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考察

撰文：陈蕴茜 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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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女性与国家之间关系近年来成为国际史学界一个新的热点，而关于国家权力对娼妓的改造又是热点中的焦点。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和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娼妓的问题与现代性》是影响较大的两部专著。两书均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了上海妓女问题，并论述了社会管理者对娼妓进行控制甚而取缔的努力与策略。在论及废娼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两位专家虽然已认识到娼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但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将其归于政令不统一与策略失误。与上海所受到的高关注度相比，同时代的南京则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曾轰轰烈烈地进行过一场旨在“树全国政治之宏模，动友邦人士之观听”的废除娼妓运动。然而学界对这场运动却一直缺乏研究，宋明军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记述了运动的始末，并分析这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禁娼措施不力、财政困境、政治环境及男女比例失调。

但笔者认为，废娼运动的失败原因极其复杂，既有上述学者分析的原因，更有深刻的文化及人性等原因，尤其在曾经最具魅力并为世人心向往之的秦淮河畔进行废娼，其文化力量的抵拒更不容忽视。历史上，秦淮河畔就是一个集科举文化、青楼文化与民间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空间，随着近代社会变迁，秦淮河畔俨然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空间。南京国民政府对这样的空间进行改造，实际上是对一个复杂的多重意象文化空间的改造，必然会与大众文化发生遭遇、抵拒及妥协。但是，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把女性和国家作为研究的主体，其着墨之处多在于追述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忽略了事件背后所存在的文化因素。本文拟选取这一历史事件作为研究主体，并通过考察秦淮空间的历史建构及其近代的变迁与重构，来探讨以下既各自独立又存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一个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大众文化空间，她是不是无生命和任人操弄的；国家是如何来塑造自己和推行权力的；在国家权力与空间文化的较量中，两者的关系与地位如何。由此，推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秦淮空间及其文化特质

在南京，秦淮河自东向西穿城而过最后注入长江。这条与南京城自建城以来就始终相伴的河流承载着这座古都的历史与文化。沧海桑田，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过程中，秦淮河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负荷着多重文化意象的物质空间与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又常常同时呈现出多重面相，从而构成了复杂的空间特质与文化特征。

秦淮河旧传秦始皇时凿通江宁方山引淮水而形成的一条河，故名秦淮。秦淮河分内、外河，内河位于南京城中，其中夫子庙一带（即通济门至水西关一段），是十里秦淮最繁华之地。秦淮河最初作为天然屏障而被利用，自战国时越王勾践在秦淮河南岸的修筑越城开始，东吴孙权、东晋均依河而建城池与堡垒，并在河上建有浮桥。军事基地是秦淮空间最初的身份。河运时代，商业一般依河而兴，自东吴时期秦淮河南岸就逐渐商贩聚集，商业兴旺。六朝时更因秦淮河河身拓宽、又与太湖水系相通，成为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与物资通道。隋朝虽有短暂衰落，但因秦淮河是连接南方水系的重要河流，唐中叶后繁华依旧。及至南唐首次将秦淮河包入城中，这里成为城市粮食和商品的集散地。秦淮河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续至清代，商业一直在秦淮空间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随着商业繁荣与政权嬗递，秦淮空间的文化内蕴逐步得到建构。公元317年，东晋建都于南京，豪门望族纷纷聚居秦淮河畔，朱雀桥、乌衣巷、桃叶渡从此成为了永久的人文坐标。此后，秦淮两岸一直是世家大族的聚居地，人烟稠密，金粉楼台，十分繁华，秦淮河畔成为“富贵地、温柔乡”，构成南京城所为人称道的“六朝金粉”形象。明清时期是其最繁盛时期，朱元璋曾在秦淮河南武定桥一带设官营妓院——富乐院（又称旧院），以此促进市井繁荣，“各处将士妓饮生事，尽起妓女赴院入京”。随后，“又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搢绅宴集，用以承值”，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才有所衰落，但富乐院仍然存在，并因其繁胜而使秦淮名声大振。富乐院“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库钞街，妓家鳞次比屋”。清代，秦淮河因青楼依旧繁荣无比，“乾嘉以前，（妓女）散处各地，如姚家巷，东关头，东钓鱼巷，武定桥等。光绪中叶以后，改为群居制，一院数十人，群居于钓鱼巷。”秦淮河上画舫穿梭往来，“游程从夫子庙登客起航……东岸河房多为歌姬住处，往来游船每指谓某名姬住某处河房，……再前驶东岸为东关头，西岸为玉壶坊（旧名为御河坊），钓鱼巷，多为妓女与妓院”。秦淮两岸河房临水而设，画舫迤逦以游，丝竹入云，歌喉婉转，酒肉金玉……显然，秦淮河因娼妓、画舫等的存在而成就其名，秦淮空间成为代表着奢靡与柔弱却又是使人向往的文雅富庶之地。

文雅主要源于官学的发达。早在东晋秦淮河畔已设有太学，南宋时又立县府学考场，明初为乡试与会试考场，永乐年间，又扩建江南贡院，成为南方最大的科举考场，是南方士子步入科举仕途的必到之处。南宋时，河北岸建夫子庙，秦淮河畔成为崇拜正统文化、士子云集之地，官学文化与名士风流交融格局代代延续。生活在富有文化气息与灵性的秦淮河畔，即便歌女也是才华横溢，柳如是、董小宛、马湘兰，更不必提具有民族气节与风骨的李香君……秦淮八艳永远是世人津津乐道、历久弥新的故事主角。正所谓“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这成为秦淮空间众多意象中最为核心的景观。由士子参与共同建构、包涵青楼文化的秦淮空间风骚独领，秦淮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方。

但关注才子佳人的时候，不能忘记秦淮河畔也是大众消费、休闲、娱乐的空间。正月初一至十五的灯市，初五的迎财神，端五节的赛龙舟，六月初四的荷花生放河灯，秦淮河畔热闹非凡……最为独特的是六月十一老郎会，妓女祭祀管仲，赁船举办佛会，入夜竞放灯火，“妓者预招游客，置酒燕饮”。冬月十五，人们又涌至夫子庙旁的文德桥看月当头……许多家庭活动或私人聚会常常会选择在这里进行，如谢师宴、满月宴、庆家联欢等。民国时期仍然如此，1928年南京社会调查处的调查显示，夫子庙新年时“街武法戏”、“西洋景”、“舫茶社茶”的顾客人数最多。日常的秦淮是民众消费、休闲的天堂，人们可以到茶楼品茗，到戏楼听曲，还可以驻足街头观看杂耍，真是“五花八门，玩的吃的均有”。

由上可见，秦淮空间是多重意象的集合体：军事堡垒、商业中心、水运枢纽、人文胜地、风月场所和大众娱乐空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意象并不是线性的累进覆盖，而是“空间化”的同时存在，它们共同构成秦淮空间。当然，人们记忆中的秦淮空间意象较为单一，如最初的刚强的军事堡垒形象，在后人的记述中便很少被提起，而商业中心和水运枢纽这两层意象虽屡被提及，但仅作为秦淮地区繁荣的佐证和原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两层意象并不能清晰地指代秦淮空间，充其量只是其复杂功能中的两项而已。与这些带有阳刚之气或“正面”形象较多的意象相比，充满了阴柔气息的“富贵地、温柔乡”意象成为人们心目中秦淮空间的主体。直至今日，几乎每有提及秦淮的文章都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关键词：秦淮八艳、画舫、歌妓、文人、六朝金粉等等，以至于今人著文《秦淮文化不是青楼文化》为其正名。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秦淮空间的传统单一定位影响之深之远。如果仅以传统思维为导向，而缺乏文化整体观，那么，这一逻辑推导出来的必然是秦淮空间最本质的特征是青楼文化，如果将青楼文化去除，就可以成功改造这一空间。而实际上，秦淮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与演绎，其空间意象是多重的，其中士子文化是构成秦淮空间的重要内涵，即使到民国时期，传统士子文化早已随科举的废除而衰落，新式文人文化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夫子庙是书坊云集的地方，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们都到这一带购书，满街的古玩、字画更平添了几份文雅气息。秦淮河畔也是戏曲的乐园，文人也到清唱馆（歌女不化妆演唱京剧的茶社，又称戏茶厅）听戏，著名作家张恨水经常穿梭其间，并收飞龙阁台柱为女弟子，一时传为佳话，引得新闻界、文人及社会名流至飞龙阁听唱。人们在张恨水的许多作品中，还能领略到秦淮风韵。可见，秦淮文化是大众多元文化的复合体，这是构成秦淮空间的重要文化特质，文人、青楼、商业、娱乐、消费等源文化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秦淮空间的文化系。

明清以来，秦淮空间一直是南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青楼歌女、普通百姓共享的娱乐空间，雅与俗同存，但青楼文化因有士子文化相伴而呈现出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独特的文化品质与韵味而闻名于世，加之历代文人的书写以及人们对青楼文化的独特欣赏，以至于人们会不自觉地将秦淮文化等同于青楼文化。即使今日，当笔者对不同阶层的人士进行访谈时，一提到秦淮河，人们马上想到的是秦淮八艳与青楼文化。可见，在人们眼中，青楼文化成了秦淮文化中最突出的代表。

然而，近代以后，随着国家衰败，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止，没有才子相伴的青楼文化逐步失去其旧有风韵，走向低俗化，，而此时的秦淮河河道淤塞，水质恶臭，秦淮文化逐步丧失其原有品质，特别是当代表着“革命”与“进步”的现代政府建立之后，秦淮空间面临着被改造与重构的命运。

首都废娼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