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考察(2)

政治权力对秦淮空间的改造并非始于民国，早在隋朝就曾出现过，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天朝政府再度厉行禁娼，虽然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军事化手段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代价是秦淮河商业及文化全面的衰落，秦淮两岸一片荒芜。直到曾国藩以救市为名重整画舫，再揽歌妓，秦淮风貌才有所恢复。秦淮空间是一个“异类空间”，是“边缘空间”，所以正统的、中心的力量总是想方设法要去占据她、支配她。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模范首都建设运动的发轫而拉开了序幕。 [好文分享：www.ii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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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建国之初首先要改造秦淮河，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的精英普遍都持这一观点。在精英的眼中，秦淮河是一条“污秽”的河流，钟敬文就说当时的青年们都称秦淮河“是一湾污浊的死水！”，“这种诅咒声，我早就从许多青年们的诗文中看到了。这样一条负载着那么华丽的历史荣名的河流，在实际上只是这么一回事，心中自然要求些惋惜的意味”，“他们那么的大失所望，或甚至于报之咒骂以泄愤。”。著名文人陈西滢也说：“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见一沟腌臜的臭水！……我知道叉麻雀和狎妓是中国最普通的娱乐”，但从没有在一个地方像秦淮河一样有这么多的赌局与妓女。不少精英认为，娼妓存在“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不是文明国家所应有状态”，娼妓“对于女子解放的前途，尤为莫大之障碍”，“致种族摧毁”。所以，禁止娼妓“是最严重而急于解决的问题”，必须“用政治力量，由政府颁布禁娼命令，严行取缔”。许多人更将娼妓问题看成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与民族进步的罪恶，会毁灭一个民族。社会改造论者与妇女解放论者是废除娼妓制度的最主要倡导者，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在《每周评论》发表《废娼问题》，明确提出应该废除娼妓。妇女领袖们更是将废娼作为妇女解放的根本任务之一。1922年，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就将“禁止公娼”列入其纲领之中。1928年，上海特别市妇女协会致电全国妇女协会及各省各特别市妇女协会督促政府禁娼，因为娼妓制度是封建余毒与恶劣习惯，这种“蹂躏人权，残害妇女之事实，竟能保留至今日，实为..之玷，国民革命之羞”，“要求..，督促各地政府，在最短期间，厉行废娼……以符..援助被压迫民众之旨”。南京市妇女协会则呈市政府，要求“严行废娼”。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生的“革命”政权不能不做出回应。此时的南京政府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对于首都严重的娼妓问题也深恶痛绝，甚至将废除娼妓上升至..政纲高度加以认识：..政纲“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必须“根本铲除”娼妓制度，这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重大要求”，如果不能废除娼妓就是“革命的中国..的最大耻辱”。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之下，国民政府将废除娼妓、重构秦淮空间作为首都建设的核心任务。

当时的南京充斥着各色妓女，政府对其抽捐，实行公娼制度。据1927年南京市政府社会调查处统计，纳捐的妓女人数为735人，而私娼人数更多。面对众多娼妓存在的问题，1928年4月，民间慈善组织济生会在南京市卫生会议上首次提议废除娼妓。5月，南京特别市市长何民魂提出要在两三个月内实现废娼。其后何民魂还在多次总理纪念周讲话上提到此事，在其即将离任的最后一次纪念周讲话中，废娼依然是他念念不忘、并希望极早日完成的事业。何的继任者刘纪文刚一上任就更加明确废娼办法和时间表：“本市娼妓定于九月一日禁绝，限期以前，应由公安局劝其改业或投之妇女救济院习艺、择配。如逾期仍有未改业或投院之娼妓，应即驱逐出境。至财政局所征之妓捐、妓馆捐由市府令自八月一日起停止征收。”据南京社会处的调查显示，1928年上半年此两项税捐月均分别为2341.0元和216.0元，而同期的税捐月均为35896.6元，在市政府的税捐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停止征收妓捐和妓馆捐两项，对于南京特别市政府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而政府为废娼宁愿舍弃这份收入，足以显示南京特别市政府禁娼之决心。

南京特别市政府在推行禁娼初期，不仅决心大，而且措施强硬，力图在短期内彻底禁绝娼妓。刘纪文多次在市府总理纪念周上表示，必须强行取缔妓院，勒令多数妓女到工厂做工，“能嫁人者许其自由择配，其中一部分老弱妇女，则送至救济院留养”。为此，市政府先后颁布《南京特别市市政府管理公共娱乐场所规则》和《南京特别市政府取缔私娼章程》。为保证废娼措施得到落实，市政府投入大量警力进行取缔，并拘捕、处罚经营私娼的鸨母。但是，刚刚新生的政府基础尚未稳固，社会控制能力极其有限，许多公娼闻风逃至镇江、苏州及上海等地。同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收容所来完成这项工作。1934年以前，南京仅一所收容所——南京市救济院妇女教养总所（隶属社会处），能够收容娼妓、歌女、童养媳等青年妇女的人数最多为74人。而1933年警察局一次送至该所的妓女、歌女及其他女性就达99名。这样的条件，远远无法收容众多的娼妓与歌女。据估计，1933年南京市约有私娼3000多人，而其中2000多人已经染上梅毒。收容能力如此之低，却要彻底解决娼妓问题，显然是蚍蜉撼树。直至1936年，政府尽力增加建设收容院，但一旦警察厅抓了私娼仍无法予以安置，仅钓鱼巷等处数百人也无处收容。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警察常借禁娼“无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馆房间”，甚至借机敲诈良家妇女，而对真正妓女则“罚款了结”。因此，禁娼问题不仅没有成效，反而成为扰民的举措，难怪连积极主张禁娼者都说：这样禁娼不如不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主张驰禁也”。

在这场运动中，南京政府既无强大财力与收容场所，也无社会控制力，更缺乏社会动员能力。虽然当时南京一般民众对于政府禁娼还是抱着极其欢迎的态度，“莫不额首称庆”，但仍有许多市民将房屋出租给私娼，而且笔者也未发现市民配合政府举报的史料。显然，涉及面广且缺乏基层配合，这样的社会运动是难以成功的，更何况这是一次与传统习俗、文化进行的较量。

史实表明，首都禁娼效果不如人意。首先是老鸨百般阻挠，妓女主动“投院”（即妇女救济院）者很少。其次，最为关键的是，在公娼被禁之后，许多人转为私娼以歌女的身份在茶社、旅舍继续卖淫。这种情形从开始禁娼时就存在，并且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28年9月19日，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在市政会议上称，东区“奉令禁绝娼妓后乃一船歌女穿青衣挂徽章出入各旅馆唱曲，形如从前娼妓一样…… 各娼妓有则另租房屋变作私娼，有则逗留旅馆秘密卖淫，而近日茶馆中更有参杂其间以致点戏之风大滋”。废娼成效甚微，以至三年之后，即1931年，首都警察厅厅长仍然频频颁布训令查禁私娼，但私娼人数依旧直线上升，与此同时，“私寮林立，梅毒蔓延，更为变本加厉”。

由于娼妓运禁越多，而秦淮商业因禁娼而变得萧条，商家纷纷呼吁开放娼禁。开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在舆论界广泛开展。妇女界坚决反对开禁，《妇女共鸣》杂志专门出版《娼妓问题研究专号》，《申报》、《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讨论文章，都反对开禁，甚至《中央日报》的记者也认为“首都为观瞻所在，绝对不可开的，但有许多商人籍口繁荣市面，千方百计设法开禁，不过我想，繁荣市面确是一个极不容缓之问题，但是繁荣市面的途经，很多方法可以采取，假如一定要开娼后市面才得会繁荣，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记者不敢赞成”。南京市政府面对困局，曾多次考虑开禁，市长、社会局局长都曾发表讲话，谈论开放娼禁问题，并于1933年11月拟定于次年开始实施《禁娼救济办法》，规定夫子庙、秦淮河以南钓鱼巷等区域为娼妓营业区，同时限制娼妓年龄，试图有限度地开娼禁。但女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舆论压力使此事不了了之。以后，对于开娼禁问题政府态度一直模棱两可，以至到新生活运动..的1935年，民间还有政府将开禁的传言，而政府则不断出来表态：“京市开娼说不确，市府无此准备”。由此可见南京市政府禁娼的决心与力度之一斑。禁娼一直是南京市政府的公开政策，政府还在夫子庙召开肃清烟赌娼宣传大会与展览会，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甚至在夫子庙前月池照壁上赫然写下“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巨幅标语。但是，1937年初，开放娼禁的传言又在社会上兴起，市长马超俊不得不出面否定。显然，政府对于娼妓泛滥问题束手无策，表现出妥协的姿态，而造成与开禁相同的结果。总之，自1928年至1937年南京沦陷前，禁娼运动一直是停留于表面宣传，政府处于不愿妥协而实际上已经妥协的状态，禁娼未能取得实质性绩效。

秦淮空间的“重构”

综观首都废娼运动全过程，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场禁绝娼妓的运动，更主要是一场国家权力对空间全面改造、重构的政治运动及文化运动。娼妓文化兴盛并俨然成为秦淮文化代表的文化空间当然不是国民政府塑造模范首都所要的空间，因此，1928年的废娼运动必然是对秦淮空间的改造，并将秦淮空间重构纳入南京“都市的革命与进化”进程，这既有出于废娼现实的考虑，也有出于对文化资源进行占领和再造的考量，因为这里沉积着南京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是南京城的象征。

在南京市政府看来，秦淮空间必须是一个清洁、文明、高尚、艺术化的全新的“革命”的空间，因此，必须对秦淮原有空间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秦淮河及沿岸自然地貌的修复；二是对秦淮空间中的社会环境进行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被同时纳入到了国家治理的范畴，两者在政府的眼中是富有关联的，甚至社会环境是造就人们恶习的渊薮。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在建玄武湖公园时就称“嫖赌吃鸦片，都是社会环境逼成的，要是人们的环境好，自然不会染此恶习惯”。在他们的逻辑中，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改善了，人的素质自然就能被改造被提升，因此，改造秦淮空间也必须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整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