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里苏轼有多冤？带你读懂由八股文引发的“笔祸”案(2)

《宋史·苏轼传》也有类似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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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乌台诗案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李定三人作为变法派代表，害怕苏轼被重新启用，本着不搞死你誓不罢休的精神一诬再诬，最终迫使神宗屈从，将其逮捕入狱。而在这一案件中，神宗非但没有主动要治罪苏轼的念头，更是在他的力保下才让苏轼获得了最轻的惩罚。

这是苏轼的观点，起码他是这样对外宣称的。也就是说，这起案件乃是新旧党争的有一次完美展示。然而，真的如此吗？

苏轼书画作品_图

自变法开始，苏轼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他不仅多次上书批评新法的危害，还同时屡屡在自己的诗作中多加讥讽。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是在讥讽对于农田水利法；“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批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是批评盐法，如此等等。

对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苏轼也没有放过。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他批评王安石没有识人之能，不可大用。其后在熙宁七年，苏轼更是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矛头直指王安石、吕惠卿二人，攻击的不能再狠了。

可以说，在乌台诗案爆发以前，苏轼批评新法就一直没停过。在此期间，并不是没有人想弄苏轼。

先是在熙宁二年，神宗想要重用苏轼，但被王安石所劝阻，最后以开封府推官的职务打发了事。当苏轼上《拟进士对御试策》后，王安石更是恨得牙痒痒，于是让谢景温等新党人士使出吃奶的力气去弹劾苏轼。变法初期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的宋神宗，唯独这次没有听从新党对苏轼的攻击。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_图

除了王安石，根据南宋王铚《元佑补录》 的说法，沈括也曾经在熙宁年间告过苏轼的状。当时，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沈括作为朝廷特派员去两浙地区视察当地的农田水利情况。出发之前，神宗特意嘱咐沈括，让他去拜访下苏轼，送下温暖。

结果，沈括却发现苏轼新近的一些诗作中有不少讥讽新法的，于是将这些谤诗抄录下来，并一一在旁加上自己的注解。回京之后，沈括将它们作为苏轼的黑材料呈给宋神宗，其目的不言而喻。但神宗并没有因此惩处苏轼。

要论身份地位，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自然不是李定等人可比的，要说拿诗文来弹劾苏轼，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他们干不成的事，却让李定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呢？另一方面，此案牵连甚广，大佬司马光都被扯了进去，这难道是区区几个御史台的官员能干成的事吗？

王安石变法_图

此外，苏轼自熙宁四年之后远离京城在外任职，对支持变法的新党并不能构成直接威胁。而自熙宁十年以后，苏轼讥讽新法的诗文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讽刺的力度也大大减弱，那些言辞激烈的诗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都是在这之前的作品。

在反对变法最激烈的时候，苏轼并没有收到多大处罚，然而等到他只是有少许牢骚时，却遇到了被扒掉一层皮的乌台诗案，难道不奇怪吗？

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乌台诗案的发生，很难简单地归结于是新旧党争的产物。而李定等人虽然积极炮制乌台诗案，想把这一案件做大做强，但没有神宗的支持肯定行不通。也就是说，这一案件的操盘手只能是宋神宗本人。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这么干？

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_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