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羞耻感责怪性侵受害者，为何总是能成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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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聚焦于与性骚扰有关的文化与态度及其如何作用于受害者，可以识别出三种系列运作：羞耻、归咎与孤立。女性因性骚扰而在这几个方面的遭遇是在性与性别方面被规训与压制的反映，而性骚扰又恶化和凸显了她们的弱势。

羞耻是人类对性欲望的觉察和反应，《圣经》故事说人类因对裸体的羞耻而穿上了衣服，这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反映了人类已经形成社会之后的羞耻感。但是在两性之间，不平等使羞耻更多成为女性的“专属”负担，阻止女性获取性教育知识，否定她们的性欲，贬低女性的性自主活动……这些广泛存在的教育与传播操作塑造出害怕、羞愧、不知所措、不能言说的女性社会性别特质，保证了男权社会及其成员对女性的性与身体的宰制，使性成为男性对女性控制与剥削性的使用。因此“异性恋－男权”体制下的性羞耻与性骚扰及其它类型的性暴力具有根本性的连接。

今天的中国女性还远不能广泛享受到去羞耻的性文化，虽然以女性的性和身体作为资源的露骨..司空见惯，然而仍是建立在女性为男性的性对象的逻辑之上。

▲电影《嘉年华》剧照，图为电影中遭受性侵害的小文，她的妈妈在得知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小文一巴掌，并撕碎了小文的裙子，将小文的头发剪成短发。

当我们说性骚扰不是性，这并不是说性骚扰与性无关，而是反对用“自发”的性欲将性骚扰合理化，而需要凸显其侵权的属性，这也有助于受害者解脱与性有关的羞耻。但是主流文化仍然将性骚扰铺陈在“异性恋－男权”之下以男性欲望为主，女性身体为客的性传说中将性骚扰的发生视为男性“好色”“风流”，无法自控地被女性的性魅力吸引，将性骚扰的后果视为女性的失贞丑事。而女性被羞耻造就的面对性时的冻结与无能，则埋下她们为遭遇性骚扰而自责的伏笔。

谁应该为性骚扰的发生、经过和后果负责，无论是就常理还是就个案，都不是容易说清楚、有共识的问题。借用“公正世界理论”（编者注：社会学和心理学界一个颇受质疑和抨击的理论，在这种假说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得到的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不幸的人所遇到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幸运的人则收获着他们的奖励。）来说明，如果认可现存的男权社会是一个“公正世界”，以及内含侵略性的男性欲望是不能且不需被管理的，那么性骚扰的罪错方就是被骚扰者。

“公正世界理论”各群体既得利益、不安全感和不自信合作支持的心态，通过归咎于受害者，剥夺她们的正当性，权力者和看客均获得笃定的满足。而且这种归咎总能成功，因为没有人能完美预防、应对和处理，这首先是因为性骚扰出于权力不对等，这意味着降等了受害者的选择；其次如前所述，社会性别规范早已深刻损害女性的应对能力。还必须提出的是，即使没有前两个条件，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保证完美应对种种非意愿遭遇——性骚扰只是非自愿遭遇之一种。因此受害者总是能被找出错误，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基于“公正世界理论”的性别归咎。

▲章文回应性骚扰指控称酒后搂抱难免 易小荷：同喝酒没关系。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个问题：第一，和公共场所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校园和职场性骚扰多是陷阱式布置，骚扰者在既有的人际关系的包装下试探进攻，步步为营，但又可以随时否认和抵赖，在心理和情感上操控受害者，逐步解除她们的武装，最终达到侵犯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可能迷惑犹疑，不断“错失”说“不”的机会，最终陷于懊恼和自责。

第二，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存在所谓“双重意识”，即她们会掌握男权和压迫者的认知角度，并以之对自己作镜照审查和调整。受害者会有种种对骚扰者猜疑与谅解的内心戏：“也许我误解了他，也许他真的只是关心我？”而相应地，她们的自我认知，也可能是混乱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她们并不能够完全澄清自己的意愿并坚决依其行事。总之，对受害者的归咎总能成功，甚至也能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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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结构

性骚扰受害者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困境

性骚扰受害者的孤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同样是女性的社会性境况的表现。男人女人谁更容易孤立？如果将社会网络视为资本与地位的表现，那么男性的社会网络应该更强，但需要意识到女性更多用情感劳动为人际关系付出，虽然回报未必对等。不幸的是，男权的体制会促使男性结成利益共同体休戚相关，而女性则相互竞争并作为伴侣附属于男性网络，在这种境况下，她们容易因失去价值或冒犯男权而被抛弃及孤立。

▲章文回应性侵指控称你情我愿 女生：只见过两次 从未两情相悦。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因此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对她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许多人并不真正就性骚扰“三观”正确，就导致了她们得不到足够支持，远近的谴责与质疑则进一步加重她们的孤立。这些言论因此可以被视为与性骚扰有意无意的“配合”——当受害者孤立无援，加害者就可以放心遁逃。

我们可以将性骚扰及其文化支持均视为对女性的惩罚，其潜在的功能是在女性走出内闱进入公共和职业领域之后，仍然通过不断的打击和羞辱，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和能量，阻止她们的发展，保证她们不至完全摆脱男权的桎梏。

这一观点可以支持前述“性骚扰不是性”的观点：就作为一种现象的性骚扰而言，不受约束的男性个体欲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完成性别权力的手段，或者说，骚扰者是个人出面代表男权社会向现代女性开具的变相“罚款”。即使自己没有遭遇性骚扰，其他女性遭遇的警告也会消耗女性的能量。

▲图为网络流传的微信群中对“雷闯被举报性侵案”的讨论截图，如同很多性侵害案件一样，在讨论中总是充满了对被侵害一方的质疑、指责甚至羞辱。

女性不能穿着暴露、不能上夜班、不能出差、不能与男性领导单独相处——种种以预防性骚扰和保护女性为名的设置也使她们不能平等竞争。不过，“惩罚”这一角度首先应该更具体地用来理解试图抗争的受害者的遭遇，即所谓“荡妇羞辱”，就针对受害者的以儆效尤而言，非常有效。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最近两位知名公益人士雷闯和冯永锋被迫承认有性骚扰行为之后，和这两位相关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一些针对受害者的恶毒咒骂和死亡威胁——不仅是共振性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集体的暴力再宣示，在雷和冯屈尊道歉的时候，仍然要让受害者付出心理的代价，并且阻止更多曝光以免威胁到他们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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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性骚扰？

如何预防性骚扰？有两种好心的手段比较没有“效益”：一是教育女性，二是教育骚扰者。这方面的实证证明与前文的论述一致，尤其是，须知女性没有义务也没有足够的权力、也不可能作为完美行动者去预防自己受害。预防性骚扰发生的关键，在于机构和社区的意志——是有罪不罚，还是严惩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