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怎么污名化精神疾病的？

[原创文章：www.ii77.com]

看过福柯《癫狂与文明》的人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在对待“疯子”的普遍历史立场，福柯将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史追溯至中世纪对麻风病人的排斥。

不过，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是，俄罗斯将“疯子”视为圣愚（又被称为癫僧），这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特有人物。他们通常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传教士，脚上甚至套上脚镣的苦行僧，甚至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他们的声音却被解释为神谕。

而自电影工业崛起之后，西方主流在对待精神病患的态度上实际多是污名化的，那些著名的“疯子”形象往往与..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这种长期的被划分，使得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误解更深了。好在我们不断在更新对于精神病患的认知和词语描述，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待精神类疾病方面有了更加接近于真相的体察。

精神病理学家R. D. 莱茵（R. D. Liang，1927-1989）

出现在电影里的角色不一定都是疯子，但是电影总爱展现心智不那么健康的一面。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行业在规避什么不能讨论的话题——影片们在多愁善感和感官冲击的两个极端中间肆意打摆。在这种情境下，电影《疯癫之翼》（Mad to Be Normal）成了一股清流。这部传记片以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主角莱茵（Laing），是个复杂而又魅力十足的角色，他因激进而富于同理心的精神病治疗方法著称。

现实生活中，莱茵的言论非常激进（他称精神失常为“一种针对疯狂世界的绝对理智调节”）、反文化（他认为传统的社会“逼疯了我们的孩子”，还给他的成年病人开致幻剂）。他也一直与自己的心魔（包括酗酒和抑郁症）斗争。虽然如此，主流院线依然不太能接受一位心理不太健康的主角。《疯癫之翼》预告片中打的口号是：“有些人觉得他是个疯子……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圣人”。

《飞越疯人院》中把精神病医院刻画得像地狱一般——雷切特（Ratchet）护士正是反派中的代表人物

人类心智的复杂和脆弱，启发了不少相当具有创造性的剧作——但是主流的娱乐依然想要简单利落的解决方案。“精神错乱”（insanity）的定义本身就问题重重；它本身是个过时的医学术语词汇。瑞恩·豪斯（Ryan Howes）医生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一书中写道：“虽然是医学专家们给这个词下的定义，但是当下它基本上是个法律术语，而非心理学术语。”他还引用了Law.com对这个词的定义：“一个人的精神疾病已经严重到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的地步，并由于精神变态而失去行事能力，或者有无法控制的冲动行为。”

但大众对“疯癫”（madness）的认识还扎根在荧幕形象层面上——实际上，远甚于电影基于的原著和回忆录。一部像《飞越疯人院》这样的经典电影足以让观众们得出结论：精神病所是个毁灭人灵魂的地方。电影里个性活跃的罪犯RP·麦克墨菲为了逃脱监狱里的苦役假装自己精神失常，但依然没能逃脱制度的铁拳。

在电影对攻击性精神疾病的刻画中，有种观点根深蒂固：精神疾病会导致极端和骇人的举动，《闪灵》（The Shining）就是一例。

实际上，恐怖片主导着荧幕上对疯癫的刻画长达数十年——“疯狂”和..被划上了等号，这些角色往往戴着面具，或者有毁容的面孔，以增加惊悚效果。

有时候，超自然能力会和精神疾患者绑定在一起。《月光光心慌慌》里的大反派麦克·迈尔斯就是最典型的角色，他似乎是杀不死的。

从感官刺激到多愁善感？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维丁（Danny Wedding）博士在他的书《电影与精神疾病》中罗列了几个他发现的问题：“如《惊魂记》（1960）一类的电影延续了公众关于精神分裂症与解离性身份疾患（旧称“多重人格障碍”）之间的混淆；《十三号星期五》（1980）和《猛鬼街》让观众错误地认为，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是暴力的危险分子；《驱魔人》（Exorcist，1973）这样的电影则暗示公众精神疾病和被魔鬼附身可以划上等号；《飞越疯人院》（1975）之类的影片把精神病医院塑造成了和监狱没什么两样的地方，患者不被尊重，权利完全被忽视。精神疾病一直摆脱不了的坏名声多多少少和这些影片有关。”

《驱魔人》中被魔鬼附体的芮根

与此同时，电影还有可能唤起早已在不同文化、信仰中深深扎根的迷信与污蔑——认为精神疾病是超现实、超自然的观点也属于其中之一。学术文章《文化与幻觉：总览与未来方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化对经验的影响的确非常显著，对幻觉进行理解、分类……最终可能在理论和临床方面得出重要的结论。”

“男疯子”在电影中有可能以怪物的形象出现，他们也有可能是反英雄，或者是被历史曲解的人物。“女疯子”在电影中则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歇斯底里（hysteria）最早被认为是种女性疾患——在电影中，女性的“疯狂”和不理智行为频繁地被归结于性欲亢进——无论是法国情色片《巴黎野玫瑰》（Betty Blue，1986）中冲动行事、有自毁倾向的碧翠丝·达勒（Beatrice Dalle），达伦·阿罗诺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黑天鹅》（Black Swan）里精妙但程式化的疯狂，还是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Nicolas Winding Refn）的《霓虹恶魔》（Neon Demon，2016）都是如此。

《致命诱惑》

主流文化对“疯女人”的恐惧在《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1987）中依然延续着。片中，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女演员格伦·克罗斯（Glenn Close）饰演了一个从职业女性到被抛弃的恋人再到怨妇杀手转换的角色。

2017年在与《..》的访谈中，克罗斯反思了这个角色，她的思路相当清晰：“这个角色的定位是..的，而不是个需要帮助的人，这点让我很震惊。”在同一个采访中，在克洛斯在场的情况下，心理健康咨询师帕特里克·肯尼迪补充道：“说实话，没有比那个角色更能给精神疾病患者带来臭名声的了。那部电影的影响力太大了。而且不幸的是，格伦在片中的表现实在太棒了。”

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女演员弗兰西斯·法默（1913-1970）

有些影片则出现了从同情的视角刻画的有精神问题的女性，例如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受影响的女人》（Woman Under the Influence，1974）中的吉娜·罗兰兹（Gena Rowlands），或者杰西卡·朗（Jessica Lange）在1982年的传记片中饰演的弗兰西斯·法默（Frances Farmer，一位上世纪30年代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美国女演员）。

威诺纳·赖德（Winona Ryder）主演的电影《移魂女郎》改编自苏珊娜·凯辛（Susanna Kaysen）60年代被关进青少年精神病院的真实经历。和赖德共同出演的安吉丽娜·朱莉因为片中的角色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但是凯辛本人并不买账，批评电影是“夸张的胡说八道”。

值得一提的是，《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 Lining Playbook）并没有把精神疾病描绘得那么恐怖，或者有什么污蔑的价值，同时还着重强调了精神疾病治疗的重要性。

电影比其他的艺术形式更加需要讲圆一个故事——而依照传统，即便在最有同情心的故事里，“疯狂”也会导致悲惨的命运。在希腊电影导演尤瑟夫·夏因（Youssef Chahine）的杰作《开罗车站》（Cairo Station，1958）中，脆弱的年轻卖纸人齐纳维（Qinawi，由夏因本人饰演）遭到他爱的女人的排斥，他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当他被绑在束缚衣中时，他的看护人安抚他，试图让他相信自己身上的衣服是结婚的礼服。在达伦·阿罗诺夫斯基令人绝望的《梦之安魂曲》中，一位布鲁克林的家庭妇女，她的儿子以及儿子的朋友们因为各自的毒瘾在精神和身体上变得伤痕累累。

在21世纪，电影的确似乎开始逐渐地展示精神疾病更多元、更敏感的一面——《疯子》的导演凯瑞·福永（Cary Fukunaga）表示该剧的创作意图是要“探索人的心灵”，这可能就是信号之一。

艾玛·斯通和琼纳·希尔主演了网飞即将播出的新剧《疯子》

《我的忧郁青春》（Prozac Nation，2001）和《情归新泽西》（Garden State，2004）这样的影片则展示了年轻一代人的视角——吃药成了每天的日常，现代的康复中心和“服务消费者”替代了噩梦般的精神病院和病号，对精神健康的讨论也逐渐地正常化。

——这些电影有可能推崇、反映了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更深入认识；而与此同时，“疯狂”，依旧让观众离自己内心的脆弱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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