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族：会逐渐“消失”吗？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徐茂明

图片 | 网络

所谓文化世族，大致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而言。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的文化精神及其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和声望。

从自然属性来看，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这种血缘群体，也可以说就是传统社会里的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家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统计了九十一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苏沪地区洞泾吴氏、皋庑吴氏、川沙黄氏、吴中贝氏、唯亭顾氏、大阜潘氏，平均绵延11.7世。可见，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特征。古人论及世家大族，多着眼于家族的文化特性。如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吴伟业《顾母施太恭人七十寿序》）我们以为，狭义的文化世族，是指那些世代绵延，并在相关的文化领域取得了丰硕成就的家族，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世族的确认，主要还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从家风与家学的角度来甄别，那些家风清白、尚文重教、家学源远流长、心怀乡里、积德行善，而且血脉世系绵延久远的家族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群体，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可以成为强宗豪族，但配不上“文化世族”的称号！

早在清末新政时期，人们就开始从政治和文化两种视角对家族制度进行反思与批判，并形成激进的否定和温和的改良两种态度。否定者依据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理论，从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与民族性上，强调中国家族制度的封建性、专制性，激烈地要求打倒家族制度；改良者认为，传统的家族制度也有许多好的传统值得继承，只要善加改良，仍然可以为当今国家和社会服务。

通过对吴中贝氏和川沙黄氏的家谱编纂与家族组织深入考察，可以明显看到一些时代的新观念在家族改造的实践中是如何具体落实的，比如说，民国贝氏家谱已经拒绝盲目攀附圣贤名人为祖先，对于异姓继入比较灵活务实，烈妇节女逐渐减少，妻妾都可以入谱，甚至还记载了“协议离婚”。黄氏家谱主张“善恶并书”，并编制了《男女双世系图》。黄氏家族的雪社不同于以往的家族组织，少了一些宗法性祭祀活动，多了一些联络族谊、培养国民素质、强调自立自治等内容，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自由平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时代的进步观念。

苏沪地区文化世族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家族，他们通过复杂的血缘关系、师生同年关系与同乡地缘的网络，共同形成了苏州文化世族群。他们作为社会上流阶层，或为朝廷权臣，或为地方大绅，或为文化领域的巨擘，清末民初则是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绅商，他们兼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始终与国家和社会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古人所期待的“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作用。如上海陈行秦氏家族，宋元时期就是簪缨旧族，到了清代仍是科举文化世家，该家族始终恪守儒家士人“三不朽”之理念，积极参与地域社会和地域文化之活动。清末民初，秦荣光、秦锡田父子两代审时度势，关心时局，为民..，举凡“罢科举、兴学校、禁鸦片、戒缠足、筑路、开矿、裁厘金、兴银行、改金币、务农重工”，无不参与。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之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开始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地方精英”，绅商成为新时代地域社会的主角。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与时俱进地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的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

除了西学传入的直接因素外，文化世族自身的实学传统，也使其在中西学术文化之间迅速找到契合点，从而在人才教育上得风气之先，继续保持其优越地位。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对全国的工商金融和知识界都有着巨大吸引力。一些较为灵活的苏州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离开世代居住的苏州，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吴中贝氏家族的贝润生积极支持苏州旅沪同乡会，通过赈灾救济、创建学校医院、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苏州同乡提供生活保障，同时大大提高了贝氏家族的社会声望。不仅如此，这些往返于苏沪之间的苏州族人，也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生活观念传输给家乡的族人，带动了苏州文化世族以及苏州其他人群观念的变化。到20世纪四十年代，苏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像上海”了。

传统时代的苏州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苏州惠氏的经学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苏州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皋庑吴氏的吴湖帆就是因为到上海之后融汇中西绘画技法，才奠定其海派画坛盟主的地位。唯亭顾氏家族的顾颉刚也是在继承顾氏朴学求实、与时俱进的家风基础上，融汇西方进化论，由经学入史学，开创了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疑古派。

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二是内在的家族精神，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文化世族消逝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清末以来强大的报刊舆论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造，导致家族组织的进一步小型化以及家族观念淡化；其次是教育理念的转变与社会担当意识的弱化。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本意是培育新式科学实业人才，但却导致世人重实利而轻人文。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强调家族个体生存与家族的社会责任，而新式分科教育的专业化使得传统的人文关怀严重丧失。再次，新式教育也导致人才单向度地向城市聚集，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家族人口的频繁流动也进一步冲击着传统家族组织的稳定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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