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教师节：十年之后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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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慈母。她让学生们拿着小学生的作业本练仿宋字，教他们字要写得顶天立地，因为“字如人面，字如人生”。她还常告诉他们，“不比吃，不比穿”，要比学习和做人。旧校区墙上刷着一句标语，“笑破不笑补，哭辱不哭穷”。后一句，是一个学生补上的。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 秦旭东

策划 | 谷雨 × 99公益日

出品 | 腾讯新闻 × 腾讯公益

李真老师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京生找到十年前她用的手机号，拨过去，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没回音。他又辗转联系到当年和李真同屋的老师。她说李老师是在一个雨夜离开的，拖着行李，一脚深一脚浅，踏进雨里，从此失去了联系。

2018年盛夏时，27岁的京生突然想起了李真老师，想起了这个他们眼中“不仅是老师，更像是慈母”的老师。他建了个微信公号，发微博，求助媒体，发起寻师计划。

李真是京生的初三班主任，本世纪初，她从北方一所农场学校来到北京大兴区，在蒲公英中学教了几年书，带完了整两届的初中班级。这所打工子弟初中，非营利性质的，招收的都是“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学生，像蒲公英一样。京生1991年出生在大兴，但他是安徽人，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包含着复杂的情感。

京生的同学——“蒲公英”们来来往往，有人学完一学期，就跟着父母返乡了，有人为了升学不得不提前离京，从此杳无音信。李真老师也像蒲公英一样飘走了。

“联系她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基于我们学校的特殊性，师生流动性很大。” 京生写道。自2007年初中毕业后，他就没见过她。

让京生意外的是，“蒲公英”找老师的消息在朋友圈扩散。他在全国各地的初中同学，纷纷响应。李真带的下一届，2010年的蒲公英中学毕业生，也加入进来，找老师的“蒲公英”增加到四十多位。

这些已经长大的“蒲公英”，人生的道路各异。隔了十年的时光回望来路，这群打工子弟理解了很多事情，而像当年一样能容纳“蒲公英”短暂落地生根的地方，越来越少。

“蒲公英”的人生转向

为什么想找老师？京生难说明白。算起来，他和李真老师的交往只有一个学年多。

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长到四五岁，京生就被父母送回安徽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初二暑假，他到北京和父母相聚，就赖着不想走了。父母看京生瘦弱，心疼，留下了他。

当时，蒲公英中学创办不久。2005年，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郑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发现，大兴区西红门镇的老三余村、团河村一带有大量打工子弟，他们多是菜农的孩子。菜农们种的菜流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那是北京的“大菜篮子”。而他们孩子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多是小学，缺少初中，完不成义务教育。郑洪和伙伴们想创立一所初中，补齐这个缺口，并且要为这些孩子提供合格的教育。

蒲公英中学在南五环寿宝庄的废弃工厂里创立。从诞生始，它就像个异数。例如，它为打工子弟对接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还有形式多样的培养兴趣的课程，这于其他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来说，都显得很“奢侈”。还有一个区别，它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

2006年初夏，京生参加了蒲公英中学的测试。他的卷子答得不理想。他小学时成绩尚可，在老家上了初中，“学不懂了”，一度想辍学。李真看了他的作文，觉得文气流畅，鼓励他和父亲，“这个学生我要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觉得她真好！” 京生回忆中的李真干瘦，留着短发，喜欢穿黑衣和裙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周到和温和。

△ 2018年5月10日，美国东北大学志愿者在给九年级同学上阅读课。摄影 | 胡蓉

寻师计划发起后，京生看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蒲公英”们的故事。

来自河南的晓曼是李真带的第二届学生,她是初一来北京的。有一天她想爸妈，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第二天爸爸就回老家把她接来了。

到北京后，晓曼的上学路一度曲折。她在家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了一学期初一，学校就关停了。又去了一所公立初中，那里有学生打架，她害怕，转了学。她又陆续上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也都关了。

她的同学告诉她“有个学校可以上初三”，这里的老师“特别周到”，有安静的图书馆可以看书，和她之前上的学校都不一样。父亲扛着晓曼的被褥带她去了蒲公英中学。李真老师拿出一个饭盒和一套校服送给她，是李老师自己掏的腰包。李老师知道晓曼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家里负担重，又向学校汇报，找了一个捐赠方资助她学费。

“她知道我们不容易。”晓曼的同学瓶子听说有人想记录李老师的故事，正怀着孕，挺着肚子来了。

外地孩子在北京不能高考，瓶子当时本想早些回河南老家上学。父母却不让，弟弟和妹妹要靠瓶子看护。他们没上过学，忙于生计。他们觉得瓶子即使考上个一般学校，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她考得上清华北大，家里砸锅卖铁也会供。

瓶子没了底气。她在团河村一起长大的伙伴向李真推荐了她。李真去做了家访，把她领到了自己班上。

每年蒲公英中学的老师都要家访，这个制度是李真倡议的。学生陈南当时住得远，周末不常回家，常陪着老师满北京城跑，钻菜地、田间和工棚，找同学的家。李老师的一只腿不利索，走步一脚深一脚浅，她领着陈南，从城南的大兴公交换地铁再换公交，最远往东到过东四环外的四惠，往北去过北五环外的昌平沙河。

李老师随身带着一个本子，每次家访都要记下学生家里有几件家具，有几个孩子。蒲公英中学对接捐赠方，可以为一些贫困的学生减免学费。陈南猜，这是老师要看看谁家更困难，“把钱用在刀刃上”。

 △ 蒲公英中学大门。供图 | 蒲公英中学

树丽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到蒲公英中学前，她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只有七年级，父母想让她上完就辍学。在河南驻马店老家，女娃到了十三四岁，可以出门打工去了。

树丽敲开了蒲公英中学的铁皮门，李真是她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当天下午，李真到菜圃找树丽的父母，告诉他们，学校对贫困生可以减免学费，在北京不能高考，也并非没有出路。

早些时候，树丽把蒲公英中学的招生传单拿回家，上面写着学费只要几百元，父亲以为是骗子，急得甩了树丽一巴掌。那时候大兴的菜田，遍地的外地娃，一般上河南老乡办的学校，条件简陋的，也要上千元学费。

如今，树丽在美国的大学上学，临近毕业。她说，李真是影响她最深的一个老师。

十年后，为了寻找李真，这些“蒲公英”们接连开启了少年时的回忆。单个学生的讲述平实，看似波澜不惊。但类似的思念汇聚，他们发现，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个学校这么特别。

被逼出来的出路

晓曼记得一句话，李真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你们都能上高中”。

那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临近中考了。前天夜里，晓曼寝室里的女生们夜聊未来的出路，谈着“还要不要学”“要参加中考吗”“要不要上职业学校”之类的话题。她们担心成绩只够在北京上职业学校。

当时，如果有学生达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蒲公英中学会想办法联系一些学校让他们继续升学，比如私立高中或职业高中里的普高班。

寝室里的谈话被宿管员听到了，次日传到李真耳朵里。她让女生们在教室门口一字排开，罚做俯卧撑。末了，说了那句话。

王乐也记得这句话。这个安徽姑娘一度想放弃中考，李真打了几个电话劝回了她。返回后的课堂上，王乐有次和李真四目相对，发现老师一向严厉的目光变柔和了。她觉得那是李真在对她笑。

还有一句话李真常挂在嘴边：“不抛弃，不放弃”。这个口号也张贴在教室各处。“她对每一个学生都抱着期望，希望他们都能上高中，上大学。”瓶子记得，李真会把学业基础差的孩子安排在教室前排，盯得紧紧的。

要补这些孩子的学业基础，并不容易。一个研究团队曾在2009年对北京29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其教学成绩、师资水平等，甚至都不如一些贫困县的农村小学。因为教育的流动性和间断性，初中是打工子弟群体最容易辍学的一个学段。

2005年，蒲公英中学招收了第一批六十余个学生，只有两三个可以用拼音正确拼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在办学中，蒲公英中学的办学理念也逐渐明晰，要为这些孩子提供优质的初中教育，除了挖掘他们的学习乐趣，还要帮他们在课桌上打赢一场“翻身仗”，“打牢了基础，他们就能够走出一条路”。

到了李真班上，树丽像换了个人。她是班上最勤奋的一个学生，成绩常排前列，父母也高兴。而在小学时，她调皮，贪玩，还学脏话。父母想不如让她辍学了去找份超市收银或工厂的工作。树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好学了，“可能就是那个氛围”。

这个“氛围”让李真的两届学生都印象深刻。进入李真的班级不久，京生就发现老师是个“大魔王”。她像长了“鹰眼”，嗓门似扩音喇叭，坐在讲台上扫视教室，发现有上课走神的，当众就要揪出教训一顿。她在教室后支起一张桌子，在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时盯着学生。

每天五点，宿舍窗边敲打声骤起，李真在催他们起床晨读和晨跑。她的学生比其他班要多上一节早自习和晚自习，晚上临近11点才下课。周末他们周六就要提前来学校补课，当语文老师的李真也补习政治、数学等科目。英语李真不懂，就放碟片让学生跟着学。

这种“魔鬼教学”的节奏，在打工子弟学校很少见。等年岁增长，学生们才理解了李真，“她只能用她的方法来要求我们”，“因为在她心里，只有这样，我们农民工的孩子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京生也理解了李真当年为什么“强迫”他寄宿。他好不容易才来北京和爸妈团聚，他原本希望每天都有机会见到父母。

△ 蒲公英中学学生宿舍。供图 | 蒲公英中学

创办蒲公英中学时，郑洪和理事们就商量要为这些孩子提供寄宿条件。他们在走访时发现，打工子弟放学后往往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他们的住处逼仄，灯光昏暗，有的要帮父母干完活才能写作业。学生寄宿，有老师和志愿者帮他们补课。

京生后来是在“特别难受的时候”想起李真的。他现在在北京创业。路艰辛而迷茫时，老师严厉的模样从记忆深处浮出。

清晨六点的操场上，李老师大声呼喝着同学们跑圈。她拖着自己并不利索的腿，陪着跑。少年京生当时也迷茫，他长得瘦弱，跑得气直喘，李老师不准他放弃。北京中考体育也算分数，这群孩子学业基础差，体育可以补补分。

李真的严厉，是想让“不容易”的他们在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京生的父母辗转中国各地讨生计时，把大儿子留在了老家，京生的哥哥中考后就弃学了。

2007年6月24日，蒲公英中学有八十多名打工子弟学生参加了北京的中考，其中有一半左右通过了中考线。当时蒲公英中学为他们联系了海淀区的一所职业高中，让职高的老师教他们普通高中的知识。京生记得，升入这个“蒲公英”班的，李真的学生最多。

京生在这所职高上了三年高中，后来回老家复读了一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他们这一届高中“蒲公英班”的毕业生，三四十号人，后来一共出了七个大学生，包括一个美国杜克大学的。对于打工子弟群体，这是个少见的比例。蒲公英中学对毕业生的追踪统计显示，大部分毕业生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不乏辗转考上大学的。

而据学者宋映泉连续5年的追踪调研，北京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493名初中二年级学生中，后来只有88个上了大学，不到6%。 

备战高考时，京生一个人在老家一间出租屋学习，北京学的教材和老家学的差别很大，他咬牙坚持。他是蒲公英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唯一一届在北京的职高里上“蒲公英班”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那所职业高中后来不再招收这样的普高班了。

李真的第二届毕业生树丽觉得，老师对她的影响是“严厉之下形成的自律”，以及“全力以赴的感觉”。这种自律支撑了树丽在国外的求学。因为成绩优秀，高二时，她由蒲公英中学推荐上了加拿大的UWC学院（世界联合学院），又由那里考入美国的大学。这条路是蒲公英中学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的出路。

蒲公英中学还留存着李真的一份教学笔记。她记录了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考时等待入场时的情景——

有一名男生从下车那一刻起，就一直坐在水泥地上全神贯注地看书，他的表现引起了随行采访的《京华时报》记者的注意，她问我：

“老师，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某某某。”

“他可真用功。”

“是的，您如果问三（3）班的学生，哪个同学的学习最刻苦？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某某某。”

“可是，他的成绩却是班级最差的。”我小声地说。

“为什么？”记者的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

“因为他原来的基础太差，但他刻苦的学习换来了非常大的进步！”

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这位取得了很大进步的学生被选为代表致辞。他最终上了北京的一所职业学校。

蒲公英飘向何方

七年前，京生考回北京上大学时，想过联系李真。又作了罢，他只考了一所三本的学校，觉得不太好意思。他的同学蛋蛋也有类似的心理。她在一篇找老师文章里对李真老师说，“说实话，我很害怕见到您，感觉没脸见您”。

高考前，蛋蛋联系过李老师。她鼓励她，以后可以争取考到北大读研究生。蛋蛋是四川人，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因为奶奶生病，初一后去了北京，她在李真的班上成绩拔尖。

她后来回了四川参加高考，考入成都的一所大学。她怕这个结果李真不满意。她在文章中写，“如今的我，碌碌无为，也没有深造，我特别害怕见到您后看到失望的眼神！可又非常渴望见到您！”

对李真抱歉的还有晓曼和瓶子。她们都中途弃学了。

晓曼现在觉得，老师当时罚她们做俯卧撑，是想刺激她们自己想清楚未来。但越临近中考，她越没底气，她慌，自己还是学得不好，如果考不好，会辜负李真，也对不起捐助方。

中考前夕，她弃考了。她让爸爸去学校取回被褥，去了三次，李真都不放。直到同学都毕业了，李真带了新的学生，她自己去取，李真还在劝她，要上职校学一门技术。

瓶子也不好意思，她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学期高一就弃学了。家里有三个孩子要上学，她的学费一个学期几千元，爸爸当时又发现了糖尿病，家里负担不起。

还有个原因，她发现自己喜欢的数学跟不上了。高中的老师不像李真，会照顾他们每一个人的学业。

晓曼和瓶子的情况不是孤例。学者宋映泉发现，打工子弟群体教育成就整体不高，初中毕业生中能升入高中（含职业高中）的不足40%。

北京的打工子弟多数来自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他们幼年就跟随父母漂流异乡讨生计。当高考临近，求学的孩子必须返乡。这些省份都是高考大省，要走出一条升学的路，并不容易。

△ 同学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供图 | 蒲公英中学

蛋蛋在北京上完三年高中后回了老家复读，她拿题去问老师，老师爱搭不理。蛋蛋的同学丹丹，高二时回的老家，新的班级挤满了一百多号人，黑压压一片。为了追赶同学，丹丹疯狂买资料、做习题，短期内左右眼近视都加深了200度。

那年高考，河南有八十多万名考生，丹丹没能实现理想。她认为自己底子薄弱，怎么努力最终也没能拼过“从小就持续进行封闭式训练的同学”。

2017年，一篇以蒲公英中学返乡求学的学生为主题的报道，写了一些学生返乡后遭遇的冲突，在家乡“军备竞赛式”的考学现实中，在蒲公英中学培养的兴趣似不实用，“梦想破灭”。

这篇文章勾起了丹丹对李真强烈的思念。她想起了李老师如何在严厉的同时庇护着他们。她“强迫”他们午休，为下午听课储蓄精力。整个初三，李老师是班里唯一的“值日生”，包干了打扫教室的活，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学一会儿。

记忆还泛出红花油的味道。白天他们被李真催赶着跑跳起卧，肌肉胀酸。晚自习时，她一个接一个喊学生到教室后排，压低了声音，帮他们按摩大腿。

少年时，他们在细微处感觉着李真的善意，却还是不敢和她亲近。她低头瞪眼睛的样子不怒自威。

树丽想，李真对他们这群从小长在菜地里的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有的时候她比父母还严厉，犯了一点错，她都会责备，“但她也很关心你，会把自己买的饼干给你吃，或者打来的鸡腿让你拿一个回去给父母”。

李真当时让学生们拿着小学生的作业本练仿宋字，教他们字要写得顶天立地，因为“字如人面，字如人生”。她还常对他们说，“不比吃，不比穿”，要比学习和做人。蒲公英中学的旧校区的墙上刷着一句标语，“笑破不笑补，哭辱不哭穷”。后一句，是一个学生补上的。

△ 同学们在进行“三字经”背诵、默写、讲故事比赛。供图 | 蒲公英中学

“李老师应该是和校长一样，有一种教育理念，想帮助我们这样的孩子。”现在24岁的晓曼是一个2岁半孩子的母亲。弃学后，她先在汽配厂当了几年女工，随后去了商场当化妆品导购，业余进修了化妆技术，现在是资深的新娘跟妆师。弃学时她尚懵懂，等年岁长了些，她想起李真告诉她的话，“要学一门技术”。

让晓曼一直不能忘的还有接受捐助时对方的一句话。那是学校的一位理事，和蔼亲切，她对晓曼说，“女孩将来一定要学会一种可以让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

晓曼写下了对李真老师的思念，文章传播，那个当年捐助她的理事也看到了。她们搭上了联系。听说了晓曼当时弃学的理由，理事红了眼眶，她对晓曼说，如果当时知道更多，应该继续帮帮她。

晓曼解开了因为弃学郁积多年的心结。她又写了一篇文章，“我开心她（理事）没有忘记我，开心她没有责怪我，开心她愿意见我”。

这位理事说，他们明白，让每一个“蒲公英”都考上大学并不现实，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应得的教育机会更重要。他们办学中开心的是一些微小的时刻，比如学校典礼上让孩子们给父母洗脚的仪式。他们并不是倡导旧的那种“孝道”，而是希望这些孩子理解父母，学会表达感恩，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劳动者，他们脚上布满泥垢。当时学校只有一个锅炉，一锅水洗不完所有父母的脚，学生们排队等着锅炉水开。

晓曼想，李真不仅是中学时代的老师，更像是他们的严厉而慈爱的母亲。她想找到她，和她说说话，告诉她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这群打工子弟几乎与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同龄。1993年，一个河南人建起了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随后的二十余年间，这样的学校在北京萌发，生长，繁盛，而复遭遇几波关停潮，在夹缝中求生。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从2006年到2014年，北京流动儿童总数从37.5万上升到51.1万，打工子弟学校却从500余所减少至127所。打工子弟返乡越来越早，越来越多。

△ 蒲公英中学彩虹楼。供图 | 蒲公英中学

陈南想找到李真，是想找到一点少年漂泊岁月中的温暖。他初一就在李真的班上，到了初三，最开始的五十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了六七个人。班级是流动的，但是那三年李真一直都在。寻找老师，影响面大了，也许也可以和当年那些失散的同学联系上。王乐也有这种感觉，她还记得，自己被李老师劝回返校时，同学们在楼上朝着她欢呼。

后来李真老师也飘走了，离开了学校，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实在是件平常事。

十年后，“蒲公英”们开始通过网络寻找老师。他们说，想找李老师，不需要什么理由，它就像亲情一样自然。计划进行到第十七天，找到了。陈南通过李老师老家的一家自媒体，费劲打听，辗转联系上了李真老师。

李真在老家生活平静。她向学生们表达了关心和感恩，说一直记得大家的师生缘分，但是她怕学生们大张旗鼓，给她虚名，也给她打扰。

京生他们删去了在网上发的文章。他们准备不久后一起，去北京更北的地方，看望这个曾经的北京的家人。

（文中人物除郑洪、京生、晓曼、树丽外，均为化名。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点击“阅读原文”，为流动儿童建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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