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研究文选】16世纪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航海与贸易

16世纪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航海与贸易

[转载出处：www.ii77.com]

廖大珂教授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闽浙沿海，把漳州建成他们的贸易据点。本文试就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地点、航线及漳州在葡萄牙人东亚海上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葡萄牙人初至漳州

葡萄牙与福建的直接交往始于1518年。第一个来到福建的葡萄牙人是若尔热·马斯卡伦阿斯（Jore Mascarenhas）。1517年，受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 Manuel I）的派遣，安特拉德（Fernao Pares de Andrade）和皮里士率葡萄牙使团抵达广东的屯门岛。翌年，在广州当局的许可下，安特拉德派遣船长马斯卡伦阿斯经由泉州（Chincheo）前往琉球访问。当他驶抵泉州，为时已太晚，无法在信风季节前往该群岛。因此，他暂时逗留在泉州，与当地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他发现“在泉州可以赚到与广州同样多的利润”[1]。

不久，葡萄牙人就来到漳州。《明实录》载：该年“佛郎机火者亚三等既伏诛，广州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剌加，诸番舶皆泊漳州，私与为市。至是，（嘉靖八年，1529年）提督两广侍郎林富疏陈其事，下兵部议。言：安南、满剌加自昔内属，例得通市，载在《祖训》、《会典》。佛郎机正德中始入，而亚三等以不法诛，故驱绝之，岂得以此尽绝番舶？且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反不禁也。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从之”[2]。从上述的记载来看，葡萄牙人来到漳州是在嘉靖八年林富上疏前不久，即1520年代中后期，原因是由于皮里士等人使华失败，中葡关系恶化，葡萄牙人在广东遭到驱赶，遂“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萧然矣”[3]。根据明兵部尚书张时彻的说法：“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舶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4]。葡萄牙人是由福建私商导引而来厦门湾，贸易的地点包括月港。朱纨和王忬亦称，葡萄牙人是由于内地漳泉私商纠引、诱博而至闽浙的。[5]

二、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地点

葡萄牙人来到漳州之后，Chincheo这个国际贸易港口之名闻名遐迩，频频出现在欧洲人的记载中。然而，欧洲人记载中没有与月港相对应的专有名称，而Chincheo港究竟指何处，中外学者言者纷歧，莫衷一是。其实，Chincheo往往是泛指整个厦门湾地区，具体所指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6]

1624－1625年，荷兰人Moses Claesz绘制了一幅《漳州与澎湖列岛图》（Afteyckeninghe van Chincheo, dePiscadores）（图1）[7]，就把整个厦门湾标为Chincheo。

1632年，荷兰人Isaac Commelin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船长和船员所提供的草图，绘制了一幅《中国漳州河河口地图》（Mont van der Rivier Chincheo in China）（图2）[8]。之后，Olfer Dapper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托，以《中国漳州河河口地图》为蓝本，绘制了《金厦海图》（图3）[9]。两图均记录厦门湾及周边区域，而清晰地绘出包括金门（Quemoey）、厦门（Aimoey）、烈屿（Lishou）、大担（Toatta）、浯屿（Gousou）等九龙江口、厦门湾航路上的岛屿，包括同安、大小嶝、石井、晋江围头等沿海地方，《金厦海图》还以本地闽南语音译名的记述地名。早期荷兰人有关远东的航海资料主要来源于葡萄牙人的记载，这两幅地图实际上反映了16世纪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情况。尤其《中国漳州河河口地图》绘出了大小金门岛、厦门岛和九龙江口的地理形势，并用船图标出葡萄牙人在厦门湾主要的贸易地点：围头澳（安海）、曾家澳、九龙江口的月港、浯屿。其中浯屿的船图最大，反映了是葡萄牙人最主要的贸易据点。

然而，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葡萄牙人来到福建之后，依靠当地走私商人的窝引接济，贸易遍及沿海各地。当时“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之南澳及走马溪、旧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舶所据。番舶北向，以南日为寄泊之地。番舶南来，以浯屿为巢穴……浸霪至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以后，祸乃大发”。[10]葡人“在闽常于走马溪、旧浯屿住船，月港出货，若安海、崇武等处则皆其游庄也”[11]，其中最重要的贸易活动地点乃是漳州之月港、厦门之浯屿、东山之走马溪三处。

月港，在漳州东南50里，“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如月，故名”[12]，自明中叶后迅速兴起，是当时主要的走私贸易港口。大概自1523年葡人被逐出广东后，广州对外贸易一时中断，漳州月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外贸中心，同时也成为葡萄牙人船辐辏之贸易场所。福建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柯乔报告：“议得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尚斗，出则喜劫，如佛郎机、..诸夷”。“福建监察御史金城，复议得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僻在海隅，遥通岛夷，生聚蕃盛，万有馀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13]据说，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留居于此的葡萄牙商人达500多人[14]。

平托谈到漳州，“那里有来自巽他（Sunda）、马六甲（Malaca）、帝汶（Timor）和北大年（Patana）等地的葡萄牙人”，他们在“漳州港遇到5艘葡萄牙船，他们大约是一个月前来的，来自上述的这些地方”[15]。1548年，法里亚、平托等人率5艘帆船，从巽他第二次到达漳州，在这里居住了3个半月，进行旅行，“那时它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场所”，“在漳州可以打听到有关从巽他、满剌加、帝汶及北大年过来的葡萄牙人的消息，知道一些与其有关的情况。”[16]所以平托认为：“漳州是中国最负盛名，最富庶的港口之一”[17]。当法里亚、平托等人从双屿前往漳州，“河的入口处有一小村，名叫厦门。皆是些渔民和穷户。往前三里格有一城市。那里的丝绸、麝香、瓷器及其他多种货物充盈余裕。不管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大赚一笔。”[18]这个“可以大赚一笔”的城市即指月港。1596年，荷兰人Jan Huygan van 出版的《东印度旅程导览》还提到两种樟脑，一种出产于婆罗洲，是最好的，另一种是出产于中国的漳州（Chincheu），不那么好。婆罗洲的出产的樟脑数量少，而来自漳州的中国樟脑产量巨大，制成樟脑块运销各地，而且价格便宜，因为一磅的婆罗洲樟脑价值抵得上100磅漳州樟脑。[19]朱纨亦描绘月港中外私市贸易之盛：“访得漳州等府龙溪等县沿海月港等地方，无处不造船，无船不登岸行劫，外通番夷，内藉巨室，勾引接济，积习成风，官兵受其钓饵，远近受其荼毒……访得沿海地方多有奸人假讬乡宦名色，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或称装载木石，或称籴买米谷……其实通番贩货导贼行劫”[20]；“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居民联错，大约万数，通番出海，则酿利有”。[21]从“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则可窥见葡萄牙人在月港贸易活动之活跃。

实际上，葡萄牙人在月港的贸易地点是海门屿。海门屿，离月港仅一水之程，扼月港入海之水道。据朱纨的报告，“又八月内，佛狼机夷连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22]胡宗宪亦指出：“浯屿水寨：原设于旧浯屿，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23]葡萄牙人在九龙江口的贸易形式据“大约1550年到1588年的葡萄牙《旅行指南》，表明葡萄牙人常在浯屿过冬，在Leh-su（烈屿，即小金门）装运商货，在Hai-men Island（海门岛）修整船只，补充供给，在Lialoo、lailo（料罗）驻泊避风。”^[24]对照中葡两方面的记载，这个断洲屿应该就是海门屿。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又有佛狼机夷船三只由广东径入海门屿中港湾泊，翁璨等擒获接济贼犯林尧洞等八名，指挥顾乔岳、典史蔡洲等擒获徐国昭、吴友德等五名。[25]”可见，海门屿是当时葡萄牙人在月港泊船和进行走私贸易的主要场所。葡萄牙人在海门屿的状况，最详实的记载当属林希元有关当时中葡交涉的叙述：“既而海道（即柯乔）见金巡按（即福建巡按御史金城）急欲驱夷，始移文永春，取郑岳乘传至海门谕夷，如告予之言。郑生过予问计，元曰：前柯双华（即海道副使柯乔）曾以此告，今熟思之，官府方欲攻夷未能，如何又与追债？不惟法上难行，夷人亦不信。若令夷人将在船货物，报官抽分，然后以逋负告官，则法上可行，夷人亦信。又令至夷船察探其虚实以报。郑生至海门，谕夷人如予策，夷人果悦，置酒延款。夷舟有九，至者六舟，尚三舟不至，约待会议定，然后报。厚遣郑生，令还报海道。[26]”据平托所记，当时他来到这里，“抵达漳州港后，我们遇到五艘葡萄牙大船，”“我们受到了他们的热情、隆重的款待。” [27]他的记载与林希元所述完全吻合，此处“漳州港”指得是海门屿。

浯屿，有新旧之别。新浯屿在厦门岛，旧浯屿，又称外浯屿，则在厦门岛南大海中，水道四通八达，为月港、同安之出海门户，形势最为要害。明初江夏侯周德兴在此置水寨戌兵防倭。大约在成化年间（1465-1487年），浯屿水寨“迁入厦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28]”福建地方官员对葡萄牙人的通商活动实际上了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而防海官兵对于走私活动不仅不加以防堵缉拿，反而与之沆瀣一气，收取“报水费”和“买港费”，坐地分利。朱纨曾说：“巡海文武各官开纳贿之门，擅通番之利，上下和同，玩寇自资，其弊不在下，而在上也[29]”。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丁桐和海道副使姚翔凤。“丁桐受伊买港沙金一千两……丁桐纵容土俗哪哒通番，屡受报水分银，不啻几百，交通佛郎夷贼入境，听贿买路砂金遂已及千，海寇乘此纵横”；而“姚翔凤贪婪无厌，法纪尽隳，得受把总王畿等并卖放番徒田瑞银等金银”[30]。克路士亦有记载：明朝“舰队军官知道这事（指葡人的贸易），晚上极秘密地给他们捎去消息说，如果他们想得到货物，那他们得送点礼给军官。葡人因这个信息十分高兴，备好一份隆重厚礼，按约晚上送去。从此后便有大量货物卖给他们，老爷们置若罔闻，假装没看见商人，当年的贸易就这样进行”。[31]他所说受贿军官指的无疑是姚翔凤和丁桐。说：“当地的商人因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当地官员，让他们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32]。在丁桐被究治后，“诸寨水军当鞫问，无不扼腕流涕，愿为桐死”[33]，从此亦反映了当时福建沿海民心之向背。

在如此以通番为利的氛围中，每年三、四月东南风汛时，葡萄牙商船自海外趋闽，抛泊于旧浯屿，然后前往月港发货，或“佛郎机夷船载货泊浯屿地方货卖，月港贾人辄往贸易。”[34]。又据万历《漳州府志》记载：“有佛郎机夷船载货在于浯屿地方货卖，漳泉贾人辄往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夷船不得，通贩愈甚”。“番以货泊浯屿，月港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有佛郎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月港恶少群往接济”。1548年，据朱纨的报告，“及照旧浯屿，见今夷船九只盘踞海面”。[35]可见浯屿是葡萄牙人与漳州月港交接贸易的基地。博克舍也指出：“大约1550-1588年的《旅行指南》……提到迪额郭·伯来拉(Diogo Pereira)曾和他的船在一个岛外过冬，这岛明显地是浯屿；尽管没有注明年代，仍可断定是在1548年，我们根据其他文献得知他那时是在那儿。”[36]双屿之战以后，浙江葡人大批转移到浯屿建立居留地，并建有港口和防御设施。“夷岛背倚东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木栅港，巨缆牵绊，南口乱礁戟列，止通西面一港”[37]。所以胡宗宪说：“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38]因浯屿被葡萄牙人据为巢穴，故又称为“夷屿”。[39]“夷屿背倚东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木栅港，巨缆牵绊，南口乱礁戟列，止通西面一港”[40]。

关于浯屿葡萄牙人居留地之始末，平托有颇为戏剧性的描述：“葡萄牙人欲在一个名叫漳州的港口建立一村落，做买卖。那个地方亦在中国，位于双屿下方一百里格处。当地的商人因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当地官员，让他们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在此和当地人平安无事地做着买卖。后来在满剌加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的命令下，来了一个名叫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的人。此人同兰萨罗特·佩雷拉为一丘之貉。他受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之命来漳州任该港的舰队司令及死者财务总管。据说，此人来时发财心切。人们说他不择手段地染指一切。当时有一个亚美尼亚人来到了漳州港。众人一致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此人有十或十二万克鲁扎多。因为同我们一样是外国人及基督徒，他离开了来时乘坐的那艘异教徒的船，改乘一名叫鲁伊斯·德·蒙塔罗耀葡萄牙人的大船。他在此地平安无事居住了六七个月。正如我们所说，他是个好人、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一直得到众人的宠信和欢迎。后来他发起了高烧，不幸病终。在其遗嘱中留言说，他的妻室、儿子在亚美尼亚一个名叫博冷的地方。他的一万两千克鲁扎多财产，其中两千赠给满剌加仁慈堂，供为他做弥撒使用，其余的钱，他要求仁慈堂的值理及兄弟们替他保存一下，然后交给他的子女们。如果其子女都不在人世了的话，由仁慈堂作为其这笔财产的全权继承人。这位基督徒刚一下葬，作为死者财务总管的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马上封存了他的财产，根本未做清点和其它类似的工作，说什么必须叫他那些远在两千里格以外的亚美尼亚的子女来认领这笔财产。首先他们要经过他的问话，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不可以得到这笔遗产的事情。这时又来了两个华商，他们带来了许多价值三千克鲁扎多的丝绸、绵缎、瓷器和麝香。他们欠那亚美尼亚人的钱。死者财务总管封存这些人的东西并扬言那两位华人的其它财产也属于那亚美尼亚人。据说，这样又侵吞了他们八千克鲁扎多的财产，还说他们可以到印度死者财务总管那里去上诉，但他不可以不这样做，这是他的职责。我不可多讲他这样做的理由。两个华商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他们立即带了妻儿老小去见巡按御史。通过一份状子，向他详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告诉都御史说我们是无法无天的人。巡按御史想为这两个以及以前已向他告过状的华人做主，立即下令从今以后任何人不许与我们交往，否则格杀勿论。用这种办法把我们困死，一时给养奇缺。以前一文丁（vintem，一种葡萄牙硬币）就可以买下的东西现在要一个克鲁扎多。因此我们被迫去附近一些村子找食物，所以才出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那个地方骚乱起来，人人对我们怒气冲冲，恨之入骨。十六天后，来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共是一百二十艘大帆船。我们那十三艘泊在港内的大船竟被他们烧得一艘不剩，五百葡萄牙人只有三十人只身逃命。”[41]

走马溪，位于今东山岛[42]，地理形势优越。它地处闽粤两省交界，扼海上南北交通之冲要，又僻处一隅，为统治者所鞭长莫及。其港“两山如门，四时风不为患，去县及各水寨颇远，接济者夕旦往来无所忌避，诚天与猾贼一逋薮也”。[43]“内有东澳为海口藏风之处，凡寇舡往来俱泊于此”[44]，可“泊南北风船五十余，商人往来及贼舟之自东番、澎湖来者，必于此收泊”[45]，所以为海外商船自粤趋闽的始发之处，走私商人的交接之所。“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敢去..，自宁波而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此澳乃海寇必经之处”。加之其对岸的诏安梅岭有居民1000余家，“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之风很盛，[46]便于得到他们的接应，所以早在双屿之战以前，走马溪就已经成为葡萄牙人在福建一个重要的泊船贸易据点。关于走马溪与梅岭之通番关系，朱纨有精辟的论述：“夫诏安八闽之穷，而梅岭又诏安之穷。其地滨海，切邻走马溪、下湾二澳。由走马溪而南，则潮州之南澳山矣，盖闽广噤喉之冲，贼夷出没之所……贼船集泊每于走马溪、下湾者，则以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若天成一贼薮，又有梅岭群恶以济之耳。如田、如林、如何、如傅、如苏等姓，延袤数里许，人户不下千余，凶顽积习，险狠成风，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47]葡萄牙船只进入福建海域后往往久泊于走马溪，日久不去，依靠梅岭人的接应，与沿海居民交通贸易[48]。据平托的游记：“在中国沿海的肖阿巴克（Choaboquee）河中曾有一条葡萄牙人的船停靠在那里。那船长名叫鲁伊·洛博(Rui Lobo)。是他的好友，受满剌加要塞司令埃斯特万·达·加马之命来此做生意。买卖成交后，他发了大财。”[49] Choaboquee，即走马溪之译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分巡漳南道俞大猷“前去预备诏安县走马溪海贼，适遇贼船八十余只于北江虎头山外洋行使前来，本官调度防御，密将古雷等澳出海杂船一切禁闭，以致奸细无路，消息不通，贼船所至败散，连月再聚复退”[50]。于此可见葡萄牙人在此的通商活动颇具规模。

另外，金门料罗湾也是葡萄牙人重要的贸易地点。1519年葡萄牙制图家Jorge Reinel(1502-1572)的航海图，在厦门湾附近海上（或岛上）标有Lailo或Lalei，[51]即料罗。1546年（实际应该是1554年），葡萄牙人罗浦·侯门（Lopo Homen）所绘制的古航海图[52]，显示过去数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图中标示着“料罗，交易在此进行”[53]。据朱纨报告：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初九日，有双桅贼船(指葡萄牙等国船)二十余只入同安料罗澳”；“又有异色乌尾双桅大船二只从北洋于二十五日驾至同安县料罗澳湾泊”。[54]嘉靖年间同安人洪受曾说：“盖料罗、浯屿，均为贼之巢穴”。[55]嘉靖年间曾任浙江巡按御史、福建总督的胡宗宪亦记曰：“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势必抛于外浯屿。外浯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浯屿、安边等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仍拨小哨守把紧要港门，则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料罗乌沙，料罗乌沙乃番船等候接济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门等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则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围头峻上，围头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风之门户也。”[56]万历《泉州府志》载：“料罗在同安极东，突出海外，上控围头，下瞰镇海，内捍金门，可通同安、高浦、漳州、广、潮等处。其澳宽大，可容千艘。凡接济萑符之徒，皆识其地以为标准。”[57]葡萄牙人的《旅行指南》记载葡萄牙人在厦门湾的贸易，介绍说料罗是在恶劣气候中良好驻泊地。[58]平托也详细谈到1548年他在料罗的贸易，“我们就抵达了料罗港。与安东尼奥·德·法里亚同行的甲·潘让，如前所述，乃华人。他在那里有许多亲朋好友，其大名在那里无人不晓，为众人所尊敬。他请求当地官员，只要我们出钱，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官员同意了，一是害怕如不同意会受到伤害，二是因为安东尼奥·德·法里亚给了他一千克鲁扎多的买路钱。得到好处后，那位官员心花怒放。几个我们的人登了岸，很快就买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如（供制造火药用的）硝石、硫磺、铅弹、弹丸、给养、缆绳、油、沥青、填絮、木材、板材、武器、投枪、尖棍、藤条、盾牌、帆桁、卵石、索具、升降索和锚。还补充了淡水，招募了水手。尽管这个村落不过三、四百人的规模，但它同其周围的村庄一样，物产丰饶，实难以用语言形容。还有许多我们开高价后中国人为我们设计的火器。”[59]

三、葡萄牙人在漳州月港的贸易航线

当时葡萄牙人主要是从事..、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三角贸易，漳州不仅是其航海的基地，而且也是其以东南亚产品换取中国商品的主要来源地，支撑着三角贸易。葡萄牙人的三角贸易之梗概从在双屿之战中被俘的3名葡萄牙船员的供词可见一斑：“据上虞县知县陈大宾申钞，黑鬼番三名口词内开，一名沙里马喇，三十五岁，地名满咖喇（应为满剌加）人，善能使船观星象，被佛郎机番每年将银八两雇用驾船；一名法哩须，年二十六岁，地名哈眉须（霍尔木兹）人，十岁时被佛郎机番买来，在海上长大；一名嘛哩丁牛，年三十岁，咖呋哩人（东非黑人），被佛郎机番自幼买来。同口称佛郎机十人与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宁波大小七十余人，驾船在海，将胡椒、银子换米布、紬段，买卖往来..、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绵紬、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段子、绵布、绵紬，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人，骗去银三百两。今在双屿被获六七十人，内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宁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斩首，一人溺水身死，其余遯散等语”。[60]法里亚、平托的船也曾“载着生丝，怀着发财的欲望”，[61]往来于满剌加、漳州、..之间。由此可知，葡萄牙人的贸易形式是，与漳州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漳州和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

关于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航线，荷兰人Jan Huygan van Linschoten有较详细的记载。Linschoten于1583年来到东方，曾为葡萄牙人服务，到过果阿。90年代，他从印度返回荷兰之后，将他在果阿收集到葡萄牙与西班牙船员之秘密航海资料，包括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日志，翻译为荷兰文而编辑成一巨册《东印度旅程导览》[62]于1596年出版，对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亚洲的扩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东印度旅程导览》问世后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广为流传。《东印度旅程导览》收有不少有关葡萄牙人航海路线的详细记载。

1、以漳州为中心的中国沿海航线

该书第30章，是葡萄牙人从满剌加北上，由广东岛（Island of Conton，指上川岛）出发，到宁波（Liampo）、南京（Nanquin）之航路，是传统中国沿岸的水路。提到从马六甲航行到中国的第一个岛是上川岛（Ilha de Sanchoan），从上川岛到南澳岛（IslandLamau）是12（葡）浬，那里有一些暗礁和浅滩，但有航道可以通过,潮州（Chaochau）出产优质的中国丝和贵重的货物。从南澳岛航行6.027浬，是走马溪（Chabaquon），那里的海湾像一只手臂，位于东北部，水深可以供船停泊；在海湾的入口，东南部是一片广阔的陆地（然后对东山岛作了详细的描述）。从走马溪到漳州（Chincheu）,沿海岸东北向航行，航程22浬，沿途都是高地（high Land）,有小岛、峭壁和小溪。在漳州的入口处，有一条小溪，船舶不能在那里停泊，并对漳州港周边的地形、岛礁、航道和锚地条件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来自宁波（Liampo）和..（Iapon）的船在此停泊。从漳州港到福建港（Foquyen,指福州）是40浬，航向东北，途中经过泉州角（Point of Chencheu），那是高而空旷的陆地,Tachoo、Puysu、平海（Pinhai），从平海沿海岸航行5浬就到了福建港。然后是经过温州（Sumbor，即松门港）、宁波、双屿港（Synogicam）等地，抵达南京（Nanquyn）的航线。[63]

从这条航线来看，当时葡萄牙人深入到月港，进行买卖后再北上，月港在航线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2、漳州前往..的航线

第31章是叙述一位葡萄牙领航员乘坐一艘漳州船，从宁波前往..的航海经过。当时葡人初至东亚，对东亚海域地理形势尚未熟悉，往往搭租漳州帆船前往..，其所走的航线大体为当时漳泉海商的传统东洋水路。这位葡萄牙领航员在东南风季节，从双屿港（Siongicam）启航。由于是春季，晚上整夜电闪雷呜，用指南针导航，但一帆风顺。船上的船员是中国人，当他们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时，都陷于极大的恐惧。风暴停止后，他们漂到琉球（Lequeo），经过很多岛，然后抵达九州的东海岸的日向（Fiunga）藩，并访问了丰后（Bugo）、都（Miaco）、Cacay(?)、土佐（Toco）等地。[64]

第32章，为一位（葡萄牙）领航员（piloot）所述，从澳门浪白滘（Lampacon）开船沿中国海岸到..平户(Firando)的航路。此行一开始沿着海岸经南澳的隆澳（Tonquiou），向东北航行就可以看到走马溪与漳州之间的乡村，这是一片美丽而清新的土地。从这里航行2浬避开一块礁石，这礁石靠近漳州，那里有一个椭圆形而大的岛屿，附近有一条航道：沿着海岸从走马溪向东北，转向西南航行，再东北而西南就到了漳州，这段航道约2浬。漳州港入口散布着一些岛屿，中国人称为Toanthea。然后往东北东行驶，会看到位于25度、山非常高，成椭圆形（lanckwerpent）的Lequeo pequeno（小琉球）岛，离中国海岸有18（葡）浬，然后再北东往..，到了丰后（Bungo），再前往平户。[65]

然而，自1549年的浯屿、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被逐出闽浙沿海，重新退回到广东沿海，结束了在福建的贸易活动。不过，漳州并未退出葡萄牙人的东亚贸易体系。不久，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以澳门为中心，早期的东亚海上贸易体系逐渐形成，其中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贸易“是印度所有各地一切航行当中最好、最有利可图的航行，[66]”因此成为早期澳门繁荣的经济基础，也是葡萄牙人东亚贸易的核心航线。虽然葡萄牙人不再进入月港贸易，但漳州周边海域扼澳门－..航线之咽喉，成为葡萄牙人的必经之地，漳州海商仍然是葡萄牙人重要的商业伙伴，葡萄牙人仍经常搭乘漳州船往来贸易。

《东印度旅程导览》第33章，即为葡萄牙领航员搭乘中国小海船（soma，指漳州船）从澳门港道西侧出航，沿老万山、南澳、走马溪经小琉球往..丰后的航海志。[67]从他的航海志来看，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之后，已经不再进入漳州月港贸易了，但走马溪仍是其与..贸易的必经之地。

第34章，依然是澳门到..平户的水路志。志中说：经南澳（Lamou）顺风相送，翌日船员便可从船右舷看到小琉球岛（东北）尽端与岬角，以及福尔摩沙岛（Ilha Fermosa）境域的开端；云从Branco(白礁)岛到南澳，有一些小岛，位于南澳沿海，经过南澳就到了漳州。从南澳岛到澳门的航道水深约25－28寻。[68]

1570年，皈依天主教的..肥前大名大村纯忠把领内的长崎作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港开放，并允许耶稣会建立教堂，并进行传教。1580年6月,大村纯忠又将整个长崎及附近的茂木立契转让给耶稣会,于是整个长崎城市成为耶稣会的领地。[69]从此，长崎取代平户成为葡萄牙人在..贸易的主要港口。

第35章，是葡萄牙人记述从澳门到..长崎（Langasaque or Nangasache）航路中应注意的安全事宜，这是Linschoten第一次提到葡萄牙人的长崎贸易。其中提到经南澳后的安全水路，是漳州与澎湖（A Ilha dos Pescadores）之间的..海峡（’t Canael）；特别提到经过南澳附近时，要探测航道的最浅水深，因此加速航程；当经过南澳时,要用铅水砣测深,因为岛上有渔民，并提到台风。一旦过了南澳，就可以看到漳州的陆地，都沿着漳州海岸航行。又云再经福尔摩沙岛后，可由北东直航到有马海峡（Straet van Aryma）。[70]

第36章，是葡萄牙船长Francisco Pais于1585年率S. Crus号从澳门途经漳州前往..长崎的航海志。S. Crus号经过南澳就进入漳州海域，描写了漳州的地形和航道，然后驶往小琉球毗邻的福尔摩沙岛，距福尔摩沙岛7.028浬是Dos Reijs Magos岛，由3个岛组成（从航程、经纬度和所描写的地形来看，可能是..），又称“三王岛”，再向..航行。航海志为船上一名水手所记。[71]

第39章，也是描写从..长崎到中国沿海葡萄牙人的居住地松门岬(cape de Sumbor)的航路，提到沿松门海岸航行3、4浬，取西南方向就可以到达漳州岛（可能是东山），那里地上全是沙子。从漳州岛西南行航抵南澳再经白礁（Branco）岛而至澳门。[72]

第41章，是一篇1586年从..长崎到澳门的航海记，其中也记述从漳州岛经过南澳而到澳门的航行经过。[73]

第42章，是一个葡萄牙水手所记从..平户到澳门的航海日志，他从平户启航，经过五岛列岛（Guoto）、小琉球(..)航行到漳州，再经过南澳而到澳门，对这条航线经过的岛屿、航道水深都有详细记载。[74]

Linschoten的记载证实，漳州是葡萄牙人..贸易航线上的咽喉之地和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直至1639年..幕府颁布第五次“锁国令”，“自后严禁南蛮船渡来”，[75]葡萄牙船和西班牙船前来..，即毁其舟，其人处死。[76]从此，澳门－..贸易也就此划上了句号，葡萄牙人才停止了在漳州海域的活动。

结　语

在早期西方文献中，漳州（Chincheo）往往是泛指整个厦门湾地区。其中浯屿是葡萄牙人住泊居留的据点，月港的海门屿则是他们进行走私贸易的主要场所，在葡萄牙人的东亚贸易网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也促进了月港的繁荣，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贸易港。尽管1549年浯屿、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被逐出闽浙沿海，不再来到漳州贸易，但漳州及附近的海域仍是葡萄牙人的澳门－长崎贸易航线的必经之地，在东亚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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