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有多重要，历史教科书讲得远远不够

2020-10-17 14:23:12

[本文来自：www.ii77.com]

近些年来，微观史的写作和大汗青的写作，在市场上同时受到了迎接。

对远大叙事的厌倦、日益专业化的学科转向，催生了微观史写作的兴盛；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又反向地刺激了人们对整全汗青的懂得需求。

当然，微观史和大汗青两者之间似乎不无矛盾。后者嘲讽前者躲在关闭的专业化格子间里，见木不见林，且经常有误把跳蚤认作虱子的风险；前者反过来也驳斥后者把汗青强行拖上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在轻便规整的框架里削足适履，不吝牺牲掉史实的雄厚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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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显微镜和千里镜在17世纪改变了人们的视野，微观史和大汗青在当下的风行也正在有力地形塑我们对汗青的懂得。

学者赵更始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度的降生》就是这波大汗青写作潮里的一部亮眼之作，甫一出书便在国表里激发了好多商议。

赵更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度的降生》

一頁folio | 北京结合出书公司，2020-8-1

该书试图对帝制中国的政治特征做出统一的注释，作者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前叶是中国汗青模式形成的要害时期，而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对象理性又是鞭策春秋战国社会演变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动力。

高度对象理性化的科层制帝国在西汉前叶进一步演变，最终形成了一个持续两千余年的儒法国度形态，即以儒家思惟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正当性根蒂、以法家作为统治手艺和国度治理手段的国度模式。

对于赵更始而言，汗青既然成长到了今天，就得找出个中的一些纪律，经由对汗青事实的把握和时兴的逻辑抽象的连系把它说清楚。他花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写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度的降生》。之后，他又花十二三年的时间，对此进行增补批改，写下了加倍雄厚的《儒法国度》。

赵更始《儒法国度》英文版。

他声称本身原先的概念至少有60%以上仍是值得对峙的，他自认对中国汗青的构建的确做出了一个堪称时兴的论证。尽管他也认可，如许规整的大汗青写作，作者的逻辑能力越强，建构理论越清楚，给读者带来的汗青宿命感或者也就越深，而这却不是本身对汗青的悉数懂得，他甚至视这种现象为一种勤学者灾祸。

具体说就是，他并不认为一个逻辑和理论能力强的学者就必然意味着他对汗青偶然性和复杂性会轻忽甚至否认，在他看来，那更像是以必然的妥协去抓住一些素质性的器材。

以下是硬核念书会对学者赵更始的专访全文。

赵更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Max Palevsky 讲席传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学科扶植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人文高档研究院首席指导专家。

✎记者 | 胡子华

✎编纂 | 萧奉

从春秋到战国，
小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硬核念书会：《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度的降生》比来再版，这本书从起头研究到写完不到三个月时间，你认为它更接近于一份写作提纲。作为读者，的确也能察觉到有些议题在书中未能获得充裕的表述。

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提春秋就是五霸，一提战国就是七雄。事实上，在这些强国之间，一度还存在着好多小国。

那么面临大国的称霸和兼并，这些小国是若何应对的，它们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政治款式中又起着如何的感化，它们为何未能出于集体平安结合起来对大国形成制衡？

赵更始：咱们分几步说。春秋早期，也许公元前8世纪摆布，谁人时候有些小国生存相对于战国时期来说要润泽得多。

在国度与国度之间，还有大量没有纳入“国度”框架的人，好比史料里记载的秦穆公与三百野人的故事、晋文公避祸路上从野人乞食的故事等等。这些野人，后来也有人把“野人”错误地舆解为是奴隶或许是地位对照低下的人群，其实往往是那些还没被卷入国度里面的人。

春秋时期有好多小国存在。图/《中国汗青地图集》

他们也有本身的政治形态，大的或许能称之为部落，而小规模的更像是一种英文所说的band。其时的国度，权势并不大，几乎所有国度都是没有常备军的。但慢慢显现了一些霸主，过程中小国也被灭了好多，稀奇是到了晋楚争霸，除了齐、秦如许一些大国能够不站队，其他很多中小国就不得不选边站。

那时候的国度，我们万万不克按照今天世界款式下的国度去懂得。今天的大国和小都城声称或许至少是试图在竖立Nation-state（民族国度），而这类国度的一个特征就是通俗公众发生了国度认同。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大国把一个小国的疆域抢了来，也没什么用，因为公众对国度有很强的认同感，你占了疆域，但疆域上的公众不听你的，统治成本就非常高。

但其时的公众对国度是没有像今天一般的认同感的，换个君主，他们一般跟你，所以在其时，灭国的价值是很低的，跟兼并一个公司差不多。

尽管如斯，一向到春秋晚期，中小国度照样有好多生存空间，好比像宋、郑、鲁、义渠、中山等等，都有必然的生存余地。

但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就纷歧样了，一个是大国抢疆域的欲望越来越大，春秋时大国也灭了好多国度，然则他们的总体策略是掌握，而到了战国中后期直接抢疆域就成了战争的一个最为首要的目的，这时不要说中小国很难生存，除了秦国以外的另外大国的处境也越来越难题。那些国度当然也能够结合，然则越来越不管用，照样被吞掉。

战国时期，列国经由战争络续兼并，大量中小国消散。图/..

另一个就是人才吸引的体式也在转变，法家改造之前，每一个国度只有贵族才能学六艺、当官，但到了战国，择优登科成了一个首要的小我地位升迁渠道。

各个国度的区别如同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了，秦国就是最大的公司，齐、燕、楚、魏、赵、韩这些就是中等公司，宋、鲁就是小公司，这就是为什么秦国能吸引商鞅等大量的人才。人才为什么能这么举止？因为其时还没有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

硬核念书会：若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度，是一个非民族主义的状况，那么我们也好奇，在其时的政治款式中，北方的匈奴，东边的朝鲜等周边势力又是若何跟华夏国度互动的，它们其时为什么没能介入到这种竞争里面来？

赵更始：东边的古朝鲜只和燕国有些交道，并没有到场逐鹿华夏的军事竞争。至于匈奴，它只是在战国时期才显现在中国汗青记载中，首要原因是秦、赵、燕这三个地处北端的国度往北络续扩张，占领了本来由各类已经在分歧水平上中国化了的戎、狄政权的地皮，与在大漠生活的游牧群体有了直接接触所致。然则，固然战国时的匈奴对秦、赵等国造成必然的军事压力，总体上说是秦、赵等国对匈奴的军事压力要大得多，这一情形一向到汉初才有了回转，形成了匈奴对西汉王朝一个较长时期的军事优势。

绿色部门为公元前250年匈奴局限。图/..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带30万大军北征匈奴是个很主要的事件。匈奴正本的政治形态是部落联盟，不是帝国，草原最不乱的政体也是部落联盟。匈奴是在秦国的军事压力下才学会了“帝国”这么一个组织形态的。

匈奴刚竖立帝国，秦朝塌台了，壮大起来的匈奴一度把刚竖立汉朝的刘邦围在白爬山。所以，匈奴实际上是我们邀请进来的，没有蒙恬去打它，它照样部落联盟。

兵家和纵横家，
实际上都是法家

硬核念书会：无论在书里，照样在方才的讲话中，你都有强调法家厘革对春秋战国的政治款式所起到的壮大的形塑感化。很想认识一下，你是怎么对待其他学说主张的？

尤其是你在论证中一向把战争视为要害动力，那么与之相关的兵家（孙子、孙膑等）、纵横家（苏秦、张仪等）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感化？

还有墨家，孟子其时说非杨即墨，韩非子也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墨家在其时影响是很大的，它所主张的非攻，以及它在战争火器上的更新能力，对春秋战国的政治战争款式又有着如何的影响？

赵更始：在春秋战国的款式里面，其实儒家、阴阳家都很壮大。但这是在社会层面，真正在政治层面影响国度的焦点脑筋，实际上照样法家。

好比孟子游历列国，各个国王也都很卖力地欢迎他，但并不会真的听他的。这就像我有时候去给一个公司做申报，公司CEO很虚心，但他最后想着的，照样..的事。

硬核念书会：但显然，兵家、纵横家是纷歧样的，好比苏秦是佩六国相印的，有很直接的影响力。

赵更始：苏秦、张仪在我眼里属于法家一种。因为法家讲对象理性，焦点就是“法、治、术”三点，纵横家实际上讲的是术，他们是一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法家。兵家则是一支专门研究接触策略的法家。

越国战舰模型，现藏于浙江省博。越国后为秦国所灭。

硬核念书会：所以，你提出懂得中国汗青的“儒法国度”模式，这里的儒和法，其实都是相对更宽泛的概念吗？

赵更始：我们首先要知道，儒、法都是很粗放的概念。我们讲话不得不消概念，然则我们也要知道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对事实的某种单方面的把握。

汉朝今后把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思惟做了教规化的工作，才有了兵家、纵横家和法家这种说法，前秦的“法家”并不知道本身是法家。

但从今天来看，谁人时候的纵横家、兵家和法家很近，他们对战争的回响都导致了一个对象理性的看待。接触的一个特点就在于，输赢清楚。要赢，就要讲策略，这都在法、治、术三点里面。

儒家也是一个很宽泛，而且络续在变的概念，且不说今后，荀子和孟子就有很大差距。

此外，中国要界说这小我是什么家什么家，老是比西方难，因为中国大多数学者都是折中主义者，中国古往今来不把事情算作截然相对的。折中主义在西方往往带有负面的寄义，在中国倒是常态。

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会迷惑董仲舒究竟是不是儒家，但就我们来看，在董仲舒建构的一整套系统里面，焦点的器材切实在很大水平上能够被看作是“儒家”，然则他同时也把古代中国的各类非常分歧的思惟成分都包含了。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最主要的作品之一，里面系统地阐述了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观点，这些思惟，是汉代以来“大一统”的思惟根蒂。图/豆瓣

很粗放地来看中国汗青，稀奇是汉朝教规化了之后，中国汗青的确形成了两个互相依存的传统：一个是讲道德，讲意识形态；一个是讲理性，讲统治手艺。

说古代中国必然是儒法国度，这一定也是单方面的。但若是把这单方面懂得了之后，它又的确抓住了一些素质性的器材，这个中有必然的妥协。

春秋从未存在过
一超独强的霸主国度。

硬核念书会：的确如你所说，概念的意义会跟着汗青发生偏移、变形。所以，在书里，你除了做思惟史上的剖析，还采用了不少计量的方式来介入论证。

但这里，我也有一个疑心。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究竟不像明清那样翔实雄厚、形态多元（国史、县志、族谱、笔记等等），的确存在资料薄弱（多依靠《春秋》《左传》）、起原单一（只有正史记载）、数据记录也未必靠得住等身分，所以，在做汗青考据时，你若何对待计量方式的使用前提？

赵更始：你这个问题很好，也很难。如今搞计量汗青学的好多，不少都做得很外观，有的甚至是在乱做。

我们知道《春秋》实际上是以鲁国为焦点的，而就今朝来说，最能让我们认识春秋汗青配景的其实照样《左传》。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认识《春秋》和《左传》的权势作品。

事实上，前人留下的汗青都是因为某种原因留下来的，背后都反映了其时的弃取，以及各类私见，明清史料固然好多，然则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

鉴于《左传》和其他汗青文献的各类问题，我在引用汗青资料是接纳了两个尺度。第一，相较于那些带着强烈道德说教意味的谈吐和记述，我更倚重根基事实性信息（例如，战争爆发的时间以及终局）。《左传》《史记》及其他早期中国文献中有着相当多的事实性记录，它们包含着下列几类有效的信息：“某公”是若何掌权的（好比，是经由王位世袭照样宫廷政变）；“某公”的统治是若何终结的（好比，是天然灭亡照样被刺杀、或许被某一个诸侯国征服）；贵族卿士是若何被提升至某个位置，以及他们来自哪一支宗族；一个盟会有几多个诸侯国介入，盟会召开的原因和究竟；诸侯国中贵族家眷的显赫地位维持了几代；一国被另一国征服的具体年份；哪些国度介入了某一场战争以及战争的究竟若何，等等。只要我们将如许的信息置于具体的汗青脉胳中来懂得，那么我们便能够从中收获好多其他方式难以获取的信息。

我首要的起劲之一就是将《左传》和《史记》等文献中记录的七百多场战争进行了量化，关于这些战争背后的价格观、意识形态，谁对谁错，公理与否，诸如斯类，我且听之，今后再说。但这些战争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打的，谁和谁打的，谁赢谁输了……这些器材我不认为需要说谎，稀奇是系统地说谎。

所以，从这些根基面的材料出发，能看到好多汗青学家看不到的器材。

好比汗青学家或者凭据文本说春秋有五霸。那我凭据战争形态来剖析，就发现整个霸主政治时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国垄断的情形。

好比，尽管《春秋》和《左传》的记录存在误差，但从战争的空间分布来看，春秋早期战争收集关系显着分成四团，西北有一团，东北有一团，南方有一团，中央有一团，就像是四个战区，每一个战区有本身的霸主，并不存在赶过于四大战区之上独一的一霸。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西方学者说中国人接触、杀鸡、杀牛等，都邑选在秋冬而非春夏，因为秋冬是萧杀之季，所以他们会强调中国的文化形塑了中国的战争礼仪。但我的材料显露春秋时期战争的季候分布其实很平均，并不是只有在秋冬才接触。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战争过程中没有礼仪的身分，或许说礼仪不主要。而是因为战争有特别性。我春天打你一个耳光，你忍到秋天才来打还我，这蛮难熬的。

王子午升鼎（附匕），河南博物院藏。此套升鼎共为七件，其持用者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任楚国令尹。七鼎原为诸侯之用鼎礼数，但春秋以来屡遭损坏，卿医生多用诸侯礼，而诸侯僭用皇帝礼，更况且楚君早僭王号，“不与中国之号谥”。图文/河南省博物馆

战国是完全实际主义的、
赤裸裸的霍布斯世界。

硬核念书会：你方才举了四大战区的例子，我想进一步提问，这个局部性的战争是否必然会成长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总体性战争？

你在书中充裕强调了战争对整个春秋战国政治款式轨制化的影响，那为什么和平、协作的力量没能实现轨制化的影响？

事实上，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发现各类各样的会盟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是非常多的，它们最终为什么没能形成一种非武力的博弈协商的机制和..，或许说，成长出某种雷同战争法一般有效的约束划定？

赵更始：我写《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度的降生》只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相当于只写了一个纲目，固然写得很好，有必然的思惟性，但学术力量不敷。

为了把它讲清楚，我又花了十二三年的时间写了此外一本书《儒法国度：中国汗青的新理论》，2015年才在西方揭橥，今朝浙大出书社已经翻译了，正预备出书。适才你的问题，我在书里专门写了一章往返答。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辩说不该该界定为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间辩说），而应该叫Inter-State Relations（国度内部辩说），不然你就很难懂得为什么吴起一不愉快了，就从魏国跑到了楚国。这种人才举止的情形在春秋就大量存在，而战国时则更多。

因为谁人时候，各个国度都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它们之间的战争按照今天的话说是半内战半国际战争的性质。

第二，其时中国的焦点区域巨细差不多150万-200万平方公里，首要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天气也差不多，很轻易形成“一山难容两虎”的局势。

中国在地形上西高东低，秦国占领了蜀地之后，顺长江而下打楚国，顺渭水而下打魏韩两国及另外国度，就像有一条高速公路，而其他国度打秦国，自下而上地闯关，累得要死，再加上其他身分，慢慢秦国就成了一家独大。

比拟中国，欧洲的舞台要大得多，北到北欧，南及北非，西抵英伦三岛，东达俄罗斯，跨度那么大不光带来了天气问题，还有交通问题，要知道在19世纪中叶铁路出来之前，中国和欧洲的战争运输能力几千年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欧洲很难显现一国独大、中央小国没路走的款式。

再有，欧洲在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今后，就形成了一套国际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一旦形成，再想损坏它就很难，你看路易十四想损坏没成功，拿破仑想损坏没成功，希特勒想损坏也没成功。

威斯特伐利亚系统的竖立是近代欧洲和平的劈头，它竣事了三十年战争，而且创立了主权国度的交际规范。

春秋霸主时期，国际关系其实也是有礼貌的，固然我是凭拳头当霸主，然则为了霸主的正当性，我必需表明是为了保周王，即“挟皇帝以令诸候”。但霸主政治塌台后，人人就撕破脸了，一切用拳头来解决。

一旦没了道德根蒂，就再也没能建构起一个国与国关系的话语系统。因为法家除了对象性，不供应任何道德话语系统。所以你看合纵也好，连横也好，很少有跨越一年的，谁强谁厉害。

固然西方有各类各样的实际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世界上其实很少有完全实际主义的国际关系，而战国就是完全实际主义的、赤裸裸的霍布斯世界。

把每一个朝代放久远来看，
都邑走向权要跟皇帝的权力均衡。

硬核念书会：我们似乎自然地将秦灭六国视为一统，但显然，秦始皇对于国度的边境想象是纷歧样的，所以他之后还动员了针对北胡和南岭的远征。

在总结中国汗青首要政治特征时，你认为因为文官掌管的当局、儒家“和为贵”的思惟和扩张的经济动力缺失，所以..在整体上形成了留意和平、不事扩张的内敛性格。

那么，你若何对待雄才伟略的霸主形象（如乾隆帝对十全白叟的执念），以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世界想象带来的对外扩张的战争驱动？

赵更始：说儒法国度就是一个和平国度，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说它不怎么扩张，是因为它该扩张的早已扩张完了。

秦朝到汉朝逐渐形成了一块更大的焦点区域，就是农耕区，或许说一块“大绿洲”，这块地盘的东边是宁靖洋，北方是大漠，西边是高山，南面是布满“瘴气”的森林，再往外扩张就没有什么经济和其他效益了，而战争的耗资却会越来越伟大，统治者乐趣是以不大，即使出兵也往往是因为平安考虑，这是第一。

公元前175年（汉高帝十二年郡国）地图。图/..

其次，儒学切实相对对照媾和平。你会发现，对外战争驱动一样集中在建国皇帝和对照厉害的中兴皇帝。为什么？建国皇帝是立时得世界，是战争打下来的，固然他后来会选择用儒家营造正当性，但开国初期儒家权要未完全竖立，打山河的建国功臣的势力又较大，皇帝本身也很少受儒家思惟的束缚，所以中国汗青上的对外远征平日显现在王朝初期。

然则一旦拿掉建国皇帝和偶然显现的几个中兴皇帝，你会发现对外战争很少，除非是对方自动来犯了，有界限困扰了。当然，一旦他方自动来犯，儒家官员也会是战争的主导者。这又当别论。

进一步来说，每个朝代第一任皇帝对边境的想象纷歧样，宋朝的地舆想象和元清的地舆想象一定分歧。

宋朝运气不太好，燕云十八州打不下来，所以它的界限想象就要小得多，清朝的地舆想象很大水平是竖立在元朝根蒂上的，所以在它的眼里，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边境。

硬核念书会：在方才的论说中，你着重提到了建国皇帝对一个朝代的形塑感化。某种意义上，我感觉从战争转入一个新的和平期，往往也意味着政治力量的一次从新分派。

我想问的是，从秦末到汉初，是否存在这种改写“强国度、弱社会”的政治款式？

赵更始：从秦末到汉初，固然 “强国度、弱社会”的轨迹已经在了，但从今天来看，秦朝绝对不是今天所想象的“强国度、弱社会”的模样。

你想，秦朝的时候，刘邦躲在什么处所？芒砀山。谁人山有多高？一个土丘罢了。英布躲在什么处所？张良又躲在什么处所？都不是什么崇山峻岭之处。为什么就是抓不到？所以，在把持层面上，古代国度往往是看上去很壮大，实际上倒是天不高皇帝就已经远。

与西欧比拟，我们古代的特别性不在今天所说的“强国度、弱社会”，而在于精英之间有着分歧的关系。

这点和欧洲纷歧样，欧洲精英层面，包罗僧侣阶级、贵族阶级和君主，各有各的对方很难插入的势力局限，而且这些局限还经常有司法包管，一家始终很难独大，到中世纪后期又显现了中产阶级，情形变得更为复杂。

广为人知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是西方的贵族与王权的主流叙事。贵族的力量是能够牵制君主，而君主也需要贵族来完成正当的统治。图/..

固然古代中国皇权集中，但儒家常识分子手上把握了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权力也非常大，只不外古代欧洲精英的制衡更像是各个系统之间的制衡，而中国的制衡则更像是一个别制内部的制衡，不然你就不克懂得为什么言官能成天把皇帝折腾得死而复活。

儒家经由三纲五常来限制君主，所以君主看着很壮大，但只能统（reign）而不克治（rule）。古代皇帝往往不克自动决议，下面有事奏禀了，你才能够做决意，或许说决议议题首要是由官员来定的。中国古代的皇帝，平日是建国皇帝权力很大，后继皇帝从小接管儒学教育，被灌注了各类价格观和礼仪，于是就被约束起来了。

所以，把每一个朝代放久远来看，都邑走向权要跟皇帝的权力均衡。好比明朝朱元璋和朱棣都很厉害，但两三代今后，权要集体就把皇帝给掌握住了，到了后期，皇权惨得要死，崇祯被一帮权要包抄，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最后上吊死了。

硬核念书会：这里我也还有一点迷惑，你说每个朝代，最后皇帝跟权要会趋势一个权力均衡。我懂得，你说的应该是实然层面的，然则在轨制设计层面，皇权是不是越来越集中？好比我们能看到相权就是慢慢从轨制设计层面给慢慢分化掉了。

赵更始：也不是。汉武帝根基就把宰相权力拿掉了。然则有一点，当宰相权力被拿掉，另一些人的权力就会变大，他们的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新起的一套班子看上去就像老班子的再造，而老班子也往往仍然吊在那儿，权要系统变得更大，权力斗争势必加剧。稀奇是，固然新提升的人在刚提升时一定是皇帝的亲信，但亲信做大了今后，就不再是亲信了，或许皇帝就需要顾忌这个昨天的亲信，今天的权臣了。

所以，汉朝最后根基上就是外戚和寺人在作乱。中国古代史上，后朝始终在借鉴前朝的失败经验，于是往返在轨制上折腾，可始终没有解决好权力的均衡。

但没有解决好，不等于没有。我们如今因为害怕国度权力太壮大，害怕专制，所以动不动把古代国度权力和皇权说得稀奇强，把很多现代中国现象认定为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立场。

君王和儒学者是一个很牢靠的联盟，互相之间有权力制衡。他们之间再斗再变，国度形态没有变，无论到了哪一个朝代，统治阶级都邑发现照样儒学最好哄人。这种不乱性导致我们没有能率先走上工业资源主义道路。

因为没有发生工业资源主义，我们又起头凭据西方那一套把中国说成掉队的，这就对整个中国汗青发生了更大的曲解。事实上，中国汗青上的朝代，哪怕是对照专制的朝代，它的权力也是有均衡的。

这个均衡恰恰是到现代才被彻底打破了，是西方世界的提高主义线性史观，低制约的建国特征，再加上现代的通信交通能力，这才导致了具有严重后果的绝对权力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汗青上
最后一次形成多国平衡的或者。

硬核念书会：你方才提到了中国汗青国度形态的不乱性，我懂得就是你提到的儒法国度模式，它的不乱性某种水平上缘于权力多元款式的缺失。

我想问的是，东汉之后，这种不乱性是否存在懦弱的时刻，好比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一个是玄佛影响稀奇大，另一个是士族的权力也对照凸起，这个时候儒法国度的不乱形态是否存在被打破的或者？

赵更始：这个问题，其实我到如今也无法切实回覆，因为事情没有发生老是有它的来由的。

从猜想的角度说，魏晋南北朝或许是中国汗青上最后一次形成多国平衡的或者的汗青时期。适才我们有提到欧洲形成多国平衡的一些身分，好比战争区域的巨细、地舆天气身分等等，同时它还有教会力量、贵族力量、贸易城市理论，都在欧洲多国平衡形成中是施展了感化的，然则这些前提中都城不具备。

魏晋南北朝时序图。

此外，基督教是一种弱化国度力量的..，而儒学是强化国度的。魏晋南北朝，好多少数民族竖立了政权，一起头往往会把释教捧得比儒学要高。释教也是一种对国度权力有弱化感化的..，若是释教成为了主导意识形态，很或者中国就无法实现统一了。

后来我们看，北方起头灭佛，为什么？因为寺院占有了大量地盘，武僧增多对政权组成威胁，再加上梵学自己就有弱化国度力量的感化，是以北方列国的统治集体都慢慢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这就给中国统一打下了价格观根蒂。

从国际层面来看，其时中国周边没有卷入与大国的战争辩说。南方的安南、北边的高丽等等势力都对照小，带来的威胁也不像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对欧洲那么大。因为地舆的原因，我们其时没有与其他大的帝国直接接触，不然或者终局也会完全纷歧样。

固然我在书平分析了中国统一状况或者络续增大的必然性，但我本身脑子里始终是留了一根弦的。

硬核念书会：你感觉南北朝之后，科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人才选举体式的转变，对儒法国度的不乱性起到了如何的感化？

赵更始：一样来说，我们会说宋以前，中国是confucian state（儒法国度），宋今后中国是confucian society（儒法社会），一个原因是因为北宋今后，科举扩大了。

大规模的科举测验，导致常识分子的过度生产，越来越多的常识分子起头只能靠写书、教书、当账房师长等相关职业存活了。同时，儒学文化成了一个文人的“社会活动”，而这社会活动的后果就是儒学络续更深地插入社会，他们起头搞《三字经》，搞家学、家训、书院、家眷宗法体系等等，于是社会层面就起头儒化了。

勤学者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灾祸

硬核念书会：若是站在汗青原点，一步步往前走，我会感觉汗青布满了可变性，好比若是没有三家分晋，或者秦朝都无法走出函谷关，更遑论一统。

但看了你对儒法国度的论说，再回望整个汗青，又会感觉整个汗青是如斯规整有力地直奔如今这个位置而来，带给我一种很强的宿命感。所以，我也想问问，在你的汗青模式里，是若何对待汗青偶然性的？

赵更始：作为一个勤学者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灾祸，那就是你的逻辑能力越强，建构理论越清楚，读者读来就越是倾向于宿命论，似乎汗青必然如斯。这是一个勤学者的灾祸。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三家不分晋怎么办？又或许说，若是北宋竖立的时候，辽没有占住燕云十八州，那辽就还会是个游牧部落，或者就无法抗衡宋朝。但占有了燕云十八州的辽，已经不再是简洁的游牧民族了，它的生齿、税收能力都不比宋差了。然则这就导致了游牧和半游牧帝国在中国的历久强势，以及蒙前人对中国的征服和元朝的发生。所以说，汗青始终是有大量的偶然性的。

若是我专门写一本讲汗青偶然性的书，我甚至或者还会写唐朝将领高仙芝率军与..帝国睁开的怛罗斯战争，若是打赢了，其时整个世界款式就会有重大改变，而且安史之乱或许就不会发生。

怛罗斯战争是唐朝安西都护府和..国度“黑衣大食”等中亚诸国的战争，它改变了唐朝和世界的汗青走向。

但汗青既然成长到了今天，要找出汗青是若何成长到今天的，你就得把它的纪律说清楚。我是逻辑能力、建构能力很强的人，我就要把我最时兴的逻辑拿出来，你爱指摘就指摘去，但这并不等于我不知道汗青存在大量的偶然性。

比来，我在写社会学方式论的时候，也一向在思虑怎么用好汗青的反事实假说。反事实假说有几大功能，第一，它迫使你想到汗青叙事有分歧的或者；第二，它迫使你想到为什么其余逻辑纰谬，是你的逻辑对；第三，它迫使你想到，你的故事有逻辑，但汗青并不就是按你的逻辑而成长的。

然则反事实假说也有好多误区，很轻易就酿成了抵赖。汗青反事实假说，因果链必然要短。好比，若是郑和下西洋先发现了新大陆，中国是否就或者像西班牙那样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

这个反事实假说之所以没多大意义，就在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哥伦布大帆海的目的完全纷歧样，你得把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革新才能吻合后背的或者性，不然郑和跑到新大陆，就或者只是去了一趟罢了。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再做一个反事实假说，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了苏联的四艘核潜艇，就往下扔演习用深水炸弹，想迫使潜艇浮出水面。

其时核潜艇上的苏联人认为战争已经爆发了，按照苏联的划定，若是紧要情形下无法跟莫斯科取得关联，就能够直接往美国发射核弹。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需舰长、政委和大副三小我一致赞成，最后是大副死活分歧意，才避免了对美国发射核弹。若是其时真的发射了核弹，然后美国还击，按照苏美两国其时的核弹数量，或者人类就没有了。

雷同如许的反事实假说，因为因果链路非常短，所以才能达到对汗青线性叙事的成功解构，恢复对汗青懂得的雄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