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林谈《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丁福林（蒋立冬绘）
[好文分享：www.ii77.com]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已陆续出版了修订本《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作为南朝正史的第一种《宋书》，其修订版也终于在今年夏天与读者见面。

修订本《宋书》主持人丁福林先生1979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师从著名的经史大家段熙仲先生。丁先生精于六朝文史校雠，治学有乾嘉遗韵。2018年7月28日，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老师对丁福林先生进行了访谈。

《宋书》修订本

采访︱童 岭

第一次来您府上拜访，还是十五年前，记得那时您的《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刚刚出版不久。时隔多年，围绕点校修订本《宋书》采访您，是我的荣幸。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和我都出生于镇江，三位京口人为一千六百多年前“乡皇帝”刘裕开辟的南朝刘宋历史《宋书》策划了一次访谈，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非常“澎湃”。

丁福林：能和徐俊先生以及您三个京口同乡一起合作，对我来说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是三人共同为记载“乡皇帝”开辟的刘宋王朝历史的《宋书》修订而合作呢！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乡土文史的人，除《宋书》而外，我研究的两个六朝著名诗人鲍照和江淹也是京口人。可能是镇江历代人才辈出的缘故，当地无法对历史文化名人一一加以关注，但对镇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茅以升以及曾经在镇江编撰过《文选》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还是十分重视的，如在梦溪园巷就修建了沈括故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刘裕和鲍照、江淹等对镇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是会引起镇江人重视的。

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刻，魏宜辉摄。

中华书局自从2013年推出南京师范大学主持修订的《史记》以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修订本都陆续面世，您主持修订的《宋书》是第七种，请问您如何评价《宋书》？

丁福林：沈约《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史事，涉猎广博，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后世对此书的总体评价很高。但是，不少学者也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对《宋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宋书》的繁冗，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就说：“盖《宋书》本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以《宋书》所载章表符檄，本多芜词也。”但今天看起来，这也使大量原始文献藉此得以存留，如《武帝纪》三卷载《侨人归土断疏》《禁淫祠疏》《兴学校疏》等诏令、策文、奏疏、符檄三十馀篇，反映出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和刘宋初创基业的过程，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又如《乐志》记述汉、晋以来宗庙雅乐舞曲的源流以及金、石、土、革等八音的各种乐器的形制，“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卷一一《志序》），保存了许多汉、魏以来的大量乐府歌辞。值得一提的是，沈约为《宋书》的志传撰写了多篇序文传论，或说明史例，或表达己见。如列于八志之首的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阐明汉、晋志书的承续关系。又如《谢灵运传》传末史论，叙述自诗、骚之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作者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乃是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二是以为《宋书》多有曲笔，为执政者回护掩饰。如晋恭帝本为刘裕所废，而卷二《武帝纪》却称禅让，“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絶不见有逼夺之迹”；刘裕杀晋恭帝，手段阴狠凶毒，但卷三《武帝纪》却记载说，“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也不见谋害痕迹；宋孝武、宋明帝诸鄙渎事，沈约也多有省除。同时，《宋书》也多为萧齐回护，对齐高帝萧道成颂扬备至，“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这些都是《宋书》的不足之处。但是，沈约撰《宋书》是在齐代，事涉本朝，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以上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如果综合《宋书》的纪传看，沈约对本纪采用为尊者讳，为本朝讳的笔法，而在列传中则并非如此，诚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所说这乃是“讳之于本纪，而散见于列传”的写法。如《褚淡之传》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刘裕主谋杀害晋恭帝的过程；在《孝武帝纪》末也评论说：“役已以利天下，尧、舜之心也；利己以及万物，中主之志也；尽民命以自养，桀、纣之行也。观大眀之世，其将尽民命乎！”比宋孝武帝刘骏为桀、纣般的暴君，又在其他一些传文中记载了刘骏的残暴和丑行；在《良吏传》末分析当时之所以少有良吏乃是因为帝王“弥笃浮侈，恩不䘏下，以至横流”，以为“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词锋锐利，言辞激烈。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总之，尽管《宋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史书，是我们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主要依据。

《宋书》的作者沈约，您怎样看待他的文学、学术？二十四史的作者里面，能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地位的似乎不多吧？ 

丁福林：在二十四史的作者中，除了《史记》的司马迁，《汉书》的班固而外，沈约可以说是文学成就最高的。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梁书》卷一三、《南史》卷五七有传。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时封建昌县侯，历官尚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于官，年七十三，谥曰隐。他自幼博通羣书，南齐时，受齐武帝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亲遇，出入东宫，参与四部图书的校定。齐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礼贤好士，沈约为府中嘉宾，与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同在“竟陵八友”之列。沈约一生著述甚丰，除《宋书》一百卷外，尚有《晋书》一百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今仅存《宋书》，余皆亡佚，明人辑其文集九卷。

沈约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诗文兼备。《梁书》本传说他：“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于“梁左光禄沈约”条说：“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其诗多清怨之作，音调和谐，抒情也较自然。但由于他过于讲究声律与对仗，所以某些诗作就失之刻板，兴寄之作也较少。但总体上说，他的作品眼界宽阔，气质厚重，思想格调虽不算高，却不失为当时大家。

沈约在我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创立了“永明体”的新诗体，魏晋时，文人已经逐渐讲究声律，到齐永明年间，由于..盛行，佛经梵音对四声的创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顒著《四声切韵》，沈约著《四声谱》，提出平上去入四声。《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附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増减，世呼为永明体。”唐封演《闻见录》说“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四声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美动听的乐曲；而诗歌根据字词声调的组合变化，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则可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正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种新体诗，为唐代格律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有那样的辉煌。

丁福林校注南朝别集两种

《宋书》的笔法，一直是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有的史家认为沈约过于重视文人，谢灵运、颜延之竟可以独立为一卷。但同样为著名文人的鲍照，却附在《刘义庆传》中。众所周知，您的《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是继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后的最善注本，您觉得《宋书》处理这些浮沉于时代大变革中的文人，与六朝其他史书相比，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丁福林：沈约作为创作强调声韵和对偶的文学家，又处于四六文体盛行的时代，他撰写《宋书》重视文采也就是很自然之事。如在卷八八《薛安都传》记载薛安都阵斩鲁爽的一节：“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世枭猛，生习战陈，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笔墨酣畅淋漓，写得栩栩如生，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宋书》较之其他史书的人物传记，文人的比重确实较大。个中原因，我觉得与史书作者本身爱好文学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但是，作者并不是无原则的为文人立传。如谢灵运和颜延之，二人乃是刘宋时的文坛领袖，钟嵘《诗品》评论说：“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朩，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而且颜、谢二人皆出身高门世族，又身居高位，因此他们有较多的事迹得以保存到后世。二人在《宋书》中立有专传，可以说顺理成章。

然而鲍照则出身贫寒，一生流离，仕宦不显，事迹多所湮没。所作诗文于身后也多所散失，直到南齐武帝太子萧长懋令人收集鲍照遗文并编次成集，其诗文才得以流传。所以，鲍照并不适宜在《宋书》中立有专传。从这一角度来说，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鲍照集题辞》所说的“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并不准确。我们设想如果换成别人来撰写《宋书》，鲍照恐怕连能不能列入人物的附传都很难说。我认为，沈约将鲍照事迹附载在《刘义庆传》中，乃是非常确当的做法。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鲍照始仕即进入义庆幕府，为义庆所赏识。义庆死后，鲍照即离开临川王幕，从此漂泊流离，直至为乱兵所杀。可以说在义庆幕期间，鲍照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而且，沈约将鲍照的名作《河清颂序》全文录入《鲍照附传》中，不能不说是对鲍照文学成就的极大肯定。《宋书》处理如谢灵运、鲍照这些浮沉于时代大变革中的文人，能够根据他们各自的处境与特点，作出不同的安排，与六朝其他史书相比，处理得更为灵活，更为妥善合理，也更能反映出他们各自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丁福林2009年在北京香山宾馆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三次修纂工作会议照

义熙北伐的重将中间，沈林子和沈田子看似没有独立传记，但沈约把他们大篇幅地写进《自序》里面，这是模仿《史记》《汉书》吧？

丁福林：沈约在《宋书》中将他的伯祖父沈田子和祖父沈林之的事迹大篇幅地写进了《自序》，这明显是借鉴了《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但是，《宋书》的这种写法可以说又不是完全仿照《史记》《汉书》的写法。这是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和班固的父亲班彪可以载入史书的事迹较少，并不适合单独立专传以记载他们的事迹，所以《史记》和《汉书》的写法是比较可以理解的。而沈田之和沈林之则不同，此二人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名将，在平定桓玄叛乱和北伐南燕，平定岭南以及讨灭后秦的诸多战役中立有重大战功，为刘宋王朝的创建立下卓著功勋。按照《宋书》立传的惯例，二人完全可以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列有专传，但沈约却将他们的事迹纳入《自序》中。这种写法，不但不会削弱二人在刘宋立国时作出的贡献，而是更突显出了吴兴沈氏这一江南著姓士族自肇始至沈约一脉相承的联系，沈氏家族的一些重要资料也藉以得到保存。这也同样表现出了沈约作史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是值得肯定的。   

在一百卷《宋书》中，《志》占三十卷，历代对这些《志》文评价不一，比如赵翼《十七史商榷》就非议《五行志》和《符瑞志》枝蔓。请问您怎么看待？

丁福林：《宋书》一百卷，《志》占了三十卷，篇幅上大致占了五分之二。对此，后世多有微辞，除赵翼外，唐刘知几《史通》卷四《断限》即以《宋书》“上括魏朝”为病，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也说此书“兼载魏晋，失于限断”。但后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学者对此书八志则普遍持肯定的评价。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卷四说：“揆以班、马史体，未足为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说：“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四库馆臣则以为“推原溯本，事有前规”，“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今人亦多肯定意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说：“若沈约《宋史》，上括魏朝，盖因《三国》无志，用此补亡，斯诚史氏之良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则高度肯定《宋书》八志“不但补阙，亦且溯源”，“其志大体系何承天之旧，诸志之中，地志远胜晋志，固有定评，《礼》《乐》特为详该”。沈约在编撰《宋书》时，认为自司马彪《续汉书》有志以外，《三国志》《晋书》都没有志，所以《宋书》纪、传，虽以刘宋为断限，而志则上起三国，下迄宋末，上继《续汉志》以弥补陈寿以来史书的缺略，对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综述。到唐初修撰《晋书》，其中志的部分大体上即抄自《宋书》，就是这一原因。客观地说，《宋书》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有些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借此得以保存。

《律历志》收录曹魏杨伟《景初历》、宋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反映了当时数学与历法应用的最高成就。《州郡志》详记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和各州郡户口数，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另外，《宋书》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具有相当多的迷信成份，值得批评。不过其中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科学眼光来看待，也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

您怎样评价《宋书》原点校者王仲荦先生的业绩？以及他的《宋书校勘记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