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考察(4)

恰恰因过分迷信“革命”的功能与国家权力的效用，使得南京市政府在废娼时忽略了大众文化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理路与延续性，无论是在废娼的同时限制画舫与戏茶厅发展，还是在禁赌的同时禁止店铺销售麻将牌，都说明国民政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废娼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也曾在改造秦淮空间时注意修建小公园、图书馆及夜校，希冀提升秦淮空间的品质，但那也只是政府用“革命”的、“高尚”的空间取代“腐朽”、“落后”的空间的一个反映。总体而言，南京市政府还是将娼妓问题视为相对孤立的社会现象。对此，当时的警察厅都有过批评：“然娼妓之由来，于国民道德经济，关系綦切，治标而不治本，仅因应于一时，究难绝其根株”。事实上，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待大众文化的一贯立场。以推行国历、废止旧历为例，国民政府每年下令禁止民间过传统农历春节，认为“一切旧习，亟应积极改革，咸与维新”，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被国家力量所涤除，民众习惯于庆贺农历新年。南京“每逢废历年节，仍多闭门停业”，首都警察厅只得下令不得“关门闭户，张贴春联，敲锣击鼓，迎神赛灯燃放鞭炮等事”。事实是，民众根本不予理睬，而遵行南京人“财神日不游夫子庙一年不吉利”之习俗，初五公开在夫子庙前举行大规模的迎财神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每年官方报道都是：“废历新年，民间俗例难移，京市各商店咸闭门休假，锣鼓喧天，香烟缭绕，而尤以夫子庙一带更甚”。由此可见，文化传统不是行政命令所能轻易革除的，它具有历史传承性，国家权力试图斩断它的发展并重构秦淮空间是徒劳无益的。

[转载出处：www.ii77.com]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曾经指出，文化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这种意义模式已经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人们的生活延续而得到传承。由于秦淮空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文化品质，大众文化在期间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国家权力不可能轻易改变其发展方向。所谓大众文化，虽在史学界与其他学科中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但笔者认为，美国学者在《晚期..的大众文化》一书中所用的宽泛概念是非常可取的，作者指出：“大众文化是由非常广泛的现象所组成，从住房到民间..，从水利技术到皮影戏”，它应该可以囊括习俗、消费、娱乐等多重文化现象，并且可以涵盖了部分精英文化。在秦淮空间里，狎妓、..、娱乐、观光、休闲都是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其间的士子文人、达官贵族、市井商人、娼妓歌女、平头百姓都是活动于这一空间的主角，这一副大众文化的图景是极其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面对这样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娼妓问题，政府如果仅以简单的行政手段加以铲除，而不从人性、习俗、文化、传统进行全面反思，那么，肯定会遇到阻力。而且，政府自身的社会控制能力也未强大到可以控制到每个个人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有限且无视传统的改造必然遭遇失败，因为人们的日常习俗为娼妓的孳生与存在提供了深厚的壤基。在中国，狎妓历来被视为男子正常的社会行为，甚至在文人雅士中广为盛行，是风流倜傥的表现，狎妓是许多男子接受的日常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习俗具有顽固的特性。正如时人的分析：歌妓的存在是由于消费者与歌妓构成了“此以是求，彼以是应”的格局。然而，南京市政府并未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迷信革命的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迅速改造秦淮空间，以为只要将娼妓与大众文化割裂开来就能达到“净化”目的，而未从大众文化的整体脉络去思考对策。

文化总是有其整体性与延续性，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的较量并不能够完全获得胜利。一种阴柔的力量在与强大的力量较量时，要么被彻底消灭，就如同隋朝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秦淮空间，面对强大的外来压力，秦淮空间荡然消失；要么以变通的方式，继续经营、建构着自己的空间。由此引发思考的是：所谓现代的、文明的国家是否就完全有能力无视传统及文化的力量而肆意对秦淮空间进行宰制与操弄？空间是不是没有生命力的？她是不是面对现代性的力量而束手就擒，并按照政府的意志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所为已经证明那是徒劳无功的。秦淮空间不是死的、僵化的物质空间，而是由文化、人及其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空间，它有自身的发展理路及力量。虽然其空间内质中青楼文化占相当比重，但青楼文化仅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织部分，秦淮空间里的各种文化相互关联而结构成一个整体，尤其千年来这种传统文化结构已经定型于人们的头脑、日常习俗中，当现代性力量进入时，如果无视这种结构与力量，那么它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笔者无意倡导娼妓合法化，但是，在解决娼妓问题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值得深思的。在对旧有文化进行改造时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才是文明的、疏导的而非简单的、高压的？南京国民政府恰恰简单地将“革命”、“高尚”、“文明”的文化塑造寄托于政府强权的政策力量，结果是杀鸡取卵，秦淮河丧失其原有空间特质，变成一潭死水。于是，民间一直以看似微弱却坚忍的力量致力于秦淮的复兴。

明清以来，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一个“女性的”秦淮——唐璜而柔弱，消极而污秽。然而，这个以阴柔气质为主的空间却有其独特之处，她总是力图从内部改变而不是从外部抗击试图改变她的种种力量，用她的过去来征服现实，让进入到这个空间的人在自己想象中重构秦淮，而其眼前的秦淮无论繁华还是衰败都无法与“过去”富丽的秦淮相媲美。秦淮空间的历史积淀转化成为一种力量，逼迫着进入这一空间的人们在头脑中追忆“从前”的秦淮，而那时的秦淮永远是一处“温柔乡”。梁实秋感叹：“秦淮河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像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真实的还要好几倍。”。钟敬文也对眼前的秦淮河感到失落，“因为我们脑里先装有许多关于它的来源及进过的历史、故事。今朝亲到此地，见黯绿的河水，想繁华于当年，自然不免油然生感了。”这些追忆都在强化着秦淮空间的文化特质，而对现实的秦淮空间产生着不满，让人们向往着“逝去”的秦淮。

回顾史实可以看到，大众文化从来都是有着生命力的，即使是面对强权所做的退缩也是短暂的。南京市政府并未通过废除娼妓、改造秦淮空间而树立起权威，也未达到占领边缘的目的，相反，在权力的重压下使得文化出现了断裂。“秦淮景象，非复当年”。即便在《最新首都指南》盛赞南京废娼得力的知识精英，在同一书中谈到秦淮河时，不免畅想往日秦淮“周围数十里间，闆阎万千，商贾云集，最为繁华……且六朝金粉，金陵轶事，至今传为美谈。凡言金陵者，无不联想于秦淮也。故南京之有秦淮，增色不少。河中昔有画舫，载歌载游，人咸称乐地焉”，感叹禁娼以后“莺莺燕燕，销声灭迹矣。因之画舫生涯，亦一落千丈，非复往年之盛况”。 废娼导致大量公娼逃出南京，而私娼反而转盛。笔者无意将秦淮文化定义为青楼文化，但不争的事实是，高级妓女的存在是秦淮空间保持其一定文化品味的一个基础：“结驷连骑，选色徵歌，转车子之唯，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科举废后，南京再废公娼，导致私娼转盛，秦淮空间原有的文化品味进一步消失。

尽管秦淮空间因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出现了衰落，但还须看到秦淮空间及大众文化自有其内蕴的力量，面对外在的权力干预，她不是通过正面的对抗，而是通过迂回的、暗中的反抗来化解国家权力并对其进行改造。从前的娼妓可以变为歌女继续在这里操业，而当1934年政府禁娼有所松懈时，秦淮空间又出现了画舫迤逦、歌声震荡的景象。 30年代秦淮空间依然保留着大众娱乐、休闲、消费空间的特质，政府所决意革除的东西依然生机盎然，南京市警察厅无可奈何：“至秦淮画舫，由来已久，都人士女，于五六七八各月内买悼往游者为数甚多，而鬻歌卖唱之流，亦乘时兴起，因是游人既种，良莠难齐，不肖之徒，辄有妨害公安于风化之举动。”显然，秦淮空间与大众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发展。

结语

首都废娼运动的兴衰昭示了秦淮空间的生命力和国家权力的局限性。当代著名空间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苏贾（又译索雅，Edward W. Soja） 曾深刻地指出,空间不是无生命和任人宰割的。..人类学家黄应贵也说：“空间是独立自主而有其内在逻辑的，但是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或要素必须共同一起运作而不可分，尤其与人的活动不可分”。文化总是附着在一定的物质空间中，而对一切物质空间的控制从根本上讲是对在这个空间中进行活动的人的控制。南京市政府在改造秦淮空间的同时，对空间中的人也进行着改造，希望通过废娼来规训而不是解放妇女的身体，使之能符合“建设庄严璀璨之首都”的要求，并在规训妇女身体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训男人的身体，使之不再沉迷于其中，而能成为新国家的建设者。

由于秦淮空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能转化成一种可以对人产生影响的文化力量，所以，她在与国家所掌控的行政力量的对抗中并未处于明显的弱势，在国民政府禁娼疏漏的空隙中，秦淮空间依然通过她固有的方式在为人们提供着休闲和娱乐，并且将历史上繁华的秦淮意象传达给每一位进入秦淮空间的人。即使斯人已无法亲身感受，但也会在头脑中重构出这样的场景，反而眼前的秦淮河倒变得不真实了。在控制人的活动方面，这种空间文化的“软力量”显然胜过了国家权力的“硬力量”。国家权力在渗透和改造中遇到了文化的有效抵抗，它无法完成其原初的目标，禁娼以失败而告终。笔者以为，这里包含着权力向文化妥协的意味。国家权力意识到了文化的生命力和自身的局限性，开始探索与文化合作的可能和方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改造了权力。

对秦淮空间及其文化特质的追述及对首都废娼运动的考察表明，秦淮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意象的空间，好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中的一个坐标，或文化地理学上的一个标本，而是一个有着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主体。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空间及其文化，时间的积累不可或缺，而放弃空间及其文化作为分析的视角也是不可取的。空间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控制社会的资源，在国家权力的推行过程中必然是作为被占领的目标之一。但是国家权力并不是畅通无碍的，空间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质，如果不顾及这些而一味推行国家意志，那么后果往往是与国家意志相违背，同时将导致文化出现断裂与衰变。总而言之，空间与大众文化不是无生命和无言的，重视这些因素，对于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现实困局都有益处。