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飞雨一学人——与故宫博物院共同起步的单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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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单士元在神武门西马道之西的老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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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故宫乃至文博界健在的前辈学者专家，单士元（一九〇七至一九九八年）先生是年龄、资历都比较老资格的，不论是在故宫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称他“单老”。一九二四年底逊帝溥仪出宫没几天，故宫博物院尚未成立，他就进了故宫；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研究的开山祖师朱启钤（一八七二至一九六四年，字桂辛），一九二九年筹建“中国营造学社”，他是最早的社员。仅凭这两条，就奠定了他“老行尊”江湖地位。在我参与的学术活动里，古建筑界是比较讲究辈分的。每次开会，单老都是排第一，主持人民大会堂建筑设计的总建筑师张镈虽名气很大，但他是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的弟子，比单老几乎晚一辈，故一直屈居次席。

现在北京城所在位置，是西周初年蓟城所在地，后世称北京古城为“蓟丘”、“蓟门”，“燕京八景”有“蓟门飞雨”，都有凭吊的意味。单老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在故宫博物院一直工作到逝世前一个月而未曾退休。他曾笑称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经历了辛亥革命、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风雨兼程七十多年，从“书记员”而成为明清史学者、档案学开拓者和古建筑学专家、副院长、院顾问，正是“蓟门飞雨一学人”。

十七“进宫”，奉献终生

单士元，字君实，青少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中学读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听课。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主持北京政局，“摄政内阁”会议决议溥仪移出宫禁，成立了以李煜瀛（石曾）为委员长的“清室古物保管..”，后改称“清室善后..”，请北大教授和教职员等负责清点清宫物品。单士元随文学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来到清宫参与点查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院内设古物、图书两馆，他在图书馆。清宫藏书有“天禄琳琅”、“宛委别藏”宋元善本书和明版精品，几乎囊括了传世宋元版书的大部分。后来藏在大高玄殿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从图书馆分出，成立文献馆，他就在文献馆整理研究清代档案，参与编辑出版《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至今已成为经典史料。

一九三〇年，单士元（右二）参与整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有一次谈到他本人以及不少故宫老人都不会喝酒，说：“清室善后..点查清宫物品之初，紧跟着溥仪出宫不久。当时溥仪住的养心殿、婉容住的储秀宫、文绣住的长春宫等处，留下不少吃的、喝的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见到开了盒的饼乾就吃两片，见到开了瓶的酒也喝两口。有一天一个年轻人不胜酒力，喝了两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此就规定，故宫人不准喝酒，以防损伤文物。”那时能进故宫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买卖家当夥计一般需要一家“舖保”；进故宫做工，除严格审查之外，还需要两家舖保。因为发生事故，一家舖保是赔不起的。能进故宫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这样的规定，这些孩子自然乖乖听话，管教得一辈子都不喝酒。至於那“御膳”是什麽味道，单老直言，没什麽特别，都是外面能见到的牌子，就是从外头商店里买的洋饼乾、洋酒。

溥仪出宫时，将《快雪时晴帖》夹在自己的行李卷中，准备蒙混过关，被把守神武门的国民军军警查出并扣留。单老说，这是溥仪出宫当天，他还没进故宫。此时“清室善后..”还未成立。李煜瀛为首的一班执事者，特意到市面上买了个大保险柜，将此帖放在里面。后来人员更替，保险柜的钥匙却不知了去向。於是只好从市面上请来开锁匠，把保险柜身后凿了个大洞，才将法帖取出。这时他已进宫，看到凿开的保险柜放在御花园顺贞门外。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参与清点清宫物品的单士元，在故宫乾清宫门前留影。

单士元保存了一张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参与点查清宫物品时，在乾清门前的留影。笔者推测摄影者为中国摄影界先驱，后来成为故宫古陶瓷专家的陈万里。此时陈万里以北大校医，作清室善后..专业摄影师；后来他留在故宫，发起窰址考古发掘，进而确定传世瓷器的窰口，是古陶瓷科学研究的先驱。

大师引领，走上治史

单士元学习认真，积极上进，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师从明清史专家孟森，学习中国历史、金石学，主攻目录学和明清史。后来老师还有陈垣（陈援庵）先生等。孟森（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八年），字蓴孙，号心史，世称孟心史先生，弟子们则直称“心史先生”以表尊敬。他是清史研究杰出奠基人，其着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单士元当时作的课题是晚清外交“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导师是孟森教授和国际法专家朱希祖教授。单老曾对笔者说，朱希祖先生讲授二战前国际法“大使”、“公使”的区别：大使既代表国家，也代表国家元首个人，故名“特命全权大使”，可以直接约见驻在国元首；公使则只代表国家，而不代表国家元首个人，进行公务联系，而不与驻在国元首有直接联系。晚清对外交涉剧增，清朝原有“理藩院”已无力应付，但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外关系只是商务来往，故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一九三一年，单士元完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这是当时修《清史稿》里不具备的。两位导师都写了序，胡适题写书名。孟师作序认为：“详明核实，可以补旧史之阙，可以拾《清史稿》之遗，可以助研讨外交史者知人论世之力。”一九三六年在山东成立“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单士元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档案释名发凡》，引起很大反响。这是最早提倡建立“档案目录学”的文章，他也因此成为学科开拓者。

一九三七年夏“卢沟桥事变”前，张鸿翔、单士元、商鸿逵、吴丰培“孟门”四弟子，为心史先生（中）七十大寿祝寿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