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强︱《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的李滂生平事迹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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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 强

高田时雄先生《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以书籍的聚散和再发现为基点，考察晚清以来的中日、中西学者交往，虽然所辑录二十篇前已陆续刊发，但其中亦有首次译成中文者，其范围之广、论述之严谨，足证作者对所关注领域如中外交通史、敦煌学、版本学史料的搜集穷幽极微、至纤无际，读毕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之背景》为本书开篇，高田时雄先生在正编写就后又接连三次予以补写，时间跨度自2008年起至2014年止，可见其用力之深。其中“再补”（以下简称李文，全书页码）一节以李滂生平为核心，以艾俊川先生所藏一手档案史料为基础，很多细节得以首次披露，但仍有值得进一步补述的空间。

“近世藏书家概略”一文的再考察

是文为1933年李滂在省立河南大学的讲演，后刊于《进德月刊》第二卷第九、十两期（1937年5月、6月）。据原文可知本次讲演分作两日，均由汪志中记录。首日邵次公先致介绍辞，略述李滂继承家学，唯结语处言“此次来汴，闻亦欲办理中国古物保存会”，属于有用信息，查本年初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确筹设中央古物保管..，此次南下似于此事相关；李滂在开讲时亦略述来此缘由，云“滂因事有首都之行，便途莅汴，承关伯益、张中孚、邵次公诸位之邀请，作近世藏书家概略之讲演”，这一表述与李文（51页）表述略有出入，后者称“他是应当时国文系主任邵瑞彭（字次公，1887-1937）之聘”，此处“聘”字似为译者之误，因高田时雄先生抄录李滂自撰履历书（48页）时亦写道“民廿二河南大学作□月游”，并无聘用之说。

《张元济年谱长编》中有一处提及李滂，为“1909年9月上旬至中旬初”涵芬楼购入顾锡麒謏闻斋旧藏，编著者曾引用李滂记述：“顾氏收书始于明代，方涵芬楼往购其书时，滂亦随往，见其拭几待客，皆以宋刻书残叶，不胜悼惜”，出处标为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第869页。笔者大骇，因据李滂履历书及《邺亭忆旧录》（47、49页）均可知李滂生于1907年，两岁孩童恐无陪同前辈访书、心感悼惜并记忆犹新之可能；另据“李母横溝宜人传略”可知，李滂随父母于宣统己酉年（1919）返国，有无可能于同年9月抵达上海，颇令人怀疑。

笔者查阅《文献家通考》，发现这一说法的原始出处即“近世藏书家概略”，为李滂第二日演讲中论及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部分，且文词一致，并无错录。分析诸可能后，笔者认为孙毓修稿本《书目考》所记涵芬楼购书时间“宣统纪元八月”应为可靠时间，李滂所言虽有细节描述颇为生动，但应为托大妄言，想来应从其父亲或木师门人道听而来。

除此之外，该篇仍有两处细节值得瞩目。

一是首日李滂发言以杨氏海源阁为结语，言“旋有王子灵者，以为奇货可居……托言市诸国内某家，实则暗中卖于阴险卑鄙之侏儒岛夷也”。其中“王子灵”应为汪志中误记，实指琉璃厂藻玉堂书店老板王子霖，其日记残篇刊于《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日记、信札及其他》。李盛铎即最早购入海源阁旧藏者之一，王子霖日记中多次提到木老购书且皆为感佩之辞，未有李滂的只言片语，将两方之言对照颇值得玩味，而真伪之别，笔者不敢轻言。

二是李滂讲演中很客气地将“邵次公双玉蝉馆”列为藏书家之一，谓“本岁先生以讲学来汴”，这一说法稍有误，查《河南省立河南大学一览》1932年版，可知此时邵次公即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

政治家、藏书家李盛铎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中的李滂史料

2011年出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二册（以下简称抄本）为李盛铎档，笔者仔细检视各卷目录后发现，除抄本第一百四十二册外，其他各册均有涉及李滂的史料文献，包括家书、友人往来书信、公函（片）、文章底稿、书目、遗著目录等。该史料似未被高田时雄先生所关注，故笔者在此将其中与学术史、书志版本学有关者以主题分述如下，其中字迹模糊或涂抹处以□标识：

（一）白坚致李滂书信。

抄本共辑三封书札，白坚皆用其谱名“劭暐（韋）”敬称李滂。

1

劭暐十哥左右：新秋伏惟，侍奉多福。仆昨还沪矣。尊臧被攘窃，近况若何？冀见告。

坚 顿首

八月廿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238页，具体年份不可考，似在某次为李滂卖书之后。

2

劭韋十哥足下：与均公一再相晤语，闻之喜不可言，今后马首何之。足下自昔有游峨眉汶岭之愿，今非其时耶。仆还乡以来，无恙时欲出游，则以道难而止，比无可乐，得作此书为乐。肃此，即希

德诲，并问眷爱咸安

坚 顿首

十月十九日

江陵张圣奘今在重庆大学教授，中秋顷曾相往还。此君有修正明史之壮志，而于蒙古元史尤用功，若承德诲，乞寄重庆化龙桥虎头岩王家花园白隆平。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248-249页，写于何年亦不可考，但应不早于1934年，查1935年5月出版的《重庆大学一览》职员名单可知张圣奘于1934年秋到校任教。

3

久不获尊处消息，起居何如，伏惟侍奉安胜。坚自春初伤风，至今未愈。中间尝卧半月，小愈则东渡，归则游黄山，静养之日甚少，乃今医者谓肺病也。然而不咳嗽不吐痰，惟稍畏寒耳，一感寒则肺部立感不快，有喘息声，斯所谓肺病欤。近日中西医术并投，中药则服半夏露，若有神效；西法则受人工太阳灯兼注射Helpin海尔平。坚卧静养月余，期必全愈云。斯疾一日不愈，则活动殊难矣。弟所有石与书悉欲脱售，往尝一再劳神之毛钞书籍，欲乞为一问书估，彼欲此书之人究竟所欲何种？所欲之书确切不移出价若干？乞赐示及，即凭割让，何如？

弟坚 顿首
上劭暐十兄大人足下

十三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一百三十九册266-267页，具体年份不可考。

2011年出版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

（二）假借两汉书、晋书影印事。

此事为上海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背后经过，主要推动者是傅增湘，虽然最终皆用其他底本，非木犀轩藏书，但李滂作为李盛铎的代表直接参与其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下简称尺牍）存札和抄本散见的书信恰巧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筹办过程。

1927年7月26日，傅增湘去信告知张元济：“今日李木老来此，谈及其世兄少微赴申，借印汉书事可与径商，渠仍住民厚西里。木老言（木老已告其世兄矣）其世兄住申约两月，不知此两月能照完否。请公速与接洽，毋失此机会也。”（尺牍167-168页）据张元济8月7号的复信可知，他打算拜访李滂，但结果如何并无明确记载。10月5日张元济去信傅增湘，坦言：“木老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公司中人认为过重。时局如此，即印出恐亦无甚销路，暂行缓议。”（尺牍175页）到此，假借木犀轩藏书之议搁置，而索价如此昂是李盛铎意抑或为李滂主张，不得而知。

1930年春此事忽有转机，傅增湘作为李盛铎的门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在两边不断游说（尺牍228、229、230、234等页），双方争议已非酬金数额，而是影照地所在，李盛铎要求必须在天津而张元济则坚持运抵沪上，至于酬谢方法，则已改为赠送百纳本二十四史全书数套。抄本所辑信札多在1930年底至1931年3月，笔者根据其逻辑（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

少微十哥世大人赐鉴：前杉村兄自津回，恭审夫子大人福履绥和，精神弥健，游泳佛海，味道而腴。引詹函丈，慰兴忭会。尊藏宋本晋书，张菊生拟假印入全史中，沅叔先生曾在师座前言及，昨沅公来函重述此事，特将原函寄呈左右，祈加詧纳。宝本拟日内赴津面聆夫子训诲并与吾哥作半日清諙，腕疾增剧，西医诊断为神筋痛，故而终止，驰仰万千。近见海源阁旧藏荛跋书多种，索值奇昂，无法合议，惟据以订正楹书隅录之误数处耳。专此，敬颂

撰祺 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鸿宝 再拜
十二月廿一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92-394页，应写于1930年12月21日，虽存信封但邮戳模糊无法辨认。“杉村兄”即日人杉村勇造。“荛跋”应指黄丕烈所撰题跋。此信所言“昨沅公来函”应为下函。

2

张菊生前日来函，决欲假李木师之宋本晋书影印，酬以衲本全史三部，此层前与木师言及。公近日赴津否？乞转达，能将全书交弟处即可。决保毫无损坏也。黄善夫本史记竟配全，至可喜。

曹理斋之律吕正义后编此二百元不能少

闵葆之之内钞明名臣奏议此三百元可略减大约二百五十元可办

二书能留否，此两公皆待款渡旧岁者也。乞酌示

森玉仁兄台鉴

增湘 拜启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90-391页。曹理斋即曹秉章，曾参与编纂《清儒学案》；闵葆之即闵尔昌，晚清秀才，曾任袁世凯幕僚。

3

少微世兄大人阁下：前奉复函，敬悉一一。菊生来书仍欲奉借尊库晋书影印，曾属森玉代陈，未知夫子大人意旨云何？乞示知。百将传二书祈费神早为买定，若价值有差，可由兄酌为增加，祭书将举，欲得此以助雅兴。此候

台安

世愚弟增湘 拜启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3-384页。原信未写日期，似为1931年2月初，首先信封邮戳（北平）虽然模糊，但仍可依稀看出是某年2月7日，其次由内容可知《晋书》尚未得允借出且此时临近春节，傅增湘藏园祭书约在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左右，可参见《许宝蘅日记》1932年2月4日祭书的记述，而1931年春节为2月16日。

4

少微世兄阁下，昨岁到津，未及承教为歉。弟订于廿八日南游三星期即北返。前次所谈菊生假印晋书事，究以此书是否运津？

夫子大人云须兄查悉，乞赐示。大概何时可交照？菊翁有函询及，便语之也。此候

台安

弟增湘 拜启

正月廿四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1-382页，应写于1931年3月12日。

5

沅叔先生世大人阁下：

手教敬悉，晋书存南中，俟滂赴沪方能□□□也。□□。敬请

著安

弟李滂 顿首

正月廿五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306页，应写于1931年3月13日。原文被涂抹，故无法辨识相应文字。

随后， 4月7日、5月7日张元济又去信催问，而傅增湘5月8日的覆信则告知“前日在津。亲往晋谒，适少微世兄自申取书回。当即将全书八函交来。近因朱君赴会之便。特托寄呈。”（尺牍264页）至此，木犀轩藏宋本《晋书》终于得借，其中“朱君”似指朱国桢，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副经理。而在尺牍一书中亦多次提到白坚，如1930年10月8日、1931年1月27日、1931年3月6日诸信，足证傅增湘对其颇为信任，常常委托他携带函件、贵重书籍赴申拜谒张元济。

（三）捐赠古物与天津印心精舍事。

1937年2月4日晨，李盛铎病逝于秋山街私邸，非抄本第136册 “李盛铎简介”（约222页）所述之1934年。第139册第263至265页为1938年6月9日天津印心精舍申谢函。由此可知，李盛铎去世后，李滂将已分得之部分家产经洪得之、魏振生二位先生赠与该舍，所捐之物包括经卷、碑帖、字画、古玩，并有意待剩余家产分配后再行捐赠。印心精舍收到该批宝物后虽有点交，捐赠目录却无从核查，故难以判断其中有无重要古籍，但由此推知1940年李滂卖与伪北京大学之书已非“七七事变”后木犀轩的全部藏书。

（四）出任北平民国大学校目录学校勘学教员时间。第139册第205页为北平民国大学校公函一纸，请其出席9月16日（星期一）开学典礼，虽未标注年，但月日信息与1929年相符，可证其履历书所言不假。

（五）其他文稿。笔者拣其重要相关者，略述于此。

抄本139册收录“李母横溝宜人传略”底稿两份，与李文所录版本对照，并无太多差异，惟尾部处抄本稍有多出者。抄本137册23至26页收录“九江李少微先生遗著书目”，仔细研读后令人生疑。

首先此文似由他人抄写，非李滂亲笔；其次书目之中多常见著述如“水经注校录”、“文选校记”，少有能明辨确定者，其中《安愚室印谱》二卷，笔者查此书实际署名为“山阴金若琰辑”，李滂倘若托名亦无改变籍贯之理，故笔者认为此书目并不可靠。此外，抄本中有两封致李滂信函，分别由袁同礼、徐森玉两先生撰写。兹抄录如下：

少微先生大鉴：日昨晤教为快。承兄惠赐论文（关于大典校□者），极为感谢。倘承早日赐下，尤所期盼。奉上敝馆善本书目史、子、集三册，承希转呈尊大人是荷。第一册俟刷就再寄。此上，顺颂

道褀

弟袁同礼 顿首
八月廿三日

赵斐云兄定本星期日赴津会商印四库事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79-380页，写于1935年8月23日。

少微十哥大人左右：久不承教，驰思无已。近维兴居安善，上侍康娱为祝无量。故宫更替，弟为环境牵帅，堕入樊中，苦痛万状，俟叔平兄北返后，决计摆脱，还我本来。吾哥卓识，当以为然也。上元郦君衡叔承铨，喜蓄书而能自勘读，曾得秦敦夫旧藏斠本宋六十一家词，乃毛氏刻成复经陆勅先诸人别据善本勘正者。郦君今由平来津，夙仰夫子大人为士林泰斗，又知吾哥善承家学，欲得奉手，藉罄仰止之忱，命致书为介，傥郦君晋谒时□祈陈明师座，赐予接见并加教诲，感不可言。匆此，敬请

揖安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鸿宝 再拜
十月十七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5-386页，虽然信封邮戳过于模糊，但应写于1933年10月17日。1933年7月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命徐森玉为秘书处秘书长，这一重担应为其“堕入樊中，苦痛万状”的根源。郦衡叔，江宁人，曾撰写“愿堂读书记——六十家词”，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1期（1934年2月）。而徐森玉绍介之请确有下文，郦衡叔在“建康实录校记跋”中追述“去夏草此校记上卷竟，旋有燕都之行……徐森玉先生语及海源阁宋椠本今尚在琉璃厂估人手，虽未得寓目，但书能长留人间终当供学人雠勘未遭劫火亦自可庆也。又顷者李少微先生过访，蒙见告以吾乡孙先生文川藏彭文勤公钞本今在木犀轩中，且谓就愚所校勘之胜处亦略具焉……甲戌十年承铨校竟记。”

结语

在抄本之外，笔者在旁处亦见及有关李滂的史料，除去出任伪职之记录，其中有益学术史者大致有以下三点。1941年底，白坚、蒋尊袆、宋介、溥叔明、李滂发起成立敬天会，后白坚任中方副会长、李滂任顾问，此事记于1943年出版的《华北民众团体概况》；1942年王晋卿刊行《文禄堂访书记》，是年上元节（3月1日）李滂撰“跋文禄堂访书记后”，称赞王晋卿博于闻见、勤勉好学，略述其与李家二十余年的往来情谊，署“德化李劭暐邺亭”；1944年初，李滂撰“重修蓟县县志序”，收录于3月出版的《重修蓟县志》。

1950年1月25日，郑振铎去信夏鼐说：“兄信里提到的，李家敦煌卷子事，我们为什么不收买呢？这有原因。这批卷子是森老介绍的。我也和李氏主人见过面，国家不可能买他的，因为李某在敌伪时代做过重要的官儿，在解放前才被释放出来。……现此批卷子，已落在商人手中，不久即可由北京图书馆收得。”该信收录于《郑振铎全集》第十六册第229页，是笔者所见涉及李滂的最末史料记载，其后之遭遇实无从查阅。

数年以来，笔者辑录国立北平图书馆史料，曾于抄本等处见及李滂与平馆各位先贤的交往，且多次得高田时雄先生赐教，故拜读完《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后，有意撰文尝试小补。为撰写此文，笔者曾求教于中华书局柴剑虹老师和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老师，志此以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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