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讲坛︱白玉冬：华言胡语水乳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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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来自：www.ii77.com]

文︱白玉冬

语言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在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往往带来借词的出现，甚至语言的变化和融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之间的接触和相融，使得二者的语言相互之间产生了借入与借出关系。其打下的烙印，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语言。

自匈奴至鲜卑、铁勒、高车，北方民族自身并未留下以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历史资料。古人用汉字记录的一部分北方民族语言，弥足珍贵。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两次征讨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匈奴人失掉河西走廊，思念故土，悲恸地唱道：“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就是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的著名的《匈奴歌》。今人曾尝试用突厥语或蒙古语复原这首《匈奴歌》。不过，虽然我们可以确信，焉支山和祁连山之名当来自匈奴语，但其余很难考证清楚。

《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首领石勒要征讨前赵刘曜时，石勒向被誉为神僧的西域僧人佛图澄讨教这次出兵的结果。佛图澄答道：“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刚，仆谷劬秃当。’秀支，军也。替戾刚，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皆羯语。言军出捉得刘曜也。”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四世纪。学者们多以古代突厥语为基础来进行复原，如耿世民先生复原为süg talyqqan bögüg toqtang（《阿尔泰共同语、匈奴语探讨》，《语言与翻译》2005年第二期），但未给出译文。俄罗斯历史语言学家A. Vovin联合美国印欧语专家Ed. Vajda和法国伊朗学家魏义天（E. de la Vaissière）提出一个新的复原方案：sü kitir ärkän boqluγγu tuqta，意思是“你出兵时，就会捉住仆谷”（“Who were the*Kiet羯and what language did theys peak?”，Journal Asiatique, no.304，2016, pp. 125-144）。

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是收录于《乐府诗集》的北朝民歌，它咏叹我国北方草原壮丽的风光，讴歌草原人民热爱家乡的豪情。歌中唱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指的是今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川平原。《北齐书・神武高欢纪》记录武定四年（546）东魏出征西魏战败后，大将斛律金为安慰高欢，用鲜卑语唱《敕勒歌》，军心始稳。..汉学家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

北朝民歌《木兰辞》，更是北方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接触交融的真实反映。这首诗最初产生于北魏时期的北方草原，反映的是北魏和柔然之间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今阴山至杭爱山一带。之后，随着鲜卑族的南下中原，内容愈加丰富，几经后人润色，至唐代已广为传颂。

降至宋代，南宋人洪迈的志怪小说《夷坚志》记录了契丹人的汉语学习：“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这里所说的是契丹语语法特征，所译的是唐人贾岛诗《题李凝幽居》。显然，这里将契丹语的翻译直译回汉语，就可以发现，原来的词序和句子顺序在契丹语里都是颠倒了的（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参见高山杉《辨析所谓“契丹小儿诵诗新证”》，《南方都市报》2015年2月1日）。

进言之，元朝统一全国，促使大量的蒙汉文对译公文的出现，构成中国历史上公文书的一大特色。如大汗的圣旨往往以蒙古语套语möngketngri-yin kücün-dür，yekesuuǰali-yin ibegen-dür，qaγanǰarliγmanu起始，对应的汉文通常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其中，ǰali可以视作回鹘语yalïn（焰、光）借入蒙古语中后尾音-n脱落的形式，后衍生出“威”之义，suu ǰali本意是“威福之光辉”。

浩如烟海的古汉文典籍记录下不少北方民族语言词汇，这为我们知晓北族与华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虽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从下表我们可以有所了解。

表一：汉字标记的部分北族语词及其复原

雍和宫万福阁蒙藏汉满（自左向右）四种文字牌匾

上面列举的词例，仅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在历史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小部分语言现象。尤其是距离现代最近的满语对东北地区的汉语方言、蒙古语方言甚至普通话，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这些影响。

有输入自然会有输出。相比较而言，历史上汉语对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政治军事方面，如汉语的“将军”是个典型例子。突厥回鹘的官职称号中，存在前舌音词sängün与后舌音词sangun。笔者与大阪大学教授松井太在解读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时，就其中的sänggüm（sängün的变音）一词，引注进行了详细介绍。早年，伯希和（P. Pelliot）认为是汉语的相公传入北族语言中。不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国的拉施特（Rašīd al-dīnī）于十四世纪初编撰的《史集》（Jami‘al-Tarikh），则介绍sangun的原意是“王公子弟”。当前的主流观点是，汉语将军传入北族语言后记做sängün/sangun，契丹的官职称号“详稳”源自汉语将军，但其是经由突厥回鹘语传入契丹。十三世纪蒙古崛起时，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的义父克烈部主王汗的儿子叫桑昆。此桑昆即源自汉语将军。

文书体系方面，如蒙古语将“书信”称作bičig。追根溯源，此词与汉语的“笔”有关。中古汉语的“笔”传入突厥回鹘语中，充当动词biti-（书写），biti-后续词缀-g衍生出名词bitig（文字记录物、书信）。包括敦煌出土回鹘文书信等在内，回鹘文文献记录书信为bitig。bitig传入蒙古语中时，词中的辅音-t-转变为-č-，最终演变成bičig。

饮食文化方面，如“茶马贸易”所反映，汉语词“茶”在不同的北方民族语言中均为借入词。饺子，据说东汉时期即已经出现，元代称为扁食。当代蒙古语，饺子称为banši，此即元代时传入。

时令方面，由于古代伊朗和欧洲也有十二生肖纪年法，所以北方民族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尚不敢断言完全来自华夏文化。不过，其中的“龙”肯定借自汉语。突厥回鹘语中，龙先后出现有lüy/lü/luu/lu等写法。其中，晚期出现的luu/lu又传入蒙古语中。在回鹘文..文献的跋文或铭文题记中，经常出现汉历天干五行和回鹘语混合的表述。从纪年的表达方式来看，回鹘人并未对汉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

另外，上古汉语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语言之前存在部分同源词。如，秦汉时期史料记录匈奴语“旌旗”称作“纛”，后世的突厥回鹘语和蒙古语均称为tuγ。上古汉语音中，“天”与阿尔泰语共通词tängri之间，“穹”与北方民族语言的kök（天空、青色）之间，等等，均存在关联。

关于中古汉语与以突厥回鹘语为代表的北方民族语言之间的借词，主要有陈宗振、胡毅、高莉琴、张铁山、王艳红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上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语音语言学方面的比较，我则尝试从历史学方面探讨其相关背景。以下按文献年代和性质分类介绍，并稍加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