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一个小人物冒死抵制近代数学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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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倏忽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只在国都之中广为撒布，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信里赞美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志。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大旨是反攻清廷不应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育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交际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逆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经常造成不需要的交际胶葛，1858年，中英两国签署《天津合同》时，个中写入了如许一条划定：

或许是对清廷动作迟缓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署了新的《北京合同》。新合同里不只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不合须“以英文为准”等划定，还给“临时附华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刻日，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遴派中国粹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住手向清廷供应交际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景遇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说话。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需对包罗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认识，奕訢等人又于1866岁终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议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布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京师同文馆设在总理衙门内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置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应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本年春天到炎天，一向干旱，没有下雨，还经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国都里还显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天昏地暗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一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国都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原因，说向洋人肄业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岔路。

杨廷熙不否决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管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常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正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现在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照样想欠亨。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誓不两立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边作古的。总理衙门以“不知星宿”为耻，却不以向誓不两立的仇敌肄业为耻，这种“忘大耻而务于小耻”的做法，我实在不克懂得。

第二条大不解是：天文、数学、方身手术这些器材，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进步（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身手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汽船机械，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比拟，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过我们。并且“中国为人材渊薮”，人才济济，弗成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斯这般“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蛮夷”，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肄业，我实在不克懂得。

第三条大不解是：汽船机械，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对象。我们向他们学汽船机械制造之术，不外是以汽船匹敌汽船，以机械匹敌机械，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要想想宋史里说的，水贼杨太拥有“其行如飞”的大船，究竟照样被没船的岳飞给清剿了，“可见汽船、机械不足恃也”。再说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汽船机械，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禁绝西洋汽船泊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当地一步”？比来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类欺负，满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朝中的大臣们听风是雨“先存畏惮之心”，被那些不实传言吓破了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着向洋人学若何造汽船造机械，我实在不克懂得。

第四大不解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常识，而在改造人事；不在学数学常识，而在让政治回来明朗。就我所见，上下处处都是贪污靡烂与玩忽职守，“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却鼎力招人学天文数学，我实在不克懂得。

第五大不解是：谋求自强是必然要的。可是自强的法子，是要皇帝谨小慎微，官员各尽其职。现在呢？宰辅、台谏、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极怠工。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徒震惊于海外机械、汽船”何等厉害，我实在不克懂得。

同文馆学生练习外文书写

第六条大不解是：科举身世的念书人乃忠君爱国的主干，而洋人是我们的世仇。让这些念书人去拜洋工资师，若是洋人心怀鬼胎对他们“施以蛊毒、饮以..”，把他们的“忠义之气”全给消了，那岂不是就要大事不妙？所以我不克懂得。

第七条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机械汽船打败了我们，“断不愿以精微奇妙指示于人”，一定不肯意将里面的真学问教授给我们。尽量我们学到了个中的精髓，也不外是与洋人并驾齐驱，仍然无法打败他们。我们不想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不想着走其余路去声东击西，只知道学洋人依样画葫芦，实在是走错了路，我不克懂得。

第八条大不解是：让尊贵的科举身世的念书人，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后，未来成为公卿大臣、督抚大吏，必然会和洋人“结合响应”，一路作乱。臣我认为，向洋人学常识这件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弗成；兵弁少年后辈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弗成”，李鸿章这些处所官能够做，皇上你绝对不克做；地位卑贱的士兵能够学，科举身世的念书人绝对不克学。现在，总理衙门却诱导着皇上去干这个事，我实在不克懂得。

第九条大不解，是不满同文馆以优厚的待遇招生，并在学成后供应优胜的地位。第十条大不解，是反攻不与众大臣讨论，仅凭“总理衙门数人之私见”，就决意了开设同文馆如许的大事，让国度的“夷夏之防”就此溃逃崩溃。

最后，杨廷熙还说，“同文馆”这个名称，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用过的牢狱名，那“同文馆狱”是个专门伤害忠良的处所。所以“谨请收回成命”，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取销同文馆这个坏器材。

这十条大不解傍边，有些是胡搅蛮缠扣帽子，好比谈什么“大耻”“小耻”。有些是逻辑杂沓，好比人事杂沓、各机构的消极怠政确属事实，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课程是两码事；前者没能解决不料味着后者就弗成以去做。有些则是见识短浅的虚妄之语，好比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再好比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关于数学的根蒂认知加倍“幽深微妙”；再好比，他还相信洋人拥有下蛊下..来掌握人的思惟的能力。

然则，蒙昧之外，杨廷熙的焦虑是真实的，是发自肺腑的。

1900年，京师同文馆学生与中外教师合影

三、理学宗师大战恭亲王

同文馆开设算学、天文学课程，引爆清廷的朝野舆论，是在1867年3月，也就是杨廷熙呈递五千字雄文之前三个月。

导火索是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奏折。他在奏折里求全说：让科举身世的“正路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还用金钱和官职的犒赏来诱惑他们入学，这是是重名利、轻气节！是要把世界的念书人引入邪路。

在奕訢的运作下，这封奏折被驳回，没有进入到朝堂的商议之中。驳回的谕旨里说，天文学与算学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念书人该当学的常识。

张盛藻遇挫后，在念书人中有着高尚声望的士林首脑、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他上奏直言，否决科举身世的念书人向“夷人”拜师，来由是如许做会“变夏为夷”摇动国本。倭仁是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的奏折不克直接驳回了事。于是在呈递奏折的当天，两宫皇太后立刻召见了倭仁。但讲话并不兴奋，没能杀青共识，问题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向导的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出具了一封相当长的奏折，往返复倭仁。奏折中大谈国度的危机之深，和开设数学、天文课程的主要性。为给倭仁制造压力，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定见。最后，奕訢将了倭仁一军，说道：

倭仁也不示弱，再次上奏复原奕䜣：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种绝对性质的包管。奕訢不傻，天然不会往陷阱里跳。他在回奏中说，“倭仁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包管，只能全力尽心去做该当办的事、可以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尽量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况且臣等。”然后，他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具体言语睁开冲击：

被难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据实上奏，说本身并不熟悉“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介绍。奕訢取得了两宫太后的支撑，于是对倭仁不依不饶，又要求他随时随地留意访查，一旦找到精于算术的本国人，须立刻保奏。为了向朝野舆论展示论战的胜负，清廷还下旨给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总理衙门做“行走”。“行走”固然是个闲官，打点的倒是夷务。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毫不肯受这种羞辱，遂以生病为由，规避了这项职务。

倭仁也曾冲击过张之洞的洋务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撑，奕䜣赢下了与倭仁的论战，却输掉了同文馆。

曾国藩说，倭仁固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在士林中的声望比之前更高了。国都里的念书人，编出了各类各样的段子来支撑倭仁、嘲讽同文馆。有人在同文馆门口贴口号，说里面的人都是“鬼谷门生”，说所谓的同文馆是“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国都之外，念书人也遍及支撑倭仁。在浙江家乡母丧的李慈铭，读到邸报上登载的论战奏章，大发感伤，说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愿去学的。现在有人去学，解说这个时代“礼义尽丧”，非常危险。

据郭嵩焘日志流露，湖南的京官们，曾召开过一次集体味议，做出过一个决意：凡有进同文馆向洋人肄业的，今后禁绝进入会馆，我们集体抵制他，不认他是同乡。湖南会馆“开风气之先”，山西的京官们也立即跟进。究竟是同文馆很难招到学生，礼聘的有限几个中国教师李善兰等，也以疾病为由迟迟不肯去同文馆开课。一位叫做额布廉的英文教师视察到，自倭仁公开否决数学和天文课程之后：

据统计，天文算术馆第一次招生，“正路投考者寥寥”，科举身世的“词馆曹郎”，均以入馆学数学为耻。将非科举身世的“杂人”编到一路，总共才得98人。后又有26人缺考，将就登科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镌汰了20名“毫无功能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归并。亦即：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已名不副实。

奕䜣

四、一个朴拙的蒙昧者

说回杨廷熙。

这是一个完全游离在焦点决议层之外的边缘人物。若是不是清廷因为大旱下诏让世界官员给朝政提定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都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皇帝跟前。若是不是这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他甚至不会在史书中留下半点踪影。

杨廷熙呈递那份奏折的时候，倭仁与奕䜣的争执早已尘埃落定，同文馆也已陷入举步维艰之中。为小我前途计，写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尤其是这雄文之中，还有很多针对当朝显贵的犀利求全。同时代之人欧阳昱，在读了杨廷熙的奏折后，是如许总结其内容大旨的：

这也是杨廷熙在呈递奏折之前，先给本身买了一幅棺材放在家中的原因。能够想见，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向洋人肄业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大大的坏事。

他是一个朴拙的蒙昧者。这种朴拙，或许才是1867年的中国最无奈的事情。

清廷对杨廷熙奏折的批复，是“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他预备的棺材，最后并没有可以用上。据说，慈禧在见到奏折之后盛怒，曾下旨拘系杨，欲将之诛杀。究竟被慈安太后所阻，来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犯颜切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绅士传千秋万代。

再后来，杨廷熙回来小人物，从汗青的前台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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