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张一弛读《定鼎华夏之路》︱“世事洞明”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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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姚念慈著

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0月版

393页，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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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敬雅  张一弛

2018年10月，姚念慈师长的新书《定鼎华夏之路》由三联书店出书，本书集结了姚师长关于清前期史研究的四篇文章，离别为研究明金己巳之役的《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研究多尔衮辅政时期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研究顺治时期国度政治的《评清世祖遗诏》以及商议康熙初期四辅政大臣的《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姚念慈师从王锺翰师长，在清史学界深耕数十载，在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中，《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为姚师长新作，也是本书中最见功底的一篇。在清史新作如雨后春笋的今日，如许严谨的考据作品却较为少见。

“世事洞明”的政治史

区别于旭日东升的社会史、医疗史、商业史等专门史，政治史的叙事过程中除了依靠史料的连缀，更主要的是对汗青配景的认识和事势人心的剖析。诚如作者所言：

然而政治史究竟是人事的流变，政治形势无非各类势力的分化组合、此消彼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无比，人的言行和心理念头也不尽一致，汗青文献史料并不完满是真实客观的记录，往往同化着书写者的主观定见，皆须加以订正辩证。

个案自己的事实，极轻易陷入海登·怀特式的汗青迷思傍边，即文字描述在多大水平上曲解了汗青，而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事实”，究竟是否存在？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特点就非常显着。事件自己是由多个论述主体完成的，每个视角似乎都存在局限性，我们是否能够剥开记述主题的层层迷雾，接近事件自己，而这种接近行为的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近些年广为热传的《汗青学宣言》（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格致出书社2017年3月版）一书中论说道：“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否决微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将宏观和微观、历久视野和短期主义相融合，这才是要害。”若何经由要害性事件，窥见汗青的大势所向，是作者所谓“实证史学”的第一要务。对此，作者认为：“政治史若仅从所谓大势着眼，回避个案，无视具体史实，汗青叙事就很轻易落空，酿成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政治轨制演变的内涵无法获得显露，并且极有或者发生曲解。这也实际上是研究乏力的示意。”

《汗青学宣言》

己巳之变作为明清鼎革时期的要害性事件，对它前因后果的考据，既能够认识其时金、明的计谋形势，也是对之后汗青走向的一个预判。皇太极在本身皇权尚不不乱，亟需在统治集体内部竖立威信的情形下，本欲东伐察哈尔蒙古，但在林丹汗远遁的情形下暂时决意南下伐明。皇太极与朵颜三部之前也并无盟约，苏布地在皇太极与明朝的两方逡巡之间并无明确动作，蓟镇空虚之下皇太极当者披靡。

在抗击皇太极戎行的城下之战傍边，明朝当局廷议不定，既不克有效组织守军抗击，又顾忌勤王戎行的势力，甚至连粮饷发放都不克保障。在没有皇太极调拨的情形下，崇祯将袁崇焕坐牢，皇太极惧怕明军反扑断厥后路，在京畿掠夺之后一路北撤至山海关外。明救兵渐集，皇太极之能脱身东奔永平，原因在于明崇祯逮系袁崇焕而导致关宁兵溃逃；金军攻山海关不克。

整个事件既不像清代官方史书中论述的那样是皇太极一人运筹帷幄之功，也不像明朝方面表述的那样是浴血迎敌之战，相反，整个己巳之役是多个不确定的前提，在各自偶然性中的合成，并没有一部“天主视角”的史书能够记录悉数的“事实”，而对整个脉络的梳理基于作者对明清之际政治及各方势力的判断。

明臣集议之风与明朝对朵颜三部抚政的失败，导致皇太极能够直驱京畿；皇帝与封疆大吏的矛盾，导致袁崇焕一路迎敌而反遭缧绁，不独明代如斯，而历代尽然；明末党争则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崇祯处死，而非乾隆皇帝为其先祖所加的“反间计”使然。这些线索串联出一个在其时政治情态下非常“合理”的汗青事实，而这种事实的合理之处，则是考据整个汗青的着眼点和归宿。

在《评清世祖遗诏》及《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两篇文章中，姚师长的论说中心之一，就是清晨期的中枢政治轨制。文章描述的顺治朝政治厘革，首要有三个方面，离别针对议政会议、内三院（内阁）的轨制调整，以及世祖与汉大学士的关系。

议政会议，是后金以及清王朝竖立之初历久存在的一种中枢决议机制。它与中国传统政治轨制中在君主主导下的廷议、会议轨制并不沟通，而是经由具有“议政”资格的宗室成员与八旗贵族担当的“议政大臣”配合讨论国是，其抉择具有很高的权势。十分显着，这种国度政治权力机关，与清朝皇权的构建存在伟大的矛盾。从崇德时期清朝统治者使用皇帝名号起头，清太宗皇太极就一向试图干涉议政会议，影响其究竟，减弱其权势。而到了清世祖亲政今后，跟着清朝国度构建逐渐完美，议政会议轨制也面临着被革新的命运。

八旗系统千头万绪，若何革新，颇费神思。为展示这一过程，作者考据了顺治九年（1652）十月起，世祖恢复因多尔衮专擅而一度权力旁落的议政会议后，所录用议政大臣的旗分、职衔和爵秩。与此比拟，内三院（内阁）的演变，就要复杂得多。清初设内三院以掌文书，并无参决政事之职，入关后仍之，其地位低于六部、都察院，并非如明代内阁一样为百僚统率。而活着祖亲政今后，这一状况逐渐有所改变。据作者考据，世祖行使加衔的体式，调整满汉大学士等级，令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平级，又频仍驾幸内院，以动作彰显内院的地位。顺治十年（1653），世祖又改造题奏文书处理轨制，令内院在中枢政治体系之中的地位大幅提拔，成了朝廷发布政令的中枢。

不外，尽管世祖有以内院总揽政令、六部责成庶务，并连系议政会议协调国是的构想，但这一构想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内院汉大学士地位的上升，激发满人大臣的嫉恨；而内院地位的上升，又激发了八旗体系的反弹。另一方面，..精英克意于儒家传统文化及政治模式，亦不知足此一体系。

顺治后期朝廷之中满人大臣与汉大学士之间的争端，皇帝对汉大学士的疑忌，频见史册。世祖一面以袭击陈名夏等汉大学士来对汉官施加压力，一面将内院改为内阁，明诏许可内阁、六科封驳敕旨，并援引汉唐“前代”故事、命翰林官入内直宿，以备垂问，为下一步的厘革做好预备。只不外世祖倏忽逝世，以内大臣为代表的满人势利巴持了世祖的政治遗产，遏制了世祖生前鞭策汉化的趋势，为此将与世祖原意不符的所谓“遗诏”强加死后，遂令这一汗青历程休止。

非常遗憾的是，有些汗青性的要害人物，自己却并不发声，除了来自各类圈外人的表述，我们无法寻找其本人的谈吐，只能从其行事目的及汗青位置做出合理性揣摩。那些似乎发声的“无声者”，在本书的论说中也是一个重点。例如孝庄皇后、多尔衮和鳌拜，他们固然是汗青中的煊赫者，但同样在史估中仅是被描述的他者，各种加诸其身的功过，究竟是否具有合理性，又是论述者以什么样的目的付与他们的，是值得进一步商量的问题。

汗青学者有幸能够占有悉数视角的史料，能够从多角度去连缀史实，而不幸又未身在庐山之中，对关节点的缺失平日要靠本身的推论加以掇补。如作者所言：“即使一个具体判断，也需要对大的汗青脉络成竹在胸。个案研究若缺乏宏观的汗青视野，其意义很可贵到完全的展示。”例如对多尔衮与清代政权的关系，皇权与贵族权力的争夺，以及从二元制皇权向一元制皇权的转化，理应是这个问题的商议重点及最后归宿，若是落入宫廷秘史的窠臼之中，显然研究的存眷点就过于“小器”了。若何在零乱的史料和多维的叙事中加以弃取，的确是“实证史学”中“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处所，也是治史者自己功底是否深挚的一个别现。

“站在史料的终点”

中国古代史中，若何处理信息的纰谬等，是研究者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这一点在战争史研究中显得尤为显着。因为战争各方在信息的收集上都是不实时和不完全准确的，所以若何判断这些信息的靠得住性，以及对各方之后动作所带来的影响，是治史者的首要义务。

分歧史料书写者的分歧角度，造成史料发生各类误差。然而我们在使用“误差”这个词时，无疑是假定有一个“史实”存在，而这种“史实”并不是非黑即白地存在于任何一种史料傍边，而是我们依靠各类信息指向及合理性的集中揣摩。这种揣摩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是一种“汗青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能够被界说，当然也能够被推翻，寻找这种“最合理”，恰恰是实证史学的魅力地点。作者需要说服本身，然后说服读者。

各类史料无疑都有存在误差的或者性，然则也仅仅是或者性。我们凭据史料记叙者的分歧，将有或者显现的误差分为：主角光环、叙事逻辑和视察视角。以作者在书中引用的史料为例，雷同于或人的纪年、行状，无疑会因论述主体为或人，而使此人带上“主角光环”，而强调此人在事件中的影响和感化。而所谓“叙事逻辑”造成的误差，是指史料作者在有意无意傍边，用想象内容填补其弗成知的事件链条，致使叙事整个过程显现与史实分歧的走向。“视察视角”则是“瞽者摸象”之误，这点在《国榷》的论述中非经常见，史料作者非出于主观意图，而限于其视察角度，弗成见事件全貌而发生的误差。

多说话材料的充裕占有在清史——稀奇是清前期史的研究中，是一项弗成或缺的花样，如许要求治史者除了存眷华文史料外，也要兼顾满、蒙文献。例如在作者《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文中所提到皇太极东征蒙古的原由，引用了《旧满洲档》和《清太宗实录》中的大量内容。中国人民大学的乌云毕力格传授曾经研究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影印揭橥的蒙古文信件，认为喀喇沁台吉和塔布囊向皇太极谎称蒙古各部联军打败了林丹汗，于是皇太极凭据喀喇沁部的申报，要求第二岁首夏配合进军察哈尔。而在后来二手资料里，这两封信合二为一，被严重歪曲。这种歪曲首先从《旧满洲档》，然后《清太宗实录》《皇清建国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官修史接踵沿用和持续歪曲、诬捏。

除了多说话史料外，囿于时代，档案史料也是传统清史研究中应用得并不充裕的处所。姚师长谈到入关后内院在中枢体系中地位上升的动力，认为其时清朝统治者曾认为能够维持关外的政治架构不变，究竟导致六部机构痴肥、国度行政运转失灵（292-293页）。这一见解当系实情，但作者并未举出例子来加以展示，而仅用本身的说话推想。而事实上，就笔者所知，“北大移交题本”之中，顺治十年（1653）正月十七日恰有一件残档（档案号：02-01-02-2034-020），能够直接展示这种“失灵”的状况。

此外，以“逃人法”研究为例，除了《清实录》所登科的史料外，其余采用史料较少。但即使是清代各版本律例中，对此相关款子记载便不在少数，且律中所载远比《清实录》所载具体、严谨。此外，台北中研院汗青说话研究所的《内阁大库档案》和北京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的顺治朝《内阁题本》中，有大量关于相关的逃人档案。当然，如斯零乱的档案梳理，对汗青研究者来说近乎弗成能，于是应用其他学者新的研究功效，也是汗青研究中弗成或缺的一项。

《清实录》

清代中枢政治轨制，素来为研究者所存眷。据我们所见，研究清代中枢轨制的史料，以往所多见者大约有两类：其一是以五朝《清会典》《清文献通考》为代表，清朝人本身记载本朝轨制条则的典章政书，其二是以《清实录》为代表，清朝人本身编纂的“现代史”。前者的记载往往失于静态，并且历朝《会典》之《内阁》等章记载均为节减，因而《清实录》便成为研究清代中枢轨制的主要史料，学者往往从中撷取涉及中枢决议与政令发布体系的诏令和奏章提纲，并加以简要阐释。

姚师长的研究整体上亦遵循了这一史料剖析方式。然则对《清实录》的依靠，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重问题，亦即《清实录》编者对史料的采择，是否会影响本文的结论。诚然，《清实录》作为清朝最主要的官修史书之一，没有人会猜忌其在清朝官方视野之下的权势性。然而，《清实录》不光是一部朝廷行政文献的汇集，同时也是供后世“敷时绎思、继志述事”的序言，个中对朝廷文件内容的调整和剪裁，在编者看来或许无伤其意，但对今天的汗青研究者而言就未必周全了。

例如，在《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一文中（369-372页），作者统计了《清圣祖实录》中辅政时期议政诸臣所议事件，认为议政会议的运动渐趋削减，并且其本能与九卿会议渐趋杂糅。作者也意识到这些事例并非议政会议的悉数事实，并内行文之中赐与了声明（372页）。但事实上，《清圣祖实录》之中漏掉的议政会议施展感化的案例或者远比想象中为多，这里举一则干证。在辅臣体系竣事十多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平定三逆方略》之中记载了清廷在平定兵变时代有关军务的号令，这些谕令之中大量显现“议政王、贝勒、大臣”或“议政王等”作为受谕对象或会议政务的主体，而同样的事件在《清圣祖实录》中往往将相关衔号略去，只述谕令之概略，导致议政处看起来比实际上加倍隐形。可知《清实录》编纂者对史料的剪裁，确会干扰我们对中枢政治的考查。

再举一例。作者在商量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期大学士们的感化，认为此一时期大学士获得正视，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匡助多尔衮篡位，并非源于统治者恢复华夏传统政治秩序的意愿（294页），所举出的史料是《清实录》所载多尔衮作古后，大学士逮讯所列党附多尔衮之罪状。这种史料的倾向性，不难想见——事实上能够看到，作者所论证的偏向，与《清实录》编者甚至这些“罪状”的草拟者想要让读者相信的结论根基一致。而事实则远较这一“结论”复杂。清季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一册旧档，记载了顺治二年蒲月底至七月初内院诸臣在多尔衮处的对答，后由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多尔衮摄政日志》的名义出书。翻检这一文献可知，大学士们与多尔衮之间的对话，颇多涉及其时政务之得失，甚至具体章奏的批答定见；诸臣亦不乏以治道启迪于摄政王、期以能“得‘君’行道”者。这些情形在《清实录》的“罪状”里天然都是看不到的。

当然，商议清初汗青，史料的局限性始终是个大问题。所谓实证史学的难题之处，在于对史料的逐条辨析，不光要判袂其是否存在误差，还有探寻其误差显现的原因，以及吸取其逻辑的合理性。本书在此偏向上可谓用力极深，故而所得看法，也显得有很强的“合理性”。

《多尔衮摄政日志》

让汗青研究回来“非要害词”

无论从史实连缀或是判袂上讲，实证性史学文章都要“格物致知”，即将所有资料收集、解读充裕，以求将研究问题做到极致，这需要史学研究者的勇气与毅力，用姚师长的话说，这恰是汗青学的专业性地点：“汗青研究带有极强的专业性质，真正的汗青工作中必需心存敬畏，细细体味那些看似清淡无奇的琐事。”

在“实证史学”的研究中，为某一要害性问题做出第一篇研究文章的，虽然不易，然则最值得赞叹的，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向时..学者研究之精美，常以某问题的“定论之作”为方针，而近年来本国粹者，反而失此初心。姚师长之文章最为令人赏识之处，在于谋篇结构的精彩以及论证上的“周全”。

以《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一篇为例，己巳之变自己牵扯了蒙古、明朝、后金多方势力，梳理清楚便犯难事。而蒙古诸部、明廷之中、皇太极集体内部，也有多种势力潜流，他们互相牵制，关系错综复杂。而文章以谋篇之功，将首要矛盾有条不紊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使集体内部斗争渐次浮出水面。这种多条理的结构构造，竖立在作者自己对史料的认识和汗青配景的熟悉之上，是治政治史应有之功力。

汗青事件往往不是“好的故事”，而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史事之间的关联也往往仔细而微。

这种关联或者反映在汗青时间上，或者反映在地区的关联上，也或者反映在人和人的互动傍边，而为史者除了多读多看，对史料杀鸡取卵，似乎再无他法。

跟着数据库的成长和史料电子化水平日益增加，有些时候我们“杀鸡取卵”的体式就酿成了“要害词索引”，这也是史学论文中更加常见的一个现象。即在分歧的数据库中输入一个要害词，随后将所得史料进行连缀。这在汗青研究傍边是一种非常“省力”的体式，但究竟无疑是史学的碎片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成为一本深度解读的“辞书”。

另一种“取巧”之法本为西方学者所长，即追求一条极其显着的线索，以此为基点进行商量，在新近出书的汗青著作中，此现象尤其显着。无论民众事业、商业、司法，寻找一个标记性的线索或是地区，对此进行“长时段”的描述。诚然，汗青学家从来不曾想要抛却宽广的视野和宏观的商议，尽量微观史学或者思虑的也是若何以小见大，如复旦大学周兵传授所言：“卡罗·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揭示了近代早期欧洲底层公众与上层精英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深植于近代法国农村的司法、婚姻、家庭等社会配景之中。”

然则，若是以某一事物或区域为单一线索，史料收集固然相对轻易了，然则这一线索同样被付与了“主角光环”，在其线索之下的好多细节——甚至关节都被忽略了，而史料的组织正本就是一件极受汗青研究者主观掌握的事情。最后导致的究竟是，除了作者想让你看到的史实，读者或者看不到其余器材。

《汗青学宣言》中曾经强调：“新的长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活力和天真性，也更具分辨能力——这些特点的一大起原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但这种天真性同样会将汗青学研究引入邪路。姚念慈师长此时重提“实证史学”，在清史学界有着更奇特的意义。

相对于前代汗青，清史有着档案资料雄厚、私人著述零乱的特点，换言之，是一个做“名词注释”和“主角光环”类研究更为适合的泥土。而静心于政治、战争史研究，去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或许说是无法检索的汗青，需要研究者有深挚的汗青功底，也要耐得住孤寂。以我的研究经验，一篇文章体量的“名词检索”，一个月便可成为“专家”，而这种作品除了为学术添一注脚，为本身完成了一篇揭橥义务，更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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