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明：曹寇躺在“水城弟兄”的床上，溥仪为何不躺曹寇床上？

在2012年，曹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七年表》，之前他一直秘而不宣，据说有幸看过此文本的不超过五人。这部小说分为十七个章节，按照编年体体例，一年一个章节，从1990年写到2006年。起始于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命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终止于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侯赛因被执行绞刑。小说原名《萨达姆时期的生活》，除了每一章节前所引一段与萨达姆有关的国际大事，描写的其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城乡极其普通青年之成长历程。像一件让人赞叹的装置一样，与日常经验和琐碎生活相平行（也许更贴切的说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一件“国际大事”，成为了贯穿主人公青春期生活的“时代背景”，在曹寇看来，“或许两相参照倒别有趣味”。这种勇敢的尝试，可惜甚至没有获得起码的尊重和公平的对待，在发表和出版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被要求删改，将国际大事删除，它们出现在小说里（随便哪里）完全没有必要，被视为恶性肿瘤；书名不妥，最终被改为《十七年表》。

早在2003年，有感于“萨达姆被美军抓获。他胡子拉碴，温柔缄默，像一位大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寇开始构思动笔。在此之前，对曹寇而言，萨达姆·侯赛因一直是一个“电视上的人”，被美军抓获后，变成了一位“生活中的人”，这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因此曹寇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萨达姆是总统也好，是阶下囚也好，他和“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就好像曹寇所申明的萨达姆事迹和这篇小说毫无关联，他存在（过），仅此而已。套用曹寇另一篇小说的题目“本人已死，有事烧纸”，透露而出的自是一股虚妄荒诞之意。这个结束的时代，显然不是萨达姆其人从权力巅峰跌到谷底深渊，而是没有参照更无法自况的青春期，是稀里糊涂便告终结的发育击节，在方言中星星地称之为“发声年头”，“发声”即“发育”，说话的声音在这里代替了身体形态的变化，而身体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禁忌，少男少女们不能互相指认对方长毛了长胸了，这是耍流氓，而成人也不能为老不尊，只能必要时说“声音都变调了”。如此一来，对一代人的成长发育，集体共谋采取了视而不见、听而有闻的处理，透露出一种荒诞性。萨达姆掌权也好，落败也好，和这些少年有毛关系，他们急吼吼地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欲望的问题。他们饱受煎熬，自以为“是有办法的人”，但不是流于纸上谈兵，就是功亏一篑，就好像“屋顶上的一棵树”，除非把房子穿通，扎根到地下，否则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和可造之材。有鉴于此，曹寇将这部小说献给1976年后出生、1989年后进入青春期的同时代人，这些同时代人（男性）在曹寇的小说中有两个通用名：王奎和张亮。1990年，十三四岁的王奎和张亮不可能对围绕萨达姆产生的一系列国际大事置若罔闻，必然会坐在电视机前面对电视机上的萨达姆的一些行为，但也仅此而已，萨达姆的问题交给萨达姆处理，王奎和张亮有他们自己更为迫切的问题要自行解决。这是同时代人共有的记忆，摆脱不了的画面和困境，没必要刻意回避，当然也无须强行唤醒。

在2003年，1977年出生的曹寇虚岁27岁，属蛇，处女座，小他两岁的诗人吴又说：“活着就是不对。”活着虽然不对，但曹寇觉得这句话很对，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动人光辉。到了2006年，曹寇30岁，正是孔子所谓“三十而立”之年，要面对一大摊子事情。这种日常生活经验具有普遍性，在小说中被每一个和所有的王奎张亮所面对，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同时他们也必须承受无所事事的无聊和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虚无。由此，曹寇开始积极探究在小说中何谓意义，“意义是赋予的，作者应该尽量避免训示意义，虽然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意义传递是无法避免的，故而隐秘其意义应是本分。作者相对正确的作用是呈现，呈现有意义或无意义，但此意义非彼意义，彼意义应该由读者去赋予。”很显然，曹寇希望看到的是，作者和读者在对意义的呈现和领略上首先应该各司其职，其次即使出现分歧也在所难免，而且作者理应对这种分歧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这很有可能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曹寇对此早有预见。但何谓成功的小说，何谓失败的小说？对曹寇及其同时代的写作者而言，也许所谓的成功才更应该警惕，所谓的失败（比如存在某种缺陷）反而值得去一再尝试。至少，只要这种尝试是诚实且属实的书写，就应该被珍惜和善待。就曹寇而言，《十七年表》完全在他自己能写和想写的范畴之内，甚至可以理解为曹寇的自传（张亮王奎们的自传）、经验自传和精神自传，具有这种质地的小说，毕竟摆脱了异口同声，是独特的，是珍贵的。曹寇向来反对同质化的写作，深以为戒，身体力行。这种秉直，让他有些难以接近；而且他的针砭言论，也会让有些心自胆怯的人躲得他远远的。目前千人一面的写作，其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小说家对本体日常经验的忽略，诉求一种高蹈于众生相之上的卖力和奋力的表演，结果反而陷入了失真和虚伪的泥潭。曹寇对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当代汉语的杰出文本，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描写的是溥仪作为皇帝的自己的日常经验，没有舍弃自传而空言其他。这一点难能可贵。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简单却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溥仪不写曹寇写过的东西（曹寇的日常经验）呢？换言之，曹寇若想把手臂伸长，去写溥仪的日常经验，去为溥仪或别的什么历史人物写传记，会存在哪些困难呢？

回到《十七年表》，曹寇有自知（先见）之明，他表示自己完全无意去写萨达姆（因为曹寇对萨达姆的生活一无所知），他想写的是萨达姆时期中国城镇青年的日常生活，这些恰是曹寇本人耳熟能详的，是他无法摆脱的过去，是他深陷其中的现在，当然，可能还蕴藏着一点点值得期待的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在拘禁，从八卦洲到城镇结合部到市区，地址在淹留，时空经纬交叉，准确地凸显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曹寇将之言简意赅地归结为：可悲性和卑微。可悲性源于记忆，为什么可悲，是过去的经历使然，也许还牵涉到前世，让人无可逃避地深感可悲。卑微是现状，在蜘蛛网中，每个人（在曹寇的小说中，主要是青年）都卑微地匍匐着，等待蛛网某处的震动传来，以便飞快、娴熟、条件反射地爬过去。而不是误投罗网的飞虫。即使有飞虫，一旦被网罗，也就变成了蜘蛛。所以，生活是一面网。生活是无数面网，网上有蜘蛛，它们自以为盘踞网中央。网外什么也没有，没有飞虫，没有风，没有空气，是一片虚空。中国称之为“浑沌”。网的存在便成了虚无，网上的蜘蛛便也感到极度无聊。

生活中的曹寇

曹寇曾扪心自问：溥仪为什么不写他曹寇写过的东西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拿这个问题继续问曹寇：你会写溥仪或历史上某个人物的传记或者以他们的经历创作历史小说吗？如果曹寇想写，那么他接下来就必须解决怎么写也就是能写的问题，方才不违背他自己曾强调的“写自己能写的和想写的那么点可怜的东西”。

曹寇没有写溥仪，但是他写过万喜良和孟姜女的故事（《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里面有这么一段，“我喜欢这样，喜欢小房子，喜欢小空间、小体积。我站在灶与缸之间的缝隙里非常满足，并常有蹲下身体的想法，我想如果我能躲藏在其中而不被外人（包括孟姜女）发现，那简直是太好了。不过这不可能，缝隙太窄了，即便我这么瘦，也很难蹲下去，即便蹲下去，我也不太好意思去蹲——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蹲在家里一条狭窄的缝隙里干什么呢，对此举动，不太好解释。但我真的很想蹲下去，有时，我想把什么东西故意丢到缝隙间的地上，然后藉捡东西的名义蹲进去试试，但不知为什么，居然一次也没东西掉进去过。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只能幻想，幻想自己被左右紧密包裹着。”在万喜良身上，一些会被人忽视的东西——没有安全感、无助、无力，在夹缝中反倒感觉习惯的心理状态——被发掘出来，这是一种基于现代性的表达，或者说，在一个古代传说中，曹寇将现代生活中的日常经验移植到过去，移植到万喜良身上，获得了堪称神奇的效果，既然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万喜良便只能放弃了。这个万喜良，刚刚结婚，以秦朝时期古人的结婚年龄推算，他也是曹寇的同时代人，是张亮王奎，是曹寇本人。

以此为例，或者说，在“放弃”“不放弃”这个严肃的抉择上，曹寇还写了一篇小说，他称之为“非虚构小说”，即《水城兄弟》，涉及谋杀、复仇、家族以及迥异于曹寇家乡的生态环境。曹寇认识到，他必须深入体验代氏兄弟的生活，才有可能把想写变成能写。他需要将自己浸泡在那个场域，走那里的山路，坐摩的，在代成富长子的床上和一只肥猫共睡一宿。曹寇坦言：他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很可能遇到另一个陆凤仁，像代天云那样被稀里糊涂地杀掉。作家梁鸿在谈到非虚构时，曾强调“非虚构”不是“不虚构或反虚构”，而是“一点点虚构”，这一点点虚构，我想就是曹寇认为《水城兄弟》是“非虚构小说”的原因。

2007年，中国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地区一位叫代天云的人被一位叫陆凤仁的人杀害，当时代天云30岁，陆凤仁27岁，又是两个同时代人。死者的哥哥们因为无法容忍当地警察侦破和抓捕不力，而动用家族资源自己踏上了追凶之路。耗时一年有余，跨越六个省份两百多个县市，最终抓获了凶手。2008年，这起被冠名为“五兄弟万里追凶”的新闻轰动中国。

代氏兄弟

《时尚先生》杂志联系上曹寇，请他前往水城，对代氏兄弟和相关人员进行了十余天的跟踪采访。曹寇确实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他到了水城之后，代成富问他：“你到底是干嘛的，你想干什么呢？”曹寇满面羞惭地说道：“我是一名作家，要把你妹婿和他兄弟的事情写成小说。”作家是什么？可能什么也不是，但作家首先得是人，而人的基本属性曹寇早就抛出过他自己的结论：可悲且卑微。撇开“万里追凶”这个极富噱头的现代传奇故事，曹寇看到了当地人可悲的生活卑微地活着，包括死者和凶手在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外人强行介入此事，曹寇也看到了自身作为人的这一属性。为了让采访顺利，他登门时带了礼物，当地通行的烟酒。曹寇自嘲了这一行为。

就像卡夫卡、舒尔茨和博尔赫斯这些文学前辈所迷恋的一样，曹寇也坚决主张小说不能满足于讲故事，具体展开来就是，小说家认真在讲故事，却是用其独特的声口啰里啰嗦、不知所云、旁逸而出，在讲故事中消解了故事。这是现代小说非常重要的特征。曹寇称《水城兄弟》为“非虚构小说”，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到那次贵州之行，代氏兄弟的故事已经被他“无耻地”引为自己的宝贵经验。正是这据为己有的“自己的宝贵经验”，恰是《水城兄弟》中最为迷人之处，它让这个故事升华为小说，而不仅仅是故事。曹寇说，有时候他在酒桌上侃侃而谈，会猛然惊醒：代氏兄弟还记得他吗？代氏兄弟拓宽了曹寇的日常经验，那么，他们是不是曹寇的同时代人，或者说，他们会让曹寇小说中呈现的同时代人更加丰富吗？

《水城兄弟》是此后中国非虚构写作浪潮的开刃之作，完全可以拿来当作范本，就好像卡波特的《冷血》一样，如果非虚构写作者认同曹寇“非虚构小说”这一说法，并且理解梁鸿“一点点虚构”的解释，他们是可以让非虚构写作走得更远，呈现出更强生命力的。此后，一位影视界人士看了《水城兄弟》，深受触动和启发，找曹寇要了代氏兄弟的联系方式，再次走进了贵州的深山老林，以致后来有了电影《人山人海》，在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了银狮奖。

《人山人海》法国版海报

2000年被视为中国的互联网元年。彼时上网更便利，电脑也已经普及。曹寇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教师，陷入难以摆脱的厌恶情绪中。何以解忧，唯有上网。曹寇在新小说论坛、他们论坛、橡皮论坛、西祠胡同，找到了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最佳途径。那是文学的论坛时代，上演了一段狂飙突进。在新小说论坛，他结识了同样年轻和意气风发的李师江、张楚、盛可以们；在他们论坛，他深受韩东、顾前、朱文、吴晨骏这些“老他们”的影响；在橡皮论坛，他与坚持自我的竖、乌青、吴又、张羞这些年轻人一见如故。他把小说作品发表在上述论坛，静待围观和评论；他将西祠胡同作为保存自己小说作品的“仓库”，意外获得了一批拥趸：手指、叶勐、慢三，还有更年轻的魏思孝、王苏辛和郑在欢等人。这些都是比他小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接过了曹寇的枪，继续写他们熟悉的同时代人和日常生活以及经验。

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问卷”，给曹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作家身份的认识，对小说本质的理解，都与此深有关联。这种关联让曹寇在文学的道路上一骑独行，而且一度被正统们不负责任地打上“异类”的标签。他并不以为意。他的立场和张而不引的反击是：任何时候，任何职业，不劳而获肯定是不合理的，因而豢养作家更显荒谬，作家应该交付市场，让他们在市场中自生自灭。

在《时尚先生》找到曹寇之前，曹寇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知道他写作的人极少，信任他写作能力的人更少。曹寇当然不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毕竟他已经潜心写作十多年。事实上在发现大多数作家写作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后，他信心更足，自我认知也更清晰。身为作家，当然是要靠作品说话，而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面对代成富，曹寇会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而羞惭，因为他知道一个作家的突然出现对其家族无益且毫无意义；面对曹寇，估计很多自命自诩为作家的人要无地自容，因为曹寇直言：“文学不会堕落，堕落的是人；”“死死揪住文学形式而不知道文学是何物的大有人在；”“毫无艺术价值的小说比比皆是。”人的堕落以什么为表象，最直接的就是成为“社会人”，也即是“八面玲珑的人”。曹寇自己不屑于成为这样的“社会人”，他的小说中也绝少表现这类“社会人”。他给自己小说中人物的定义是：“社会上人。”一字之差，含义尽显。“社会人”是利益链中人，是上水鱼，能争善抢；“社会上人”是在场域中人，好比热锅上的蚂蚁，被赶到架子上的鸭，在水面上浮头的鱼，他们走投无路，赶到绝望窒息，大口地喘息，下一分钟就要死掉。对于“社会上人”来说，死掉并不可怕，煎熬的是将死未死的那一刻，就好像浮头鱼，鱼眼珠已然变白，挣扎没有了意义。这一刻才是最可怕的，他们批量死去。

在这一点上，曹寇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判，让人羞愧得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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