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办顾主任：足球裁判都用VAR了，我们却还在“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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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轲子、央观君，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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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从事互联网金融相关行业，或者已经“不幸”投资了P2P，又恰好看过《互金整治下：一个金融办主任的苦衷》这篇小文，您就应该能够想到，我们的顾主任这些天来更加疲惫了。

来往反复的邮件、堆积如山的公文，各个微信工作群里此伏彼起的消息通知，顾主任只能疲于应付。从中央到区县，从上级到同事，从办内各处到其他部门，各种需求纷至沓来，他们索要数据、索要分析、索要预测、索要……

在互金整治的高强度工作压力下，无数个顾主任正在为同样的事情而发愁，本来地方金融办人就少，但是它的任务却并不轻松：非法集资隐蔽性很强、传播性很快，网站总也打不完；P2P、小贷、投资公司、地方交易所跨地域经营、杠杆率过高。很多时候，顾主任知道哪里可能有问题，但他总是力不从心。

“金融监管缺失的短板，成为悬在正欲借科技之力极大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金融行业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利用新科技整合金融监管资源成为监管补短板的突破口”。

监管对象武装到了牙齿，监管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上帝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对于顾主任来说，这扇窗就是监管科技。

在政府层面上，“监管科技”最早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在2016年提出，FCA将其定义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子集，它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得监管要求比现在更快更有效的实施”。

学术界对于监管科技的探讨则更早一些。2014年，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在伯明翰大学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技术主导制度的愿景。一年之后，2015年3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在一份报告指出，“金融科技有可能应用于监管和合规，以使金融监管和报告更加透明、迅速和有效，创造出新的‘监管科技’的机制”。

监管科技的诞生有其时代的背景。网络效应加剧了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场景的风险传染速度，技术、系统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杂交，更加重了监管处置工作的难度，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行业正在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向跃迁，行业的发展将监管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作为独立的应用和业态，监管科技已经迅速为人所熟知。在国外，监管科技已迅速成为前沿企业涉足的“显学”和投资的热门领域，围绕风险管理、身份识别、交易监测、监管分析、合规咨询等功能，创新活跃，经验迭出。

而在国内，监管机构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2017年6月，在央行印发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央行特别强调要，“加强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研究与应用”。

“监管科技水平不能满足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央行在《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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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之余，顾主任是一枚文青，他很喜欢村上春树在《海上卡夫卡》里的那句话，“最终，你坠入沉眠，当你再度醒来，一切都未曾改变，你已融入新的世界”。正是带着这种拥抱未来的历史感，虽然艰难，但顾主任和他的同事带着一种使命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顾主任看来，监管科技的未来和走向是确定的——过去的“非”监管科技时代更多注重历史总结，现在的“准”监管科技时代更多注重实时监测，未来的“真”监管科技时代更多注重分析预警。

张英是蚂蚁金服“风险大脑”技术负责人，今年4月至今，已有北京、广州、西安、天津等7地金融局（办）先后与蚂蚁金服达成合作，装备了“蚂蚁风险大脑”，更多地方监管部门正在密集考察、调研中。

“风险大脑”可以根据金融风险特征及各地方监管机构提供的专家经验建立风险模型，从企业股权、工商合规、产品经营、舆情分析、负面涉诉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计算出相关从业金融机构的非法金融风险、业务风险及合规风险，实现风险定性后，为监管部门提供处置依据。

在一次合作中，某地金融局向蚂蚁金服提供了几十家有风险嫌疑的企业名单。经过蚂蚁风险大脑的计算和分析后，不仅识别出了其中8家本地高危企业，还通过其中一家顺藤摸瓜，对两家异地..企业提出“非法集资”的高危预警。这两家企业中，一家是看似正常经营的商贸企业，而另一家则是从未开展过任何金融业务的“科技企业”。目前，该企业已在属地机构处理流程中。

在描述监管科技与监管之间的关系时，张英用了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中VAR视频助理裁判的例子，比赛的最终裁定权仍然属于主裁判，VAR视频助理裁判只是一种技术工具，它能帮助主裁判减少错判、漏判。

2018年7月18日，第四范式的创始人戴文渊来到了央行总部，这位年轻的创业者面对台下众多的央行官员，做了题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演讲，戴文渊指出，人工智能在货币政策评估、系统性风险侦测、反洗钱、征信以及精准扶贫等方面，都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作为最高层级的监管部门，央行和银保监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面临技术难题，在金融监管从被动变为主动，穿透业务本质之际，监管科技的能力的提升就成为了必须。

第四范式通过技术输出，帮助招商银行将信用卡反欺诈规则数量提升到了上亿条，反欺诈的准确率提升了好几倍，这时紧接着遇到一个问题，怎么向监管部门解释反欺诈到底是怎么做的，监管机构不可能靠人工将25亿条规则从头看到尾，监管科技必须跟上。

“这边已经拿机器在写规则了，那边还拿人在看规则”，在戴文渊看来，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在广泛使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客观上要求监管者必须前瞻性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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