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颗人头：1870年“天津教案”的历史悲剧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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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约有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遂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不久之后，两名“人贩子”落网，官府在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和煽动，开始四出抓捕嫌疑之人。经群众公审，一名叫做武兰珍的迷拐犯迎合“民意”供称，其作案所用..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

消息传出，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于孔庙集会，书院停课声讨，愤怒的民众约万人之多聚在教堂之外，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教堂抛掷砖块。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丰不愿与民众直接交涉，他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争论中，丰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此举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还包括几名俄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焚烧了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

此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图：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内部。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左宗棠反对杀百姓为洋人偿命

教案发生后，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

教案如何了结，中外皆拭目以待。

在内阁中书李如松看来，教案的实质是：

“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进而，他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略微缓和一些，他对杀洋人兴趣不大，但希望朝廷借机禁止洋人来华传教、与法国断绝往来：

“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在回复征求意见的密函里，左宗棠也在鼓励朝廷：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喜欢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果群众起来闹事，他们就会变得慎重，不敢遽尔挑起战争。左说：

“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给朝廷提供的应对底线是：事件起因于丰大业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一些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他说：

“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左宗棠告诫朝廷，万万不可拿百姓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天下人心：

“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图：天津望海楼废墟前的中国百姓。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朝廷玩弄曾国藩

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这年的4月19日，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

“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类，是他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谕旨里殷切关怀他“最近身体如何”，却又意味深长地问他“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

教案发生在直隶境内，曾国藩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他如此表述了自己对处理教案一事的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全国舆论。曾本人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了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如其日记所言：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京城的湖南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 ，也“悉被击毁”，且将其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转瞬之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

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1）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

（2）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

（3）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4）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

（5）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 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其实，曾国藩至少还遗漏了一条非常重的文化背景：民众之所以如此“愚昧”，亦是朝廷和知识分子多年“教化”的结果。

事变发生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宣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其造成的煽动效果，可想而知。

更何况，当时的知识界也乐于传播这类谣言。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 《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等内容。

指责民众“愚昧”是容易的，追问民众为何“愚昧”，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是意味深长的。

借机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自是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动机还在于：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删减曾国藩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然后将其公开披露，给曾国藩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也就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对比曾国藩的“卖国行径”，朝廷的处理措施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所以才有了如下耐人寻味的情节：

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召集会议，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表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如，在给曾国藩的谕旨里，慈禧对处理教案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也是在这一天，由慈禧授意，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公开披露。随之，曾国藩被打成了“卖国贼”。

“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当然早就“得了主意”。

有了曾国藩的“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图：“天津教案”会审照片

二十颗人头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

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