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考察(3)

秦淮空间的改造首先从治理水道开始。民国以前由于两岸河房侵占河道，居民向河内倾倒垃圾，河身变得狭小而肮脏，以“致名胜之区，渐就湮没”。 1928年9月12日，市政府下令疏浚秦淮河，经过几年的治理，秦淮河水质有所改善，“河水颇为清洁”。但河道清理只是秦淮河空间改造的基础工作，秦淮河畔的文化空间治理才是此次治理的根本。为此，南京特别市政府将现代西式公园引入秦淮空间。近代以来人们已经将公园作为“文明”的象征与空间而加以推广，公园成为国家塑造新型国民的空间场所之一。秦淮河畔人口密度高，加之商铺林立，可谓寸土寸金，但是，政府还是修建了秦淮小公园，其目的是为市民提供一“高尚”的娱乐处所及受教育场所，并在公园内布置“含有党化意义及对于民众训练身心等各种标语”。1929年，政府又在秦淮河畔建白鹭洲公园，试图以文明、高尚的娱乐空间代替传统空间。为进一步通过秦淮空间的重构实现对秦淮文化的改造，南京市政府在秦淮河畔建成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夫子庙民教馆图书馆（又称第一通俗图书馆），并在夫子庙、贡院街设民众阅报处。此外，在夫子庙、中华路、评事街分别建立民众夜校，在夫子庙设“妇女职业补习学校”，为给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政府努力通过提高秦淮河畔民众的文化素质来提升秦淮空间的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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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秦淮空间的“肮脏”与“腐朽”并不是因民众文化贫乏所致，而是内在青楼文化的积淀，这是政府最为头疼的事，如何荡涤其内在的“杂质”？随着近代自由、平等、女权思想的宣传，秦淮空间在精英视野中逐步变成为“肮脏”、“腐朽”的空间，除河水淤塞、污浊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空间的“污浊”，即娼妓的存在使秦淮空间变得格调低下，这也是南京市政府迫不及待地治理秦淮河的原因所在，“将秦淮河的旧观全部恢复起来”，这里的旧观是指没有娼妓文化的空间。刘纪文一再呼吁：“秦淮河亦要赶快整理起来，把少数娼妓手中的龌龊所在整理一下，还诸全市民众，使大家有方休息得地方。”

画舫是秦淮河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也是茶社流动经营的场所，但由于画舫成为娼妓出没、赌客聚赌的场所之一，成为南京市政府首要改造对象。1928年9月12日，市府令“公安局取缔夫子庙对面停泊船只”，因为“夫子庙对岸向有涛园，悦来，得胜画舫三艘，专以茶社营业，停泊已久，妨碍河道亟应取缔。”秦淮船业工会..给市政府的申述呈文，称“秦淮画舫专供游子正当娱乐，并非为..抽头而设”，最后被驳回。有意思的是政府取缔的理由是画舫妨碍河道，而船业工会的申述理由是并非为..抽头而设。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取缔画舫更多的是从取缔..等活动的目的出发的，其用意仍然是为改造秦淮空间的气质。画舫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娼妓活动的空间之一，而且秦淮河之所以成为秦淮河，部分缘于画舫的装扮而使其成为一道流动、靓丽的风景。然而，由于娼妓活动于画舫之中，画舫也成为娼妓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国民政府在废娼的同时自然将画舫作为改造的对象。为追求“含有艺术的意义”，政府将原来拥有楼船的大画舫及小型扁舟废去，或加以改良，仅保留中等的画舫作为点缀。事实上，画舫并非娼妓所独占的空间，而是大众消费空间，大小不一的画舫各有其功能。据陈汉章回忆，民国初年，大小各式画舫栉次麟比地飘荡在秦淮河上，画舫根据大小不等而资费不等，最大的画舫上有船楼，悬挂着各色彩灯，富丽堂皇，人们可以在大舫上品茶下棋、聊天漫谈，甚至可以挥毫作画、吟诗作赋，当然也有征歌弹唱，声色娱情，红袖添香。小船往来穿梭其间，专门出售白兰花、晚香玉、茉莉花等鲜花，以及糖藕、糕点、水果、汽水、甜酒酿等食品，还有专唱“白局”（即南京白话）、演唱民间小曲的小船，拿着曲牌请人点戏，有孟姜女哭长城、小放牛等，这就是朱自清1923年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所描写的情形。大船停泊于大中桥附近，中舫、小舫（又称小漆板）则可往来航行。夜泊秦淮的画舫热闹非凡，时有诗歌雅集，时有笙箫幽咽，歌女弹唱，通宵达旦，这些画舫共同编织出富丽、妖娆的秦淮意象。许多富厚人家款待女婿亲戚、酬谢老师授业、医师治病，中等人家小儿满月、老人做寿以及文人会友，都在画舫上举行，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等级的画舫。但是，南京政府禁止大画舫入河，扼制了民众多层次文化消费的需求。后城内小火车延伸至中华门与宁芜铁路接轨，但市政府根本不考虑画舫通行问题，在淮清桥旁另建新铁路桥，桥面地平较低，大画舫无法通行，从此，大画舫只能在夫子庙至桃叶渡停泊。1934年，工务局勒令大画舫继续停泊秦淮小公园内，秦淮河上画舫逐渐萧条，“顿改旧时颜色，空舟系泊，横梗满河，至有任其沉没中流而无人过问者”，即使1935年南京娼禁有所松弛，画舫“虽稍稍兴盛，而欲规复旧观，已殊不易，诚有美人迟暮之慨。”南京市政府对画舫的改造，使秦淮空间不再那么富有生气。

不仅河上空间在发生变化，河畔两岸空间也被改造，这就是茶社与戏茶厅。茶社是秦淮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是社会各色人等的休闲娱乐空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由于历史上秦淮空间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的茶社具有浓厚的文化韵味，随处可见词藻隽永的楹联、古典雅致的店堂、香飘四逸的茗茶与特色独具的点心。茶社临河而设，在茶社里既可凭栏观赏秦淮风光，又可品茗消闲。在禁娼之前，茶社依然与传统茶馆无本质区别。但是，禁娼却改变了这一空间特质。众所周知，戏曲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在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均会有戏曲的天地。禁娼前，秦淮河上的3艘大画舫是歌女不化妆演唱京剧——称作清唱的场所。政府禁娼后，许多妓女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女，3艘画舫无法容纳众多歌女，于是，传统茶社演变为兼具茶馆与戏楼功能的戏茶社，后通称戏茶厅。政府在1928年9月19日的市政会议上就通过决议：“茶馆禁止点戏旅馆禁止唱戏”，但民间对政府的号令置若罔闻。民间戏曲是中国民众重要的娱乐方式，尽管历来为精英所不耻，常被称作淫词艳曲，但民间戏曲却依然以旺盛的生命力活跃在大众的日常娱乐空间。1929年，夫子庙戏茶厅已增至17家，有著名的天韵楼、新奇芳阁、飞龙阁等，最大的麟凤阁可容纳400人，天香阁也达300人，可见规模之大。当时在社会局登记、被批准演出的歌女有235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刘纪文曾在市政会议上提议取缔歌女及收回歌女证章，但未予通过，而清唱社与歌女数量仍在增长。至1931年4月，秦淮河畔清唱社增至18家，歌女则增至367人。为此，市政府规定以后不再发清唱茶社许可证。而对于越禁越多的歌女歌妓，市政府则规定由戏茶厅在夫子庙附近的指定各街巷内设一宿舍专供其居住，地点为钞库街、钓鱼巷、大石坝街、乌衣巷等。更为有趣的是，南京市政府后来将久负盛名的妓馆区域——东、西钓鱼巷改名为严陵东巷、严陵西巷，试图“以雅易俗”。就表面而言，秦淮空间是被改变了，但这次改变的主导力量似乎来自国家，而实际上是来自民间对于国家禁娼的回应，只是国家面对秦淮空间的反击再度进行压制，即通过空间区隔来实现对娼妓的管理。秦淮河畔戏茶厅的出现，是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

南京市政府努力推行“革命”之文化，造就“高尚”之娱乐，但秦淮空间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重构成一个“高尚”的、“革命”的、“艺术化”的空间，而是一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早市游客稀疏，午后锣鼓宣天，游人涌至，热闹非凡。露天杂耍有马戏、魔术、鼓书、说书、拉洋片等等，艺近粗俗，但以价廉吸引大量游客。”出版于1935年的《首都志》提到：“今市府禁娼，八年于兹，秦淮景象，非复当年。然歌馆影院，转益增盛，达一百余所。涉足其间者，日至五六千人，而沈迷于烟赌娼妓者尚众。”由此可见，政府改造秦淮空间的绩效并不理想，以至于《首都志》的作者还在呼吁：“若非导之以高尚之娱乐，而禁其旧染之污，乌能一变靡弊之俗乎？”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靠着政府的一厢情愿地“导之以高尚之娱乐，而禁其旧染之污”，就能一变“靡弊之俗”而将秦淮空间塑造成革命的、高尚的、艺术化的新空间了吗？

现代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

百废待兴的国家，寓意新生的首都，初创之时却把废除娼妓，这个似乎无关经济宏旨的事业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市府最近之将来，则有下列之数种工作，翼于最短期内完成者也。一关于马路方面……；一关于社会救济方面……；一关于卫生方面……；一关于废止娼妓方面……”，“关于公安方面，现在把市政会议决议的几件事来报告一下，第一是废娼……”。这次南京的废娼运动之所以在民国政府建立之初就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自有其深刻原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建设者们满怀着建设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豪情，而作为这个新国家首都的南京，更成了必须要尽快在各方面都能作出表率的“首善之区”。中国素有建立首善之区的传统，早在汉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 国民政府认为“首都乃全国政治中心，现北伐完成，训政开始之际，首都应如何努力建设，树全国政治之宏模，动友邦人士之观听。”更何况“南京为总理指定的首都”，因此，南京特别市政府始终将建立革命的、高尚的、艺术化的首都作为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官方的舆论导向遂注重借此宣传“革命”和阐述首都的模范作用。1928年3月21日，杨杏佛在南京市府的演讲中指出：“现在南京为我国首都，则全国人民应放开眼光，各负责任，将南京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以遗后世子孙。”这里的悖论是：以三民主义作为立国之基的政府，对于废娼中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却着眼甚少，显然，政府更多的考量是借助这场运动来达到其另外一个较为隐蔽的目的，即希望通过废娼运动来树立新政权权威。在现代国家权力场域中，废娼运动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才是南京国民政府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于是，废娼运动只是南京市政府扫除旧文化、建设新首都的一个方面而已。刘纪文上任之初就宣布要在1928年9月1日废除娼妓，并同时取缔卜筮、星象和麻雀牌等，规定所有店铺不准出售赌具。娼妓、..和卜筮星象同被市府列为“最近之三大取缔”，因此，必须尽早禁绝。可见，废娼只是秦淮空间系列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同时，这些运动始终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本府以革命的市民，绝不应有腐化的..行为”“本府以娼妓名词在训政时期事实上万无存在之理”，而卜筮星相“此种职业存在，最为革命首都之污点”，因此，都需以革命的手段加以禁绝，甚而废娼宣传歌也是仿照北伐时期著名歌曲的格式与曲调谱写的：

实行废娼，实行废娼，争平等，争平等，

努力废娼运动，努力废娼运动，快醒来，快醒来。

打倒龟鸨，打倒龟鸨，谋解放，谋解放，

全国废娼成功，全国废娼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场运动从其宗旨到手段都充斥了革命的理念和色彩，“革命”成了运动真正的主角。

前文已述，秦淮空间的特质和她在南京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性，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权力当然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秦淮空间。在这次国家权力试图下渗的过程中，南京市政府（也可以说是民国政府）选择了不同于以往历代王朝的办法，没有像隋朝那样用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摧毁秦淮河畔的物质建筑和迁移人口，也没有如太平天国一般用军事化的手段强行改造，而是希望用“革命的”、“高尚的”文化来替代秦淮空间原有的文化。南京市政府将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文化精神的塑造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革命”的基础。“‘革命先革心’，人心之善恶，风俗厚薄，政治良窳之所基也,人心之害不去,不惟无以厚风俗，即有优良政治，安能行之而无弊乎?”因此，在对秦淮空间进行改造时，必然以废娼等恶俗为中心。这里反映出的是现代国家对于自身所掌控的行政资源的极度自信和企图控制一切的强烈愿望。然而，事实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却并没有征服“柔弱”的秦淮空间。秦淮娼妓从未有一日真正被禁绝过，歌女全然不顾市府决议，依然佩着带有人格侮辱的身份标志——梅花胸牌出入于茶社旅馆之间，表明政府无力征服秦淮空间，而只能以妥协来终结这场改造运动。而且，民间对于秦淮空间始终有着自己的定位，1930年出版的《实用首都指南》仍详细列出秦淮空间中清唱茶社名称、地址及听曲费用、画舫等级及游资、大鼓书茶社与资费以及夫子庙露天游艺场等，秦淮空间俨然是大众游览、娱乐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