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山：我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 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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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姚璐

采访 | 姚璐 吴梦琦

编辑 | 赵涵漠

摄影 | 余子

地气

在北京西城一栋不起眼的六层小楼里，住着张一山一家。这是个普通的回迁房小区，小时候张一山住在附近胡同的大杂院，后来拆迁，一家人就搬了进来。

房子100多平米，24岁的张一山的房间——他拿手比划着——大约10多平米，一张单人床，一溜衣柜，一套桌椅，没了。典型的中学男生的房间。他没想过搬走，像许多明星那样，住进高档小区或者郊区别墅。他念旧，老街坊、老邻居、七大姑八大姨都住这片，夏天穿着拖鞋裤衩，光着膀子，在附近胡同的大排档里和人喝酒聊天让他感觉特别安逸。他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追求，所有片酬直接打给母亲，也没有银行卡，出门只花现金。《人物》记者和他在一起吃了几顿饭，他只提出过一种要求，请后厨给一碟小米辣泡酱油，一口一个，「辣椒最能补充维生素」。

见张一山是6月，他正在浙江象山影视基地拍摄一部古装戏，每天早出晚归，回酒店第一件事是换上一条粉红、鹅黄条纹相间的裤衩——特别肥大，超级鲜艳，就几十块钱，他特别喜欢，穿了好几年。他穿着这条裤衩，盘腿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

那段时间他主演的网剧《余罪》正在热播，外界喧嚷。但在5月23日播出之前，《余罪》还因为缺乏惹眼的阵容而悄无声息，倒计时一天的时候，张一山发了条微博预告，转发量是可怜的124条。

第一集播出，点击量有三四千万，他对数字没有概念，问经纪人：「这算高吗？」3天后破了亿，他慢慢察觉到火了——他看到在片场拍戏的群众演员候场时拿个手机在看。其他剧组的朋友微信发过来的图片里，一群灯光老师坐在一根灯杆子底下，几个人围看一部正在播《余罪》的手机。在影视城外头的小餐馆吃饭，老板一边上菜，一边问：「你那个《余罪 3》什么时候拍？」

事实上，张一山曾经并非《余罪》男一号的第一人选。导演张睿告诉《人物》记者，当这个项目启动时，大家的第一想法是「要找有颜值的小鲜肉」——这是现在做戏的大趋势，是粉丝经济时代下获得投资回报相对可靠的保障。张睿见了两三个这类型的男演员，「有（观众）很熟悉的，有一般熟悉的」，模样都挺好看，脸上搽了粉，眉毛修得齐整，有的还画了眼线，说话带点港台腔，偶尔夹带着一两个英文单字。

「他（们）不像生活中的人，完全没有质感。」张睿特失望，「你不相信他们会是卧底。」这时有人提议张一山。一年多过去，张睿已经回忆不起第一次见张一山的具体细节，就记得他「没有那些腔调」、「朴素」、「没怎么捯饬」——事实上，之后在《余罪》中超过一半的戏份，张一山选择不上妆。

张一山喜欢「怎么舒服怎么好」，「去试戏也好，或者见导演、见制片人也好，我不会说我知道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刻意去往那个东西身上去刻画或者包装自己」。他不愿意「我还没怎么着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你演，其实有时候往往导演、制片人希望能够跟你聊天，是因为想知道你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是什么样的」。

这与张睿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一直觉得中国大部分的演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他们把生活和演戏混为一谈，就是在生活中演戏，所以他们演戏也一点都不生活。」

「其实山最可贵的，就是他的人性里边真正的闪光点，是他的接地气。」好朋友傅子恩描述张一山，老派、仗义，像个三四十岁的北京爷们，喜欢听王杰、李宗盛的歌，喜欢看搞笑视频，家里不装Wi-Fi，现在知道进酒店能连上Wi-Fi，前几年完全不懂。他不玩电脑游戏，只接受纸质书，闲下来喜欢翻出录像碟，看1999年TVB出的100多集的连续剧《创世纪》——看了四五遍。

傅子恩的父亲是演员傅彪，2005年去世了。5年之后，傅子恩才认识了张一山，如今每年扫墓前张一山都给他打个电话：「哪天去？告诉我一声。」

「到点儿人就来了。」傅子恩说，「那个山还挺高的，爬山啊，一节一节小台阶还挺陡的，各种东西你得搬上去……我一回身，他瘦干火柴似地提了一桶水，特费劲往上提。」 

演技是怎么炼成的

灯光从张一山的头顶洒下，在他的脸上制造出了丰富的明暗层次，他个子不高，精瘦，脸上拥有过多的棱角和起伏，看起来够不上通常意义的帅气，但天然适合出演复杂的角色。

「我确实是觉得自己的形象各方面，不符合现在这个市场的小鲜肉、偶像、明星这个状态」。张一山坦言，他经历了一段尴尬的时期，拍完《家有儿女》，他从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渐渐长成公众视野里「长残」了的男演员。转型总是童星面对的最大困难。他不适合、也不喜欢走偶像路线，在看似沉寂的那些年里，他拍了不少军旅题材的作品，但都反响平平。

他在《家有儿女》中的搭档杨紫对此深有共鸣，在当时的剧组，他们从宋丹丹、高亚麟等演员那里学到了关于表演的第一课，「说人话，就是自然，放松……要别做作，别演」。也是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对表演的喜爱和自信，张一山说，他只会因为淘气、走神被批评，关于表演，收到的从来都是鼓励，「哎呀，好，真好，你就应该这么样演。」戏中他和杨紫的角色总是互相看不惯，两人都愿意自己想台词，变着法子挤兑对方，在一种乐趣中进入自发的创作状态。

但是那之后，他们迟迟没有迎来新的代表作。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起因外貌带来的事业压力，杨紫变得激动起来，「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长得也不是最好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接不到戏，接不到戏的原因是你不够好看、你人气不够、你没有话题度。他们是不看你演技的！不用演技！你只要长得好看，你有话题度，就OK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很困扰……你想去遇一个好的机会很难。」

直到今年，杨紫遇到了《欢乐颂》，张一山则遇到了《余罪》。他所饰演的主角是一个「反英雄」人物，与传统英雄形象相去甚远，面临抉择时会像普通人一样焦虑、惊惧、怯懦，却又不得不完成非凡的举动。

出发去深圳拍《余罪》之前，张一山专门去傅子恩家里和他聊剧本。傅子恩记得他聊起来刹不住车，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演上了，傅子恩去上厕所，张一山就跟到厕所门外跟他讲，「就感觉他很迫切地就想去塑造这个角色」。

拍《余罪》的时候，张一山向经纪人张山提出要求，要把剧本印刷成单页的，背面空出来。张山照做了，后来才发现，「他就在前一页看剧本，在后面写，后来我发现他写的比剧本还多，在某场戏啊、某个地方啊，备注一些什么，他觉得这个有几种可能。」

「在我之前做了很多笔记和功课的前提之下，我每天晚上最少要两个小时，我自己才能踏实地放心明天去干活，要不然，我不踏实，就是明天出工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受不了。」张一山认为这些功课必不可少。他的同班同学、在《余罪》中饰演「牲口」的葛铮发现，每天拍完戏之后，张一山会把当天每一场戏的情绪记录下来，因为拍戏是跳着拍的，这个景拍完拍那个景，「人一般都不会记着当时演的状态是什么样，但是他把本子一翻，看一眼那天演这场戏的状态，然后我去怎么连接这个戏的状态。这个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你的状态就不会断。」

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从《家有儿女》延续至今，张一山有拉片(编者注：一格一格看电影，反复解读)的习惯，但却很少借鉴某一部电影、某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我会借鉴纯天然的东西。」

从非常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和大人玩，喜欢跟在20多岁的堂哥、堂姐后头，听他们说话。现在长大了，他喜欢跟父母辈的人待在一起，常参加父亲和朋友的饭局。饭桌上一个穿着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和名表的叔叔，30年前就是个街头的混小子，「这种反差特别大。但其实只有这样的人物，在艺术作品里面才是特有意思的」。

他佩服这些人，「这都是人生经历……（对）演员来讲，经历是特别重要的。那现在我经历不了那些东西，那我不如就听听人家说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