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樵︱倒放电影VS身临其境：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宋徽宗》

[原创文章：www.ii77.com]

[美] 伊沛霞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即出

616页，1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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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伯 樵

宋代在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最近十几年得到了很大改观。学术著作、民间网文，每提及此，引用陈寅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几已成为标准操作。而随着故宫博物院近些年一系列宋画展览、众多普及型宋史著作的出版，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持久不衰的文学影响与人格魅力，更是在坊间引发了一轮轮宋代文化热。

有趣的是，普罗大众对宋代皇帝的认识，却并未因宋代文化、经济地位在大众评价中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二帝，拜《水浒传》和《说岳全传》等通俗文学所赐，外加北宋灭亡、南宋偏安等铁一般的史实，其昏聩无能的形象、对奸佞宦官的宠信，早已在大众的历史文化记忆中根深蒂固。而在专业学界，虽然对北宋徽宗朝的史实已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与认识，但对宋徽宗（乃至蔡京、王黼、童贯）的评价基调，仍然多倾向于负面（如张邦炜）。

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于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一书（中译本将于近期推出），却体现了这位北美历史学家对宋徽宗这一颇为悲剧性的帝王的“理解之同情”。伊沛霞以其细腻生动的笔触、对历史现场的高度还原、以传记写作（而非学术写作）为导向的叙事笔法，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恢弘壮阔，但却倏忽间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画卷。

伊沛霞1975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其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从汉魏直到隋唐的世家大族及其与王朝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政治社会史研究课题。而论文出版之后，伊沛霞的研究兴趣从早期帝制中国开始转向宋代，并且趋向于关注社会史、女性史等学界热点，其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一书，此书也获得了北美最重要的汉学著作奖项——1995年列文森奖（二十世纪前）。2013年，伊沛霞更是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她也成为1997年史华慈、2010年韩书瑞之后第三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北美汉学家。

《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2000年之后，伊沛霞宋代研究的关注点从社会史、女性史开始聚焦到了北宋最具悲剧性的皇帝——宋徽宗身上。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她总共出版了三本有关宋徽宗的重量级著作：2006年与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合编的论文集《宋徽宗与北宋晚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2008年的艺术文化史专著《积聚文化：宋徽宗的藏品》（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以及“徽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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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徽宗朝的历史叙述大体围绕着传统“昏君奸臣”的亡国叙事：无论是徽宗对蔡京、王黼、童贯等人的恩宠，还是他对道教的盲目笃信，抑或对蔡京等人提出的“丰亨豫大”太平盛景的深信不疑，更别提作为一国之君的徽宗将过多的个人精力投入绘画、音乐、园林等与治国无甚相干的艺术创作与欣赏中——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为北宋倾覆所担负的累累罪证。

到了明代，徽宗本人的轻佻形象，及其身处时代的种种社会弊端，更是借由通俗小说《水浒传》被大众化、普及化。青面兽杨志先是丢掉了为徽宗修建园林的花石纲，后来又被晁盖等人成功智取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而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更是成为《水浒》后半部的关键情节——在后世的北宋印象中，徽宗牢牢地与声色犬马、奸臣当道等经典的亡国叙事捆绑在了一起。

伊沛霞的《宋徽宗》则有意避开了这一传统的亡国叙事。本书大体以人物生平为顺序，徐徐展开徽宗一生的画卷：徽宗赵佶是哲宗赵煦的弟弟，原本与皇位无缘的他，却因为哥哥的英年早逝，突然之间从王府中养尊处优的亲王，一跃成为了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登基伊始，就陷入了向太后、新旧党的政治斗争之中，他先是提拔了一批原被全面罢黜的旧党官员，之后又果断地选择了新党改革派。

在之后的将近二十六年中，他一面推进一系列社会..政策，兴办了大量学校，下令编纂了医典，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积极布局，将统治权集中到他个人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好大喜功，对宋代的国力、财力、军力缺乏自知；他将大量的个人精力和国家物力，投入个人享受之中，同时也通过尊崇道教和喜迎祥瑞来确立其统治权威。在辽金之间紧张对峙的关键时刻，一心想要超越父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徽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冲昏了头脑，在向女真人暴露了己方真实的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因为犹疑观望和方腊叛乱，错失了最佳的战略时机，直接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对身处后世的我们来说，在已知北宋灭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徽、钦二帝，总不免戴上“后见之明”的有色眼镜。尤其在那些志在以史为鉴的传统史学家看来，分析北宋灭亡的原因，必然要逆向地将之归结成统治者的治理失误、道德有亏——这几乎已经成为传统史论的一种经典化、公式化的推论。

但对徽宗这样一位才具平庸、眼高手低的帝王，伊沛霞更多的是投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意义上的理解之同情（Einfühlung）。在她看来，徽宗并非没有抱负和野心的君主，他缺乏的是与其抱负、野心相匹配的雄才大略和施政能力。比如，在历史上争议极大的“宋金同盟”问题上，伊沛霞不断地强调徽宗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处境和历史前提：无论是有宋一代对丢失领土的念念不忘、当时燕云十六州看似唾手可得的绝佳良机，还是朝廷中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争执，当然还有徽宗一直以来盼望可以达成超越先人成就的野心——在种种外因内因的交错缠绕之下，徽宗（及其臣僚）对局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而在当时，哪怕是对同盟持最激烈否定态度的保守派官员，恐怕也没有想到，这次决策失误，会让北宋如此迅速地走向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