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她活不了，我还是给她做了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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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难免遇到两难选择。

有时候，不管你做不做手术，病人都会死；有时候，可以做手术，但病人也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有时候，赌赢了手术的几率，但病人和家属都要在痛苦中度过余生。

很多时候，医疗的决策就像是风险投资，要权衡收益与风险，只有当收益大于风险时，治疗才是有价值的。

收益和风险怎样计算？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医生不仅仅要考虑医学上的不确定性，更多要考虑的，是医学以外的内容。

亨利·马什在新书《一个医生的自白》中，讲了这样几个故事：

—故事 1 —

如果变残疾，他宁愿去死

夜晚，马什接到急诊电话：一个 26 岁的病人，淋浴时因为自发性颅内出血突然晕倒。

从各项检查结果上看，马什认为即使做了手术，患者也不太可能恢复到有自理能力的状态，他甚至相当怀疑患者能否恢复意识。

马什跟患者的哥哥进行了一场谈话，向病人的哥哥解释，如果做手术让病人活下来，他也几乎不可能恢复到能够生活自理的状态。

「您比我了解他，」马什说，「他愿意因为残疾而坐上轮椅吗？」

「他喜欢户外活动，喜欢航海……他有自己的船。」病人的哥哥回答。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病人的哥哥终于说，「他讨厌变得残疾。有一次他告诉我，如果那样的话他宁愿去死。」

「我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马什说道，「如果他是我的家人，我也会这样做。我见过太多严重脑损伤的病人，他们生活得并不好。」

最终他们决定不做手术，病人很快死去，他的其他器官被用于移植。

—故事 2 —

明知要变成植物人，

家属依然坚持手术

马什在尼泊尔行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严重不可逆中风的老年女性。

病人的左大脑半球已经死亡，随之丧失的还有所有的语言能力、大部分的智力和个性，以及移动右部身体的能力，而且这些变化是永久性的，不可修复。

马什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减压开颅术来挽救患者生命，尽管很多文献声称应该推广这种手术。

他写道：

但是，如果病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智力和个性（大脑中与自尊有关的一部分），或者是失去了语言能力，他们又怎能有幸福可言？

你可能想家属的观点是或否和病人一致。脑损伤严重的病人通常很难理解或感知自身所处的困境，而脑损伤不严重的病人却会严重抑郁。

在某种程度上，最大的受害者是病人家属。他们需要全天候 24 小时照顾病人，而那人要么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或她了，要么会因为家人的照顾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但最终，马什的伙伴还是给病人做了手术，因为患者家人的坚持。

—故事 3 —

即使是医护人员，

也不敢面对现实

有个病人，严重中风、右侧大脑完全死亡。病人的女儿是个护士。

马什给病人做了颅脑减压手术，病人在术后几日内都还活着，但是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半身不遂，不省人事。

马什告诉病人的女儿，即使她的妈妈能够活下来，也会完全残疾，变得生活不能自理，智力和性格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她愿意那样活下去吗？」马什问病人的女儿，「这也是您和您的家人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我是不愿意那样活着的。」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想尽一切可能挽留她。」病人的女儿回答。

马什感慨：即使是医护人员也不例外，他们只是不敢面对现实罢了。

—故事 4 —

就算我不做，同行也会做

在尼泊尔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马什见到了很多没有存活希望的病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恢复好。

马什对搭档说：「即使病人恢复的几率很小，你们还是给他们投入大量的治疗。这种情况我只在美国见过，但尼泊尔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需要和其他的外科医生竞争，他们在印度或中国接受医学训练，为了..，他们会做一切可能的手术，就像在美国一样。如果我告诉病人家属没有治疗的希望，他们会去找那些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的医生，然后那些医生就会小题大做。过去我不会这样做，但现在不得不如此。」院长回答。

「这里的家庭关系非常牢固，病人家属无法接受不可救治的说法。如果我不给病人手术，家人会说医院不想做手术，他们会马上让病人出院，然后让别的医院给他做手术。虽然病人会成为植物人，但他的家人会很开心，并且还会损害我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