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债务问题已非常严重 逼近能承受极限(2)

并且，如果企业的活力下降直接影响债务能否按时归还，这一影响甚至还会传递到银行系统中，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我们的模型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的省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本文来自：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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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不善还会反过来影响家庭部门，拖累可支配收入增速，从而进一步收紧家庭流动性，产生负反馈效应。

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就有可能降低员工工资甚至进行裁员，从而反过来也会影响家庭的流动性，特别是，当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时候，有房贷的家庭以及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大大增加了家庭债务的偿付难度。为了说明这一负反馈机制，我们采用僵尸企业债务占所有企业总债务的比例来表示企业的经营情况，分析了企业经营对家庭流动性的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僵尸企业所涉债务占比越高的省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面板结构，我们的模型显示，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僵尸企业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每升高1个百分点，会使得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可能性提高0.15个百分点。

3、更严重的是，家庭和企业部门间债务的负反馈效应还溢出到银行系统，导致银行的坏账率上升、系统脆弱性加剧。

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就有可能变成僵尸企业，而僵尸企业对金融资源的侵蚀、对经济增长的阻碍等成为一项极为头疼的问题。如图7所示，虽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获得授信占比从2006年的峰值90%下降到了2016年的42%，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仅14%的僵尸企业竟占用了约一半的金融资源，对商业银行已成绑架之势。另外，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获得的授信规模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开始爆炸式增长，从2009年的104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9万亿元，短短8年间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所获得的授信扩大了约19倍，可见当前僵尸企业占用金融资源之多。

僵尸企业占用金融资源的一个结果就是僵尸企业越高的省份，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不仅没有越高，反倒越低。由于缺乏贷款合同层面的微观数据，我们通过考察一省僵尸企业获得授信所占比例与该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机制。我们发现，虽然在2005-2016年的样本区间内，僵尸企业获得授信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二者之间仍是负向关系，即僵尸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越低。2009年之后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虽然变得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但采用各省僵尸企业获得授信的比例这一衡量一省上市企业中僵尸企业占用该省金融资源的严重程度的指标，我们依然发现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存在输血的行为。

银行为什么会向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保就业”“稳定压倒一切”等作为我国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维稳”等动机，动用行政手段迫使商业银行向僵尸企业输血，而且使得这一绑架之势在2009年后愈发严重。我们的模型显示，2009年之后，僵尸企业的员工数占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其获得的银行输血会增加0.04%。例如，2016年，僵尸企业获得的银行总授信约为4.5万亿元，那么0.04%就相当于18亿元。即僵尸企业和创造就业岗位越多的企业均可能获得更多银行授信，并且2009年后僵尸企业中员工数目更多的企业获得的授信显著增加，这说明2009年后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尤其是能够帮助“保就业”的僵尸企业，输血的现象更加严重了。而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不仅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更会对金融系统造成极大的风险隐患。

4、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受到影响。

进入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不断加大对家庭部门贷款的投放以及持续对僵尸企业的输血，虽然没有使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但是虚增的资产规模以及利润增速的下降已使得商业银行的稳定性，甚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日渐变差。我们的模型显示，当单家银行发生风险时，国有四大行的风险溢出率最大。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国有四大行的平均风险溢出率为34%，较非四大行同期水平高出14%，较其自身2017年末的水平高出8%。而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溢出的损失所占比例超过了30%，中国农业银行甚至高达38%，为项目组进行此项评估以来的峰值。而发生系统性风险时，非国有四大行的抗险能力也已显著下降，2018年二季度末其自身在险价值较2017年末上升0.96个百分点。另外，如表1所示，虽然2018年以来国有大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即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综上所述，进入2018年以来，不论是国有五大行还是其他上市银行，其稳定性明显变差。

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压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拖累企业的研发创新。我们的模型显示，平均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年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如果短期内只强调地方政府和企业局部去杠杆，而不采用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局一般均衡的协同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忽视各部门间的相互影响，这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还反过来会推升宏观杠杆率。在我国房屋二次抵押市场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特殊国情下，如果家庭债务的过度累积使得家庭部门杠杆过高，将会大大削弱家庭的流动性，使得家庭可用于消费的现金流减少，极大压制家庭消费，从而使得总需求下降。而总需求的下降势必将对企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企业被动加杠杆来维持运转。如果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会通过影响职工收入增长来进一步削弱家庭流动性的改善，从而不仅会使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还会进一步拉低家庭消费乃至总需求，从而使得企业经营绩效进一步恶化。

由此可见，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通过向家庭部门转移来实现，家庭部门过度加杠杆不仅不能帮助企业部门实现杠杆的转移，还会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通过解决家庭流动性问题来刺激国内总需求，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标，遑论降低总体宏观杠杆率水平。也就是说，不考虑全局影响的单部门政策可能对其他部门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政策意图不能实现，甚至出现违背政策意图的结果。因此，去杠杆要从全局考虑，确保部门间政策协调，不冲突，不打架。总之，我们建议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维度同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1）从根本上重视家庭债务累积会产生的后果，进一步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改善正在恶化的家庭流动性问题。不应再宣传家庭部门杠杆率不高，而要提醒家庭在加杠杆的时候应量力而为，充分考虑流动性收紧对生活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个税改革带来的家庭流动性改善将不仅能刺激总需求，还能提高企业经营活力，帮助企业提高去杠杆的能力。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相关信贷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等各部门保持合理杠杆水平。根据本文的分析，总需求降低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短期债务，而这不仅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以及偿款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更会对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形成潜在负面冲击。这是因为伴随着企业短期债务的增加，如果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企业的还款能力降低，会导致企业违约比例升高，从而可能导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上升。

（3）长期来看，中国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促进企业经营健康发展，稳步提升家庭部门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劳动收入水平。同时，中国要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作为改革目标，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是：生计有所靠、求学有所教、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减少家庭部门的后顾之忧。在政策制定方面，要充分考虑其前瞻性和协调性，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