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的“星火燎原”

[原文来自：www.ii77.com]

文 | 邓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央行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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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商行与农村金融改革并行

农商行的征程就像当年的游击战一样，“小米加步枪”，每一个地方的农商行就是一处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图1：农商银行占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比例

回顾农商行的前世今生，可以一窥农村金融改革的“究竟”，也更加清晰地理解农商行的使命和重担。

说起农商行，确实有很多人会带着疑问，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农商行的形象似乎就是“乡土气息”，而股份制银行、国有大行才是“光鲜亮丽”。然而，我们再回头看看农商行的历史，看看农村金融改革的初衷，再看看现在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城镇化建设，农商行的前世今生都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奋斗史。

农商行历经十七年的“峥嵘岁月”，已今非昔比。在我国农村金融..中，农商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引领了民营经济的崛起，也为农村农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回眸农商行的发展历程，也是国内农业农村改革事业和农村金融体制转型的一个缩影。

农商行的..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二十余年。

1996年..颁布的33号文件确立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农村信用社正式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隶属关系；2000年时任..总理..主持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座谈会最终促使农村商业银行诞生；2001年提出按照多元化模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在合作制基础上探索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同年11月12日，江阴、张家港、常熟市三家农村商业银行挂牌成立，标志着农村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

图2：农商行数量变化情况（单位：家）

2003年，全国8个省（市）开始推行农信社改革试点；2004年，全国范围进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并延续至今；2010年，重庆农商行的上市则标志着农商行正式步入现代商业银行治理体系；截止2016年，全国农商行数量突破1000家。

而农商行的转型与改革远远还未结束，更多的挑战和机遇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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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商行与县域经济共成长

农商行的成立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以过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基础上组建而来。扎根于农村和地方县级市的农商行成员也极为复杂，包括辖内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共同入股组成。

农商行属于地方性金融机构，因此自诞生其就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从农商行资产分布来看，江苏、广东、山东等三个省份是目前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县域竞争力最强的，这也进一步凸显农商行在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江苏、广东、山东这三个地方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江苏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农业农村改革最早启动的地区，农商行的诞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江苏省农商行资产规模居全国之首，目前A股上市的5家农商行均出自江苏。江苏地区的农商行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民营经济的血脉，以张家港为例，入资参股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当时参股的企业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这也是后期农商行发展迅速的一大重要原因。

图3：农商行的市场化发展历程

大量的农商行在县域城市“生根发芽”，依托于过去农信社积淀下来的客户资源、银行声誉以及县域各级部门的支持，县域城市的农商行成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力量。如扎根于全国百强地级市宜昌的三峡农商行甚至成为当地银行业的“翘楚”，在规模、影响力以及发展速度上均位于前列，远超传统的“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其分量已是举足轻重。

县域经济成为支撑农商行大规模发展的源动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民营经济结构、人文素养等密切相关，因而形成了全国1000多家农商行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诞生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农商行，推动了县域经济、农村振兴和民营经济发展，这种优势和底蕴十分深厚，也是广大的城商行、股份制银行所无法比拟的。农商行的优势在于深耕县域经济和广大农村地区，借助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三大战略。农商行的发展前景仍然十分令人期待，但也面临现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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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商行的共同困境——危机中亟需突围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农商行的发展也遭遇到现实困境。从比较成功的几家农商行来看，无一例外在股权治理结构、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以及信息披露方面更加规范，治理体系更加健康、可持续。但是，数量庞大的农商行也存在诸多的发展难题，迫切需要变革。

农商行的发展困境具有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股权结构不清晰、治理体系混乱。

农商行脱胎于传统的农信社，成立之初就存在一些股权不清晰的老问题，虽然初期引入了比较优质的民营企业，保证了农商行的启动资金，但是随着农商行业务扩展，优质的民营资本有限，法人股高度集中甚至引发股东之间的博弈。

目前农商行的法人股权构成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国企，以地方国有企业居多，如重庆农商行的大股东是重庆市政府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常州国资委旗下的常州投资集团；

二类是完全民营化，如张家港行，大股东包括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吴江银行的大股东是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环亚实业有限公司等。

农商行上市后股权结构逐步规范，但是大量的农商行缺乏股权结构安排，受制于体制监管掣肘，加上股权分散、治理混乱，部分农商行的股东一般是银行的公司信贷客户，利益错综复杂。

（二）经营管理不善、缺乏制度保障。

农商行饱受诟病的是其经营管理问题，许多的农商行成为利益输送的一部分，农商行的不良率高企主要原因是经营范围偏窄，主要立足县域和农村地区经济，贷款投向多为区域集中度高和行业集中度高的农林牧副渔、制造业等，贷款风险较大。农商行的股东单一，其他的股东股权分散，没有话语权，在农商行的业务发展上缺乏监督。

农商行的董事会、监事会等缺乏制度建设，董事长违规事件频发，近期银保监会处罚的两家农商行均为经营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南部农商行被处罚是因为2016股金红利进行分红，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吉林靖宇农商行则是因为同业融出资金超比例、违规分红、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等问题被罚。农商行一度成为各个民营资本争先追逐的“优质资产“，同时也有大量的政府机构、企业等存在利益输送，利用制度漏洞牟利。

（三）不良率攀升、风险问题暴露。

2018年8月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二季度末农商行的不良率达到了4.29%，较一季度上升1.03%。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产业转型等因素导致市场预期不稳，去杠杆等因素加剧了不良率，但是农商行的业务范围偏窄，行业周期性较强，风险管理不到位，产生了很多的风险事件。

农商行的信贷策略、信贷业务管理整体素质偏低，缺乏创新，过分依赖人工审批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难免会产生恶意骗取信贷资金的隐患和漏洞。同时，监管要求“逾期90天全部纳入不良”更是引爆了农商行潜伏已久的不良率。现如今一些地方的农商行掀起一波“股权拍卖潮”，估值折价的新闻不绝于耳，仅8月份就有多达140家农商行涉股权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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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商行的成功转型——寻求上市

农商行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承担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与县域经济、民营经济“骨肉相连”，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银行业改革和治理现代化，农商行的出路问题迫在眉睫。

因而，寻求上市成为所有农商行的共同理想，而那些成已经上市的农商行探索出了一条农商行改革的成功道路。

农商行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可小觑。如果说银行金融作为一整条食物链，那么最顶端的是以“六大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银行，最底端的则是农商行，数量庞大，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商行的资产规模20.2万亿元，占据银行业总资产的8.7%。截止2017年底，6000亿元以上规模的农商行则达到了5家，分别是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和成都农商行。

短短8年时间，从2010年国内第一家上市（H股）的重庆农商行到另外5家A股上市的农商行，集中于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包括江阴银行、常熟银行、无锡银行、吴江银行和张家港行，九台农商行在H股上市，总共有8家农商行。

重庆农商行正是农商行上市的典型案例。2018年8月30日，第一家上市的重庆农商行披露了中期业绩报告，2018年1-6月，该行完成营业收入132.62亿元，同比增长15.87%；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48.36亿元，同比增长5.26%。截止6月底，其资产总额达到9086.37亿元。这一亮眼的成绩使得重庆农商行愈加夺目，2018年1月，重庆农商行A股IPO申请获得受理，预计2019年上半年完成A股上市。这一瞩目的业绩背后可以窥见农商行的发展前景，而重庆农商行成立才10年，短短十年飞速发展，即将成为首家“A+H”股上市的农商行。

图4：全国十强农商行名单（截止2017年末）   

从农商行的上市历程来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商行的转型之路。一方面农商行通过上市谋求更大的资本金，扩大资本补充渠道，可以为农商行的发展奠定非常好的资本、信誉和业务拓展，而且上市募集资金的成本更低且有可持续的外源资本；另一方面，农商行的上市也意味着自身的发展实力和比较健全的治理结构，对于规范农商行的股权结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来看，农商行的上市的确探索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为农商行的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这些上市农商行的股权结构调整、现代商业银行治理、组织和制度化设计等积累了非常成功的经验，都为其他农商行的转型提供了学习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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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破不立——农商行的改革再出发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当下迫切需要突围的是农商行的股权治理体系。农商行的变革不会是单纯依靠上市，而是需要借鉴这些成功上市的农商行的经验，从制度上下功夫、下大力气，解决那些过去乃至现在一直困扰在农商行上的“顽疾”。

（一）制度层面，包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经营监督。

农商行一直备受争议的是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虽然现在农信社的改制在如火如荼进行，但是脱离了农信社的农商行本身仍然带着农信社的许多弊病。

首先应该规范股权，厘清股权结构，将大量的资格股进行收购，大力发展投资股，引入合格投资者，包括具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投资机构，形成战略投资者，补充资本实力。另外，还可以将更有发展前景的农村合作社、农村集体企业纳入到农商行股权当中，构建可持续的资本金。

其次是要加强公司治理，形成董事会、监事会制度，避免“一言堂”和“个人主义”，严格执行“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尤其是强化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最后是要进一步完善股权托管中心建设，使得农商行的股权能够自由流动，合理合规有序转让，增强农商行股权的价值。

（二）管理层面，包括风险控制、人员素质..和经营定位。

农商行的管理是一个大难题，不仅牵涉到大量的农商行，而且各个地方的农商行存在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环境，几乎在比较大的省市都有数家甚至数十家农商行，大都脱胎于当地农信社，人员素质非常低，缺乏专业化的..。在风险控制方面，仍然延续农信社的人工征信、人工审批的模式，在传统的农信社时期，依靠熟人、宗族关系、社会关系等建立起来的风险控制体系非常脆弱，不可能适应现代风险控制的转型要求。

因此，一方面农商行要大力投入人力资本，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农商行业务人才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对风险控制进行科学规范操作，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模型，包括信贷展业三原则、风险预警、担保机制、授信审批管理等等，都需要规范，杜绝传统的人工模式。最后，要明确农商行的发展定位，根据地方发展特色和区域经济需求，开展特色化业务。

例如张家港行主要依托当地的优质中小微企业，公司确立了专注于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和个人客户的市场定位，构建差异化、特色化的农村金融业务经营和发展模式。

（三）业务模式，包括信贷业务、理财代销以及同业业务。

农商行的信贷业务投放毕竟集中于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这些传统的业务也是农信社的优势，延续到农商行。一些较大的上市农商行则将业务扩展到城区，包括城市周边区域，覆盖面更广，北京农商行就设立了跨省村镇银行，实现跨区域服务。

2016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做好2016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励农商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这也是农商行实现业务增长的契机。资管新规落地后，农商行的理财发行必然遭遇一些挫折，在净值化产品方面加快转型，大力投入标准化资产投研能力建设。

在同业业务上面临“去杠杆“的压力，当前应严格遵循同业业务监管要求，避免触碰监管红线，专注于能够开发和推广更适合地域特色、农村农民金融需求的金融产品，在中间业务上争取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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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农商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这其中有筚路蓝缕，有艰难困苦，也有喜获丰收。第一家国内H股上市的重庆农商行，如今已成长为农商行的“巨擘”，其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表现都非常良好，成为农商行的典范；国内首家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国内一流的农商行，是国内农商行的探路者。

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农商行的确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乡土气息”，有着深深的农村金融改革的烙印。在这其中存在着种种的困境和难题需要破解，内生性问题同样也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彻底的一个缩影，最佳的选择仍然是改革。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商行的未来前景是可观的，从重庆农商行的“A+H”上市成功，到如今8家农商行的优异成绩。立足于地域特色，扎根于广大农村和县域经济特色，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是农商行的正确方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同样适用于农商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凤凰涅槃，农商行过去、现在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突围的急先锋，未来仍将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蝶变”的引领者，是支持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