取淤泥，不准借机偷取池鱼。第六条，放生池庵数百年皆僧人住持，今既重修，如有老僧欲居，仍听首事主持。

太平天国期间，连绵不断的战乱，乌龙潭边放生庵再次遭到严重毁坏。到了清同治七年，当时的江宁知府涂宗瀛，偶然经过放生庵，破屋残垣，只有二株古柏尚存，看上去十分凄凉。涂是曾国藩的门生，老年得志，五十岁才开始做官，从江宁知府开始，最后居然当上了湖广总督。在他主持下，放生庵又重新修葺，涂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颜鲁公祠记》，刻石立碑，嵌于祠内二厅西墙上。

鲁公仕唐，得为升州刺史，公清德忠节，熠耀惇史。所莅愚夫村妇，咸敬仰之。此祠所谓公放生池也，面石头城，俯乌龙潭，波光岚翠，境幽以寂。余偶过此，见古柏二株尚存而偃蹇屋下，仍挺岁寒之节。因加葺治，以为公祠。

让颜鲁公的光辉永照，让仁爱目光始终注视着南京这个城市，必须要保持乌龙潭水的清澈。清光绪七年，时任江宁知府的赵佑宸，蒙两江总督刘坤一指示，派拨六营兵勇，分段开挖，中筑长堤，截为上下坝，就挖出来的土方而计，不下三万余工。经过这番整治，环池一周，排植矮树，又网以当时还十会罕见的铅丝，外植冬青树，间以桃柳，环境顿时得到改善。

在晚清时期，能够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也因此可见历经战乱的南京人民，对太平的向往，对和平的渴望。到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的江苏省长韩国钧和督军齐燮元，又在乌龙潭边立了《四言简明布告》碑：

石城之隈，潭曰乌龙。

谁与放生，赫赫鲁公。

鲁公大慈，泽被鳞鱼。

潭水洋洋，涵育以容。

来者鉴此，物我同春。

罔或窃捕，灾及其身。

明有法律，幽有鬼神。

树石潭上，以告无垠。

这以后，时代变迁的节奏越来越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人打进来，抗战胜利，..渡江，1958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世纪，乌龙潭放生池以及池边祠堂，历代竖立的碑铭，或兴或废，随着时代风云变化，刻了又废，废了又刻。时至今日，乌龙潭公园与周边的清凉山，还有离之不远的石头城，历经沧桑，成为考察南京很重要的历史风景名胜。

本文原标题：《乌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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