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是绿茶婊？名著突然三观不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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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包法利夫人》（影视剧照）

最近在网络上，文学和三观的问题又掀起热议，起因是一些读者在《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的网站条目下批“绿茶婊”“三观不正”，引起了文艺青年的愤怒，痛斥这些大众心智未全，几同文盲，不懂得欣赏名著的意蕴。《包法利夫人》那是赞颂偷情吗？背后深邃凄怆的生命体验岂是庸人能够明白？

大众读者吃亏在知识不够，否则也不是不能祭出一堆光辉灿烂的名字来反击：名著就不能批评？当年柏拉图就批荷马史诗中众神和英雄偷情斗殴、举止不雅，理应逐出城邦，你们的思想还能比柏翁更深刻？孔孟说过“思无邪”，克尔凯郭尔也讲“伦理阶段”高于“美学阶段”，用伦理观念超越文艺作品，恰恰是更为高级的思想……要是一直辩论下去，输赢还真不好说。

然而辩论如果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意义就很有限。大众读者认为若干名著冒犯了自己心目中的“三观”，文艺读者认为大众冒犯了自己心目中的经典，双方都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冒犯了而火冒三丈，这就拒绝了交流的可能。在此，或许反而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一方需要更多反思和开放性的思考。

不能用“三观”来批评名著，这显然是不对的。举一个略微极端的例子，《三国演义》中有个著名的“刘安杀妻”：刘备落难，猎户刘安仰慕刘备，想给他做点好吃的，遍寻野味不着，竟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用她的肉给刘备吃。对这样的故事，现代读者（也包括很多古人）都觉得突破了底线，无法接受。难道因为是名著，就不能表达对这种情节的摒弃了吗？

电视剧《三国演义》（影视剧照）

有人或者会说，包法利夫人的出轨是个人私德问题，而杀人突破了伦理底线，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关键不在这里。四大名著中都有不少“杀人”的情节，作者也都赞美或没有明确地批判，但情形各有不同，恰可以说明文学与三观问题间的复杂纠葛。

《西游记》中写到，孙悟空曾经把花果山上的猎户都杀光，猪八戒、沙僧等也有杀人甚至吃人的黑历史。这些若是认真说起来似乎也是“三观不正”，但没有引起多少读者的反感。因为在《西游记》的世界观里，人只是天地众生中的一种，猴子的“人性”都未必在人之下，而神魔演义中杀戮的严肃性也非现实性作品可比，就像在电脑游戏中杀掉杂兵，不至于让人产生道德上的顾虑。

《水浒传》中的杀人引起了更多的争议。比如“血溅鸳鸯楼”一回详细描写武松杀死男女一十五人的过程，大部分是无辜妇孺，这些内容令很多人感到不适，批判其鼓吹暴力。但这其中更多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水浒英雄的滥杀，并不是个人的凶暴，也不是作者的恶趣味，而是因为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广泛存在于“游民”阶层中漠视生命的价值观，这是往往被上层建筑遮蔽的深层现实（详参王学泰《中国社会与游民文化》）。《水浒传》直白而残酷地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另一面，我们当然可以批判作者的价值观念，也可以避免推荐给年纪小的孩子，但其沉重的意义却无法否定。

《红楼梦》中也有几处杀人的情节，譬如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说到呆霸王薛蟠打死书生冯渊，夺走与之相恋的英莲，惨绝人寰。不过重点不在于杀人本身，而在于贾雨村被门子说动的徇私枉法，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官府黑幕和平民的斑斑血泪。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批评，薛蟠也没有恶有恶报，但读后会在读者心中激起义愤和悲悯，作者要说的也就在其中了。

电视剧《红楼梦》（影视剧照）

再反观《三国演义》中刘安杀人一节，问题就很明显了。刘安为了招待自己的“偶像”，杀牛宰羊都不成问题，倾家荡产追随也有可能，但杀掉自己的妻子，仅为给对方下酒，丝毫不符合正常的人性，当然也没有史实的依据。历史上偶尔有类似的事迹，比如春秋的易牙杀掉儿子给齐桓公煲汤，但这恰恰反映出易牙的奸佞和毒辣，管仲就批判说：“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然而《三国》并没有这样的反思，很明显是作者为了讴歌刘备的“仁德”，观念先行，编造了这样一个狗血故事，弄巧成拙，恰成败笔。在文学性和价值观念上都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上文的分析可以说明，文学作品的三观当然可以拿来讨论，而且一定要在读者头脑中起作用才有意义，否则《红楼梦》中的“葫芦案”被读者当成是趣事一笑了之，还有什么意义？既然需要它起作用，对于其中令人反对的部分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光明正大地批评。

真正成问题的做法其实是简单地贴个“三观不正”的标签，拒绝去理解作品本身。如上面所说，同样是杀人而没有明确的批判，《三国》中刘安杀妻或许可以直接拒斥，《红楼梦》这样去理解完全是冤案，至于《水浒》和《西游》就要复杂得多，要考虑其中的文学手法、世界观设定、社会背景才可能有公允的评价。

批评不是问题，名著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但必须深入理解作品的脉络，去耐心聆听，才能找到批评的标准与边界，许多肤浅浮泛的贬低也就自然消解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