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是不成立的 |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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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汪精卫投敌后，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汪的投敌，是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这种论点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否确切呢？

此说是汪精卫所捏造

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

蒋、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一在后方主持抵抗，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此即“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论。

最早宣扬此说者，是汪精卫本人。

据褚民谊披露，汪曾告诉他，说自己出走前与蒋介石有过长谈，谈话中，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故而，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此说很具迷惑性。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

“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

在汪伪政权历任要职的梅思平，似也听过这种传闻，一度“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梅思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

“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欲以个人之地位，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国内舆论，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褚民谊、梅思平等人强调自己曾受“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蒙蔽，实怀有借此消减汉奸罪责的用意。

但汪精卫曾传播“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比如，在组建伪政府之前，汪曾在“干部同志会议”上讲话，如此解释自己散布“双簧论”的用意：

“我此次出来，..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

此番言论里，汪一方面否定自己与重庆有“双簧”之约，字里行间却又强调自己愿意行“双簧”之实。

这种巧妙说辞，使“双簧论”当年在沦陷区流传颇广。

1942年夏天，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去找伪政府警察局的巡官开“探亲证明”。王鼎钧发现，这些巡官也受到了“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的影响：

“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1939年投靠..，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个沦陷区小县城里的巡官，是否选择去伪警察局任职，与汪精卫是否在和重庆唱双簧，未必真有多少关系。或许真如王鼎钧所言：

“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巡官之所以相信“双簧论”，是因为巡官愿意相信“双簧论”。“双簧论”的存在，为许多沦陷区的“公职人员”缓解了内心的道德压力。

图：汪精卫参加日、伪军联合演习

不存在什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有论者谓，汪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

这种观点，起源于汪精卫及其同僚当年的各种自白。

比如，汪曾在前往南京前夕的“内部干部会议”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等既非……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褚民谊在抗战胜利后，也曾留下这样一段自我辩护：

“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

这些讲话，其实只是一种枉顾史实的自我粉饰。

因为汪精卫原本的计划，并不是要去沦陷区成立伪政权。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

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

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以上史实显示，汪的本意，乃是依靠自己“革命元勋”的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脱离蒋介石，然后在..的支持下，于云南、四川、广东非沦陷区，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可惜的是，事情没有朝着汪精卫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按预定步骤，龙云将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云南将成为新政府的第一基地，龙云及其军事力量，将成为新政府的主要支柱。

1938年夏秋之际，陈璧君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鼓动反蒋。龙云对反蒋一事未曾正面响应，但同时也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

汪的亲信陈春圃则说：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

汪、龙会谈之后，汪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所转述的这段龙云之语，真假难辨。但二人的谈话并不愉快，是可以想见的——汪本计划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显然龙云并没有给汪吃定心丸。

于河内发表“艳电”（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电报中的代码为“艳”，故称“艳电”。这是汪精卫公开降日的标志）时，汪尚期待云南响应。但此时的龙云，已旗帜鲜明地选择了支持重庆政府。余者如桂系李宗仁、粤系张发奎等被汪精卫寄予厚望者，也无一人响应。

汪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遂就此泡汤。与蒋“唱对台戏”失败，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打出“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开始宣扬自己是在与蒋介石“唱双簧”。

附带一提，褚民谊等人还曾有过一段比较离奇的自我辩护：

“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贝当的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如果汪精卫的“大后方新政权”计划成功，然后与..停战议和，倒是可以类比于维希政府。可惜的是，后来的南京伪政权，完全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实无资格与维希政权相比。

图：1942年，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与东条英机(左二)会面

汪精卫投日的真实逻辑

如前所述，“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说，只是汪伪一干人等的自辩之词，并不符合史实——汪精卫的理想计划，是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架空乃至取代蒋介石主导的重庆国民政府，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汪精卫最终选择赴南京投日，据笔者理解，有三点原因至为重要：

（一）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说：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

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