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事件之后，你还敢随便点“测性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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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BBC的报道中，剑桥大学的心理学讲师Aleksandr Kogan通过一款用于科研目的的Facebook “心理测试”小程序app收集了约27万用户在Facebook上的数据记录，Facebook宣称Aleksandr Kogan后来将这些数据转手卖给了第三方，其中就包括“著名”的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这家公司因为辅助“特朗普大选”和“英国脱欧”而名声大噪：他们通过选民的Facebook数据分析出他们的心理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为特朗普投放竞选广告。随后几天，事件在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发酵，报道中遭到个人数据泄露的用户数量在不断放大，甚至有媒体宣称挖到了“通俄”线索，Facebook股价也随之大跌，一时众说纷纭，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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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闹与震惊背后，Facebook事件触及了在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该如何应用的几个关键问题。其实这几个问题最早是在近年的社交网络心理学研究中暴露出来，在学术界也已有若干讨论与共识。巧合的是，这次事件的起源恰恰有可能与对科研伦理的违背有关。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

我在社交网络上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任何个人敏感信息，我的隐私还可能泄露吗？

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性格特点与内心状态的某种反映。不需要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直接写下“我是**性格的人”，只要我们对社交网络的日常使用积累到一定数量，科学家就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日常展示的信息来计算出我们的性格特点。这些心理特征可能对许多应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可以根据用户的心理特征来推荐他感兴趣的内容，带来更佳的用户体验；又比如可以根据这些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提高宣传的效果，而这正是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据称在2016美国大选中所做的事情。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算出某人心理特征的前提，是掌握了此人足够多的数据。人们可以在社交网络..上为自己所展示的内容设定不同的私密等级，比如把有些内容设置为只有好友可见，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我们的授权，陌生人就不能获得这些数据。因此通常而言，在社交网络上获得大量用户的、足够准确计算其中每个人心理特征的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何Facebook会允许收集用户数据的app存在？社交网络的用户数据应当被允许利用吗？

社交网络上的第三方app为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提供了重要渠道。这些app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需要用户授权，授权app服务的提供者（比如本次事件中的Aleksandr Kogan团队）访问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各种行为记录。

为什么Facebook事件是一起丑闻？怎样利用这些数据才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在于用户的授权与知情同意。

如果Aleksandr Kogan对用户声称只用于科研目的而获得了用户的授权，但之后卖给第三方做其他用途，则明显违背了科研伦理，应当为之承担责任。

在Aleksandr Kogan的最新声明中，他宣称曾向Facebook更新了对数据利用的说明，告知Facebook他收集的数据将不限于科研用途。如果Facebook得知出于科研目的获取的数据可能被用作他用，而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怎样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网络的使用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存在这样的个人隐私泄露而废止社交网络。研究人员在利用公开的网络数据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谨遵保密原则，不能把研究数据随意外泄；另一方面，利用这些数据形成的研究结果发表论文，更要确保读者无法根据发表论文中的内容溯源识别研究对象，也就是要确保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

原则上说，用于研究的数据应该只用于研究，而不应该将研究数据任意转介，尤其是有商业机构的参与，更是需谨慎处理。

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于人，而不是带来烦恼甚至危险，这需要持续深入的讨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最后

现在关于Facebook的报道很多，结合最新的报道，觉得各有责任: 

Kogan的责任在于通过好友网络，未获得好友的知情同意就抓取个人隐私信息；将这些本用于研究的数据转手商业公司；可能存在假借研究之名，实则为商业收集数据之嫌。

Facebook的责任在于系统上的漏洞，个人隐私信息可以通过好友抓取；在获得有关用户数据被滥用的报告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追查数据的去向并强制销毁。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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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