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奥斯卡选择为「失败者」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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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呈杰

奥斯卡向来都不喜欢失败者，以「失败」为主旋律的电影，往往会在学院那群老古董前再次宣判它的失败。你大可以举出反例：就说今年的最佳影片《爱乐之城》，女主人公是个一边当咖啡师一边试镜的小演员，男主人公是个只能在流行爵士乐队里摆弄音乐合成器的钢琴家。人生够失败了吧？生活够糟糕了吧？

当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他们的失败只持续在电影的前半场。《爱乐之城》歌颂的依然是胜利者，它是最典型的好莱坞工业流水线的产物：男女主人公在污浊的环境中始终葆有梦想，相互扶持奔向各自的大好前程。即便是那个没能牵手成功的结局，也像是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告诫：生活总不能事事花团锦簇，留那么一丝遗憾的念想，总还是美好的。

「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是摆上台面的「政治正确」，其实，还有一个人们秘而不宣又乐意全盘接受的「政治正确」：「美国梦」。有梦想的人理应值得我们的全部敬意，他们相信，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一定可以迎来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无从辩驳的逻辑，可问题在于：那些没有梦想的人，那些陷在生活沼泽里爬不出来的人，他们该怎么办？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讲述了一个男人无法和过去和解的故事。片名中的曼彻斯特不是英国以足球出名的工业城市，而是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也是男主人公李（Lee）的家乡。李独居在波士顿，白天做着最普通的蓝领工作：修马桶、接水管、铲除积雪，晚上收工之后就去酒吧喝闷酒。他极少说话又容易发怒，一旦被一点小龃龉扣动了扳机，火气就瞬间出膛，直冲面门。

当观众开始好奇李古怪的性格是怎么形成时，导演肯尼斯·罗纳根（Kenneth Lonergan）聪明的双线叙事结构便开始发挥作用。导演把李的故事线从中间切断，伴随着细碎的闪回，旧日的伤痛一点点从水底浮起，显出了它狰狞的面孔。李曾经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一次得意忘形的犯错酿成的事故改变了一切——一场大火吞噬了他两个未入青春期的女儿、刚出世不久的儿子和他的家，随后妻子和他离婚。

大火之后的李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症》中说：当我们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丧恸的行为「意味着要向正常的生活态度致以严肃的告别。」对于李来说，正常的生活态度在因为他的犯错而失去妻女的那一刻便永远结束了。他逃离了海边的曼彻斯特，独自一人来到波士顿。

在这个惨淡的故事中，无论是李，或者是别的什么人，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等待像浪潮一样的情绪来了又走，期待每次浪潮来得有丁点不同，潮水褪去的时候悲伤就能褪色一点点。

因为哥哥的去世，李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了。他被强迫着回到曼彻斯特，并成为了侄子帕特里克（Patrick）的监护人。于是，过往的回溯和剖白镶嵌进李现在的生活版图，明明灭灭，但也明白无误地出现在每一个关键位置，最大程度召唤观众感受人物的悲伤——在开车时，在一个人独处时，在回到熟悉的小镇时，过去猝不及防地袭来，像病毒入侵神经。而李，只能被回忆推搡着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李和侄子

纪实作品《奇想之年》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并将之称为「漩涡效应」。作者琼恩当时70岁，她的丈夫坐在家中准备吃晚餐时，忽然冠心病突发离世。从那一刻开始之后一年，丧恸的情绪就一头扎进她的世界，像海浪，像疾病发作，像突然的忧惧，从此抹去生活的日常属性。

琼恩由此总结，人们丧失至亲之后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逝者生前和你一起做过的事、看过的风景，现在只要一碰到它，马上就会被带进一个漩涡里面，越卷越深、越卷越大，整个人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这些回忆很难说有多么深刻，也许只是一种习惯。

回到曼彻斯特后，李不得不面对家乡的一切人和事。如果是按照疗伤电影的路子，很容易让人猜到故事的后续：要么是和前妻重修旧好，要么是开展一段新的恋情，要么是和侄子新建家园，无论怎样，都得和自己和解——虽然过去遍体鳞伤，人总还是要向前看的。

令人意外的是，《海边的曼彻斯特》避开了以上所有可能性，这也是使其区别于美国主流叙事电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曾经和李一起出海钓鱼的小帕长成了16岁的英俊少年，周旋于两个女友和热闹的派对中。在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后，李又开始部分扮演起父亲的角色，侄子则重新拥有了变调的父爱。纠缠着血缘关系的羁绊让李重回烟火人间，就在他几乎要被治愈悲伤和孤独的那一刻，和前妻的重逢像一盆冷水把他浇醒：「对不起，我无法摆脱往事。」

李和前妻

前妻想来祈求李的原谅，她当年的决绝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李无可逃脱。可面对前妻的轮番道歉，李只是颤抖着摇头，随后仓皇而逃。

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中，李几乎和周围一切人都存在沟通困境的问题。他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生活的圈子不断缩小，不断地遗落亲情、爱情，最后龟缩到自己的内部。如同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所言：「我们结结巴巴地说话，而且实际上，我们就像只能用手势语进行交流的聋哑人一样被隔离了。」与李的自我迷失同时失落的还有他的语言——即使他掌握了与人交流所需的技巧，语言在这里也已经不能完成沟通的任务。

片中运用了大量空镜展现曼彻斯特的生活图景。冷感色调贯穿始终，码头的夜色、冰凉的海水、灰蒙蒙的天气构成了东海岸的冬天。更多的，则是长长的、并不美丽的沉默。在颁奖季有一个说法叫「夺金时刻」，指演员在电影中某个瞬间爆发出的戏剧张力助力其问鼎奖杯。但饰演李的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从头至尾都没有表露激烈的情绪，最悲痛的心理斗争都被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却通过沉默建构出一个丰沛的情感内核。

当侄子女友的单身母亲邀请他留下来共进晚餐时，李的眼神里先是一闪而过的慌张，随后是空气凝结般的停顿犹豫，明知对方对自己有好感，最后还是吐出了一句艰涩的「不用了」。短短几秒的内心戏，就像走遍了千山万水。

这很容易让人联系到美国文坛那个怪异的雷蒙德·卡佛。卡佛小说中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李这样的小人物。他们茫然无措地经受着生活的沉重和无常，明白哪里一定出了问题，可是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生活像一个沉默的坚果，在钳子下渐渐碎裂。沉默不是不想，而是无从说起，他们与表象的世界绝缘，既不能自我诉说也不能自我倾听。

有的，只是酒、怒气、躲闪的眼睛和止不住的哭泣。

在影片的结尾，电机厂老板向李叙述了自己父亲的临终一刻：「我父亲是1959年去世的，英年早逝。他在一艘捕金枪鱼船上工作。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不是什么极端天气，他却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信号，也没有求救，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这和卡佛的小说《人都去哪儿了？》中的片段惊人相似，当那个倒霉蛋想起父亲的死时：

「我爸爸是在睡觉中去世的，八年前，那是个星期五晚上，他死时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厂下班回来，从冰箱取出几根香肠当第二天的早餐，然后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在那里打开了一瓶一夸脱装四玫瑰牌威士忌。」

没有丝毫仪式感的结束，就像没有丝毫仪式感的生活一样。这甚至可以被提炼成一种生命规律：像他们这样的人，一生注定失败，这「注定」不是命定，没有任何超验因素，仅仅是一种自然惯性：在渺茫的浩海里，人们如何挣扎，如何靠近那块救命的木板，又如何在转眼间就被海浪裹挟而去。

因此，《海边的曼彻斯特》不受奥斯卡待见，和卡佛的小说不受那个时代的读者待见一样。卡佛在私下向友人抱怨：「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那些相信美国梦的先生们，看到当然该是暴跳如雷了，他们绝不能接受理所当然的失败，就算人生是一滩泥沼，也该摆着海明威说的「重压下的优雅」姿态。而《海边的曼彻斯特》呢，像是对自由意志的嘲讽，彻彻底底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国镜像：失败者的美国和无梦的美国。

反抗的英雄西西弗斯被诸神惩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因为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于是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做相同的事，这种劳作看起来荒诞又无望，但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提出「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命运出现在面前」。命运不可避免，但「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却绝没有高级的命运，至少只有一种命运」。《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的李就是现代的西西弗斯，正如不断从山顶滚落的巨石，生活并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善，他们还是把活下去当作一项重大的事业，并在其中获取存活的给养。他不可能逃离重复又无意义的生活，只能永远停留在虚无世界和自我意志的缝隙中。

李最终还是一个人回到了波士顿，在自我惩罚和自我放逐中了结余生。他的悲观是不留余地的，并没有将救赎的希望抛入时光无边的夜幕。但如果说，缝隙中真的还能透出一丝微光的话，那就在当下，就在不完美的自己，而不是日常生活以外的地方，也不是我们想成为的另一个人。

就像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生活，就是一种永恒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努力不至迷失方向，努力在原位中坚定存在。」

每个人都有权利不与过去和解，有权利不向未来振臂高呼，有权利选择如何继续千疮百孔的人生。如果我的生命中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走不出悲伤的李，我想我会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轻轻地在耳边说上一句：「It’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