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疾呼，望中医针灸学术上的实事求是学风早日回来！

据现代针灸文献所载，当代之中国针坛，先后有陆瘦燕、焦勉斋、管正斋、文介峰、楼百层、李志明、郑毓琳及郑魁山等数位针刺手法大师擅长此术。但也有人按照《金针赋》“烧山火”“透天凉”的方法去做，其热凉的出现率很低，或者针下热（即“烧山火”）容易出现，而针下寒（即“透天凉”）不容易成功。

对于上述“烧山火”“透天凉”手法成功者，有人评价说他们都是本着《金针赋》上传授的原则和方法去做的；而对于不成功者，又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模仿《金针赋》的表面文字去做的，并没有领悟到赋文的精髓，因为这些手法既不是“庸流之泛术”，也不是“世上之常辞”云云。

20 世纪30～50 年代，中国最有名望的针灸权威是江苏的承淡安老先生，他之后就是南京中医学院的邱茂良教授（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追随承淡安先生，直到先师创办江苏中医进修学校之后）。承淡安先生在其针灸著作里只重点记述临床实用的针刺基本行针手法和辅助手法；而邱茂良教授在其著作尤其是主编的《针灸学》第1～5 版教材中，论及针灸临床治疗产生效果的三大因素依次是机体状态、腧穴的作用和适当的针刺手法（针刺手法是排在很次要的第三位）。

也有人说，“烧山火”“透天凉”并不单单局限于手法，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比如辨证、配穴等），而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做“烧山火”“透天凉”手法就会易如反掌。此说倒是与上面邱茂良教授在针灸教材中所说的三个因素近似。

承淡安、邱茂良两位先生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中医针灸界赫赫有名的顶尖级教育学家、临床学家，比起前面提到的那些针灸手法大师们来说，承、邱二位堪称中国针坛的一代巨匠和泰斗。如果说连这两位世界顶尖级针灸名家和学者都不懂“烧山火”“透天凉”的精髓和操作手法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还有谁能更有资格对针灸复式操作手法说三道四呢？

认可“烧山火”“透天凉”针法的人又说“烧山火”“透天凉”针法只适宜《黄帝内经》记载的“神动而气先针行”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络敏感人”，这种经络敏感人在现代人群中出现概率极低，为2%～3%。这种说法无疑是给做不出“烧山火”“透天凉”手法客观效果的一种体面的掩饰和台阶。

那为什么针下热（“烧山火”）容易出现，而针下寒（“透天凉”）不容易出现呢？是因为受试者（尤其是第一次接受针刺的人）针刺时难免紧张，针刺局部的肌肉一紧张就会产生应激反应而出现肌肉收缩，肌肉收缩就会产生热量，这是一个基本的物理现象。这个时候测量局部皮温，当然就会升高。举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冬天人们在小便之后几乎都会打一个寒战（俗称“打激凌”），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体的尿液温度通常高于体温，排出来的那些热气腾腾的尿液，自然会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为了补充这些流失的热能，机体会本能地通过打寒战的方式产生相应的热量来补充。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烧山火”容易成功而“透天凉”难以出现的潜在因素。

古典针刺手法的作用被恶性夸张，事出有因。有的古代医家为了在患者心目中树立“神医”的高大形象，便将一些想象、推理出来的手法加以形容、夸大，搞得玄妙无穷、神乎其神，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

他们的这种弄虚作假、华而不实的学术习气也受到过一些讲求科学、实事求是医者的抨击和反对。比如明代著名针灸名医杨继洲就反对将针刺手法神秘化，抨击有些人在针刺时喜欢用衣袖掩盖双手，暗行手法，实际上是神乎其针，玄乎其技。他在《针灸大成》中这样写道：“今医用针，动辄以袖覆手，暗行手法，谓其法之神秘，弗轻示人，惟恐盗取其法者，不知果何法也？”他还说：“《金针赋》十四法，与夫青龙摆尾等法，可谓已尽之矣！舍此而求他法之神秘，吾未之信也。今若此者，不过之为诡妄，以欺人耳。纵为至巧，殆必神亦不佑，针亦不灵也。”同时，他还严肃指出一些医者的不良行医作风：“有医置针于穴，略不加意，或谈笑，或饮酒，半饷之间，又将针拈几拈，令呼几呼，仍复登筵以饮，然后起针。果能愈病否乎？……若谈笑饮酒，不敬孰甚，安能愈病哉？业医者，当深长思矣！”

写到此，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笔者跟随长春中医学院刘冠军教授进修针灸的情景：有一次老师要笔者抄写其一篇关于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的论文，治疗结果是痊愈率5%，有效率未及50%。这可同我们平时在杂志上看的“高治愈率、高有效率”相差甚远啊！于是问老师：治愈率、有效率怎么就这么低呢？

老师只认真地说了四个字“实事求是”。仅此一句，就让学生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