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系列丨兴太学 以养儒仕

对于公孙弘的“拜相封侯”，除了太史公，更有钱穆先生感慨道：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确实，在此之前，丞相的人选只能从列侯中出，比如之前提到过的三位丞相——窦婴是魏其侯，田蚡是武安侯，被窦太后任用又被刘彻罢免的许昌，原为太常柏至侯。

然而，公孙弘偏偏打破了这种制度。在公孙弘受封丞相后，刘彻方才赐予其平津侯的爵位，食邑六百五十户。

这件事的影响，看似在于更多布衣平民即使没有军功也有能够平步青云的机会，但事实上，远不仅如此。

我们先来说说拜相和封侯的差别。做丞相，享受的是每年定额的俸禄，而封侯之后，还能享受自己封地内的食禄。而且，封侯就意味着跻身贵族，只要皇帝不收回成命，后人便可世代承袭爵位，不愁吃穿。

秦以前，多以血脉论贵贱，自从出身的那一刻便决定了日后的荣辱。而秦帝国时开始按军功赏爵，才打破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到汉朝，出身乡鄙而封侯拜相的也大有人在，但基本都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萧何、曹参这样有军功傍身的开国功臣，此前的窦婴便曾在七国之乱中立下护国之功，另一种便是如田蚡这样，虽无战功，却因为皇亲国戚的关系跻身贵族。

再看公孙弘，一无战功，二非皇亲，他的拜相封侯，可以说是预示了当朝天子的统治意志即将发生剧变。

既然有了布衣丞相的先例，天下饱学之士自然也急需一个明确的求职通道。此前，是察举制将公孙弘推到刘彻面前，但这在刘彻心中并不算什么好办法，毕竟这“举荐”的缘由，是“孝廉”还是“笑脸”，恐怕不甚明了。正因为如此，到了东汉末年便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怪象。

除了察举制，还有另一种办法——公车署上书，主父偃便是通过此种办法被刘彻赏识。想要入仕的人可在长安阙门附近的公车署直接给皇帝上书，公车署作为中间机构，负责转送文章和传达皇帝诏令。但此法效率极低，也只能作为补充机制来使用，况且这样的制度有中间人接手，只怕想不徇私都难。

因此，董仲舒曾提议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公元前124年，刘彻在长安设太学。“太”有“最高”、“第一”之意，故而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其实，太学由来已久，并非是刘彻和董仲舒的首创。早在上古、西周时便有了类似太学的机构，但那时的太学，集学习、祭祀、布政等各种功能为一体，而将太学设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却是从刘彻开始的。

刘彻不仅办了最高学府，同时还下令各郡国设立地方官办学校。此前，民间只有像孔子一样的私人教学为大众普及文化，从刘彻开始，地方的教育制度和系统也得到了确立和完善，更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

同年，公孙弘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五十位弟子员的措施，并增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博士弟子为“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旁听生则是各地“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

这些弟子员在太学之中学习无需交学费，只需自理生活费用，家贫的学生甚至可以通过“为诸生烹炊”来换取生活费用。但是，由五经博士教授《诗》、《书》、《礼》、《易》和《春秋》这些儒家经典后，这些学生便需定期经过考核，成绩优者可入仕，成绩一般的可为吏，不合格者，则会被退学。

这“博士”在战国时就有，是掌管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自汉武帝之后，才转变为学术上专通一经、从事教学的学官。

自从汉武帝在太学设博士弟子后，通晓儒家经典就成为了进入仕途的主要条件，如此加深儒学和政权的关联之后，儒学的权威地位也随之确立，从此成为“显学”。

而除儒家以外，那些无用武之地的百家之学，哪怕不被“罢黜”，也必然会走向落没和衰微。

且不说学派之间的厚此薄彼，至少这些制度于百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在完备的教育体系下，有了一条更宽阔的、不拘于家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道路可以出人头地，崇学之风愈加浓厚，后世裨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