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人文素养低与传统的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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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当今教育，绕过体制问题无法议论。而体制的问题，又只有体制才能解决。但是，即便体制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观，今日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问题仍然难以议论，难以解决。

今日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人文水准”、“人文素质”的触目惊心，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历史的深刻报应。所谓人文教育、人文素质，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

当今大学，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素质有问题，不是靠重视、研究、讨论、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历史遗留问题”长期败坏、持续恶化的后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说法，看他是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质问题”？如今上过大学、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在高的意义上，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素质能不能教育？怎样教育？谁来教育？

以我的偏见，考察一个人的素质，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师承关系、交游范围、社会阅历等等。这些条件，与学校有关，也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也与教育无关。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在我们的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都是什么出身，什么师承，什么交游，什么阅历。

扼要举几个例子。譬如，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这类关系，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

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传。他出身商家，二十几岁毕业于牛津，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再如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而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法国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等等。

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但都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

在一个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记忆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贩夫走卒、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所谓素质，要好得多。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是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奶妈、家丁和仆人……

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养育人的“素质”：今天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大致是“文X革”前的大学生或“文X革”中的知青，进入大学是七十年代未，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那他就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再前推到民国，四十年代精英如储安平等的中学老师，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陈独秀等，他们的私塾老师就是清末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