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这正常吗？

经济增速减缓不一定是坏事

中国2018年GDP增速6.6%，比2017年降低了0.2个百分点。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4%，创09年第二季度以来新低，2018年GDP增速也创下1991年以来新低。

其实本来我们也不好意思提这茬，大过年的，还是应该说点吉祥话比较好。但毕竟这事是公开数据，这又是一个欢迎监督、兼听则明的社会，用于面对现实也没什么不好——一国经济持续很高的速度增长是不现实的，中国经济的体量现在已经很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趋缓才是正常的。

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出口仍在下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去年12月出口同比降低4.4%，对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出口同比均大幅下降，对中国香港、中国..、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同样大幅下降。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提到，全方位对外开放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不过在这条之前，更是提到了要扩大内需，“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消费能力，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这些都是今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任务。扩大内需被放在了第二条，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放在了第六条。

第一条则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要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

可见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要转型。现在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宁愿走得慢一点，也要走得稳一点。如果真的能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上去，那么慢一点也是好事。

问题在于，每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各路“中国崩溃论”就会出现。这些论调很无聊，这些人的可趁之机还是在于经济增速的下滑，所以单纯地把经济增速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等同起来，确实很有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下，保住增长速度成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徐现祥等（2018）在《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中，分析2000-2012年各省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发现在地方政府以要素积累和投入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侵蚀经济发展质量。

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经济增速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加大投资的简单粗暴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发展质量就顾不上了。

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在《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中是这样论证的：2000-2012年中国省区经济倾向于以要素积累和投入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质量将显著下降1-2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通过干预要素市场来调控经济，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干预，控制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能源和环境等要素市场，从而调控经济增长速度。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很低，这一中间要素的成本就很低廉。而在过去出口导向还比较明显的时候，廉价的劳动力就成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竞争的优势。与之类似的还有环境成本，过去经济发展的很多代价就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这在过去重视经济增长速度、重视出口市场的年代，被认为是正确的道路。

高翔等（2018）在《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机制》中提到，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更多是依靠加工贸易这一“低端嵌入”模式利用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出口低成本比较优势，而非源自企业内部技术升级带来的价值攀升。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出口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不如以往、出口更重质而非更重量的今天，要素市场化配置要进一步优化，才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向高质量发展。

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中的结论不谋而合：当政策当局的政策工具是要素积累时，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发展质量负相关，当局无法兼得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目标，增长目标会侵蚀经济发展质量；当政策当局的政策工具不是要素积累，而是创新驱动发展时，经济发展质量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函数，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可以兼得。

说人话：粗犷发展不可取，创新品质是关键。

这一结论展现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如果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抑制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速的冲动，那么一时增速降低并不是件坏事。但走得慢点的时候，需要大力改革，比如说要素配置的优化就需要减少政府干预。

这种转变也需要适应过程，按照《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以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的说法，“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终结崩溃论，既要求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也要求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这个政策路径意味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贡献新的道路选择”。

“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实则是对过去发展路径的一种反动，属于革命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颜悦色地搞不行，光说不练更不行。

可真练起来，遇到的阻碍也少不了。

僵尸企业对创新的阻碍

这里有一个例子，即僵尸企业对创新的阻碍作用 。

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效率低下，利润无法覆盖贷款利息支出，负债占资产比例很高，还能得到外部如政府和银行的不断“输血”而维持生存的企业。按照..的定义，僵尸企业即为“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本该是被市场轻松淘汰的东西，却还能够生存，与地方政府稳定就业需求、银行害怕坏账等原因有关。

谭语嫣等（2017）在《僵尸企业的投资挤出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中得出结论，一省的僵尸企业比例越高，当地非僵尸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小，且这一挤出效应对私有企业尤为明显，而对国有企业并不显著。

这个结论并不意外，因为热钱就这么多，贷给僵尸企业多，其他正常企业的贷款就少了，相应的投资就会变少。而国企更容易得到贷款，民营企业受到的挤出效应自然更高。可以由此推测，在直接投资模式不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更有赖于贷款融资，因僵尸企业挤占贷款而减少投资的影响就更大。

而当僵尸企业挤占了宝贵的信贷资源后，正常企业，尤其是本就难以贷款的民营企业更难以得到贷款，也就难以在创新中投入资金 。

王永钦等（2018）则在《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了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中，证明了上述僵尸企业阻碍创新的机制。按照挤占贷款资源的机制来推算，行业僵尸企业占比每增加1%，同行业正常非国有企业的总专利、发明专利申请数目下降的比例分别为0.58% 和0. 28%，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3%，而国有企业受影响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提到了僵尸企业另有其他阻碍创新的机制，比如对外部资金依赖大的行业，正常企业可能会因为挤占贷款而无法继续运营。

在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中，僵尸企业比例每增加1%，将导致非僵尸企业总专利申请数目下降0. 8%，发明专利申请数目下降的比例为0.2%。僵尸企业的存在，依赖外部输血维持市场占有，本身在市场中就是不公平竞争。因此在市场高度集中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1%，同行业正常企业总专利申请数目下降的比例为1. 2%，发明专利申请数目下降比例为0. 5%，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 8%。

如果把中国各地方省市看作一个个在互相竞争的经济体，那么僵尸企业越多，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就越弱，并且由于创新投入不够而在长远的经济质量上走上恶化的恶性循环。前路漫漫，这个逻辑就像是温水煮青蛙，逐渐耗尽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绝非好事。

但是，如果瞬间出清僵尸企业，对地方政府则在短时间内是剧痛。坏账会暴露，地方就业会受影响，这些都很明显，所以没人敢碰。

这是个改革路上的难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今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任务第一条里就有“要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未来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重要

说到就业，这也是个重点问题，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个稳里排首位。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是民营经济创造的，很多毕业生不愿回到家乡就业也是这个原因。家乡的三线甚至二线以下城市民营经济不发达，好一点的岗位只有在名额有限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稍好些的单位经常需要关系才能进入。

而国企则很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渠道。政府进行的大规模基建投资等都需要通过国企施加影响，不可避免造成国企扩张。

根据郭长林（2018）在《财政政策扩张、异质性企业与中国城镇就业》中的论证，由于民营企业多在产业链下游，如果政府实施财政政策扩张，更容易带动产业链上游的国企产品需求，但中间投入品价格就会随之上升，从而导致民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劳动需求。

也就是说，重复、低效的投资拉动，对国企有利，对民企有害。但国企能增长的就业有限，长远来看，要保住就业乃至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低效投资拉动该尽量避免。

由此可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财政扩张政策也并非说上就上，还是要稳住，让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这是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之路，也能在长远上有利于就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原本靠外部输血的僵尸企业要尽快出清，以免阻碍创新，挤占信贷资源。

这个时候，就要回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的这段话了：“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

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行事也需要谨慎负责的态度。比如毛其淋等（2015）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中提到，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够显著激励企业新产品创新，而高额度补贴却抑制了企业新产品创新。而杨洋等（2015）则在《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与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解作用》中提到，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

显然，虽然对民营企业要友善呵护，但 “溺爱”也要不得。前期合理地资助，中长期令其在市场中厮杀幸存下来，才会愈发壮健。而创新补助绝对不能沦为“骗补”。而且越是市场及安全的环境下，补贴的效果越能发挥。

广大民营企业最需要的还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一个行业里自由竞争的氛围建立得起来，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优质企业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能助力解决就业问题，也能为创新提供动力，让高质量慢速增长的经济越发健康、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